《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严景耀创作的法学著作，1934年首次发表。

全书包括导论、中国的犯罪统计、破坏家庭罪、侵犯财产罪、政治犯罪、杀人犯、吸鸦片犯、犯罪者的文化和结论10章。作者在该书中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大量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用进步的，科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犯罪问题。

该书系作者的博士论文。作者早在1924年在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时，就立志从事犯罪学研究，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于1927年亲自到京师第一监狱充当“志愿犯人”，通过实地调查撰写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1934年写出了《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作者认为，犯罪与文化的关系深刻而密切，社会变迁引起新，旧法律观点与道德规范的矛盾，许多人由于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失去方向，不辨是非，不谙法律而犯法。“犯罪行为是在突然的和迅猛的社会变化中所发生的，是在和新的让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是在新形势下，谋求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在这些．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犯罪是社会制约失效和社会解体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犯罪问题应当看作是城市社会生活失去家庭控制的表现，也是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的结果。”犯罪人多为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他们是在迅速改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适应能力的受害者。有些犯罪是所有的社会阶层或经济地位的人都会犯的，但只有社会底层或穷人犯法才会被捕捉治罪。

政治犯是企图推翻社会上高层人物、统治阶级的犯罪。作者将反对政府的政治犯罪分为两种：“一种是企图恢复旧制度，复辟旧王朝，是反动的；一种是努力建立新秩序新政府，这类政治犯属于社会上的进步势力和激进派，他们是未来的社会秩序的先行者。保守者主要致力于维持现有的秩序，当·第二种政治犯力量强大到使革命胜利，使进步者激进者掌握权势时，保守者在新秩序的目光中就变成第一种的犯罪者了，这一种的犯法者在新秩序巩固时，它的数目就会减少。”作者认为，政治犯的犯罪者在谋求公众的利益，普通犯罪者在谋求个人利益。“共产主义运动反对政府的犯非说明它越来越和人民站在一边，谋求人民的福利。”反对政府建立新秩序的犯罪目的主要是经济的，它的目的是提高那些被压迫的工农大众的生活，因为他们在旧制度下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因此，“反对政府建立新社会秩序的犯罪，可以看作是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寒暑表”。

作者还在书中揭示了犯罪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职业犯罪者的组织都受某时某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与之相适应。它与当时的文化密切相关”。职业犯罪者有他们自己的意识，行为准则、语言和仪礼，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犯罪技能也只能用文化来解释，它是中国文化技术系统的一部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是文化的两个方面，缺少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无法解释，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两者的分界线是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

通过对比研究，作者还发观了犯罪现象的一些规律性特点。例如，男犯比女犯多，因为男犯比女犯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女犯的年龄一般比男犯高。城市越大，犯罪者的年龄趋向更小些。但当时中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并不严重。性犯罪及暴行在夏天比较多，在冬天比较少。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经济犯罪特别多，而在夏季则显著下降。

通过对犯罪现象与原因的研究，作者提出了预防犯罪的一般原财，这就是“预防犯罪需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作透彻的和勇敢的再检验，对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应以不停顿地与之相适应的观点来观察”。作者认为，解决犯罪问题的办法只有依靠进一步的细致的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及其系列论文代表了早期中国犯罪社会学调查和研究的最高水平。

吴桢根据作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存的博士论文打字本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严景耀，浙江省佘姚人，1924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28年毕业后留校为研究生兼任助教，讲授犯罪学。 1930年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 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因参加平滓进步教授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而，被迫离开燕京大学。1947年严景耀回到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慨论”“社会变迁”“犯罪学”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和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讲授政治课，兼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他和钱端升等人筹办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该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1973年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49年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以后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1976年1月12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