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是一门学科，中国高校社会学建设已走过百年。1913年，作为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后又在杨树浦工厂区建立“沪东公社”，成为师生社会调查和实践中心，逐步开设了人类学、理论与应用社会学、社会调查与社会问题及公民学等诸多课程。

对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史的划分，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①分为4个阶段，即输入期(1898-1917)、移植期(1918～1925)、萌芽期(1926～1930)、建设期 (1931～1949)；②划成3个阶段，即萌芽期(1840～1918)、开始期(1919～1930)、建设期(1931～1949)；③亦分 3个阶段，但起始有别，即萌芽期（1903～1911）、发展期(1912～1928)、比较发达期(1929～1948)。对中国社会学史总的划分另有一种观点，即5阶段论:发轫期（1891～1910）、萌芽期(1911～1918)、幼苗期(1919～1927)、成长期（1928～1948）、改革期(1949以来)。我们认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分为3个大的阶段:①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末～1929)。以1919年为界，前期可视为传入期，后期可看作传播期。②中国社会学的建设(1930～1949)。以1937年为界，前期称为成长期，后期可视为建设期。③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1950～1989)。以1979年为界，前期为调整与停滞期，后期为重建期。

今文学派既是儒学的一支，又不是正统的。他们思想活跃，比较容易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该学派的观点新旧混杂，中西融合，在传统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内容。今文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关心社会,参与政治,鼓吹变法。他们强调变革和通经致用,将创新变革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变革。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又是改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人主张中国应走维新变法的道路，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向西方学习。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先是学习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即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保持中国的伦理纲常。甲午战争及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使中国人认识到，学习西学不但要学自然科学,而且还要学西方的社会科学,并偏重于后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被介绍到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

传入的主要途径与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从创立阶段进入形成阶段。中国思想学术界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通过不同的途径，引进和吸收了西方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观点。

维新派的贡献 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论、平衡论、社会有机体论及同类意识等理论，对中国维新派的影响较大。他们在维新变法的社会改良运动中为社会学的传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康有为在其著作中，融合了中西社会学说，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进化的。他将社会进化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3个阶段，从根本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点，其中涉及社会发展、民主制度、国家、家庭和妇女等社会问题。梁启超继承和发挥了康有为的观点和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他说“群”是天下之公理，万物之公理，同样“变”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指出“群学”（社会学）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学问。他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并以此来论证变法。在维新派的激进派人物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中,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学说。他在《仁学》(1896)一书中，最先明确采用“社会学”一词，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谭浏阳全集》第4册）。章太炎则十分赞赏H.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F.H.吉丁斯的同类意识论。他翻译的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即综合了这两家的学说。他在所著《訄书》一书中，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了对比，提出了从政治到经济制度的社会改造设想，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人口、语言、文学、心理、宗教、风俗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首先引进了社会进化论，并根据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情况,特别强调3点：①宇宙是发展进化的,社会也是发展进化的;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③民主和自由是社会变法的主要内容。严复还翻译了大量社会学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夹叙夹议地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1903)。严复不但介绍了社会学的理论，而且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方法。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富强的关键是科学的发达，而科学发达是由于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于运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的科学方法，就是中国早期社会学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维新派不但把社会学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且还用社会学的理论培育人才。康有为早在1891年就将“群学”列入万木草堂的教学大纲中。严复曾指出《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并把社会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课程。

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通过外派留学生、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人办学等多种途径。中国留学生主要被派往欧美和日本,其中以留日生最多。1905年以后派出及自费留日学生每年竟达1万～1.5万人之多，留学生中学习师范、法政、经济者居多。19世纪末,日本的一般学校均已开设社会学课,尤其在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更为普遍，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学过社会学。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传播社会学的先导，中国第一位讲授社会学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学法政的留学生。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和讲义，其中不少含有大量社会学的内容。早期社会学书籍多译自日文，如1902年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同年另一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的中译本问世。1903年吴建常转译市川源三日文译本（原为吉丁斯所著）《社会学提纲》，1911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等。

中国学生大批去欧美留学是1909年设立庚款奖学金之后。留美学生朱友渔较早主修社会学课程,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中国慈善事业》。回国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早年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15年与梁宇臬合著《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社会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并主持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早期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学界的先导。

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或设置社会学系。教会学校也成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重要场所。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A.孟教授任教，采用W.白芝霍特的《物理学与政治学》一书为课本。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学者B.葛学博创立社会学系，由葛学博、H.S.白克令、J.Q.狄莱等任教。清华学校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C.G.狄特莫等来华短期任教。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社会学调查。沪江大学1917年成立的沪东公社，在上海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并进行社会调查。1917年清华学校狄特莫教授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 195家居民的生活费进行调查。1918年他又指导清华学生，对校役的生活费进行调查。1918～191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J.S.伯吉斯(又译步济时)与美籍教士S.D.甘博，对北京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发表，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

在社会学传播的过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是较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瞿秋白、陈长蘅、陶孟和等是其主要成员或负责人。该会宗旨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该会会刊《新社会》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有关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记载社会事件、批评社会缺点、反映社会实况的文章。特别突出的是大量讨论了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妇女、婚姻、劳工、自杀等。

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是适应了中国社会本身的需要。在帝国主义入侵,封建统治腐败,国家危亡的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变，中国社会思想需要更新。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从西方社会学中吸取养料,吸收了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平衡论以及同类意识等学术观点，为中国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文化转变时期注入了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新内容。

社会学专业主要培养掌握当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主要理论，熟悉社会学研究方法，了解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和汉语写作能力，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行政与管理，能够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等工作的高级人才。

社会学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组织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产业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问题等40余门课程。

截至2005 年，全国高校建有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70 多个，社会工作系和社会工作专业186 个，有专任教师约4000人，在校本科生和专科生约4 万人。全国社科院系统和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系统设立社会学研究所50 多个，专业研究人员近千人。各重点高校和重要科研机构设有博士点16 个（25），硕士点97（115），招收博士研究生160 人，硕士研究生1083 人。社会学分支学科已经达到40 多个。全国建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等一级学会、中国农村社会学会、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会等多个二级学会以及一批专业委员会，2006 年学会还新批准成立家庭与社会性别专业委员会。各省也普遍成立了自己的学会。另外，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还建立了若干实体性的和非实体性的相关研究中心。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学界老前辈和新生代的共同努力下，在与国际社会学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机构和队伍方面获得空前发展。社会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基本建立起来，教学科研机构在全国各地的布局初步形成模样，教学科研队伍初具规模，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科研能力以及参与国家建设事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与国际社会学界对话交流的空间不断扩大。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两年来，欧美社会学的大量经典著作以及重要当代著作被译介进来，其主题几乎涵盖了社会学的所有重要领域和部门，为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础提供了广泛的智识支撑，为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和论题范围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示范，为提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内涵质量和规范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标准，也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并结合当下的中国经验发展本土社会学理论提供了思考进路。两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建构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更加明确。大家普遍认为，对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和研讨固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运用社会学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和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经验考察尤其是实证研究，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总结现代化中国经验，发掘其中的理论蕴涵，进行理论抽象和创新，乃是更加重要更为基础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