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百年前，当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候，王国维在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曾经大声疾呼：“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往后的事实，越来越证明汲取域外智慧，开拓本土资源，确实是一条发明光大我国学术之路。姜伯勤先生是沿着此路不断进取的现代学人，像他提出的“祆教艺术史”这样的课题，倘不“兼通世界学术”，是根本无从问津的。
祆教是中古时代入华的三夷教之一。它与景教和摩尼教的不同之处，除没有汉译遗经传世外，尤其显著的特色是地区差异。从宗教文化的历史形态来看，可以说祆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过四大版本：原版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印度版是巴斯教，中亚版是马兹达教，中国版就是祆教。既然正宗与变种并存，涉足中国祆教研究的人，如果不放眼世界，知同察异，就难免沦为“一孔之陋儒”了。平心而论，个人走向世界，无非出国，较容易；商品走向世界，无非外销，似也容易；至于学问走向世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因为，它不只应当“接轨”，而且要求“提速”，否则就跟不上世界学术日新月异的进展。
《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是一部从艺术遗存来研究中国祆教的专著，为伯勤先生多年潜研精神之独结，具有很高的原创性。他广泛参阅近百年来俄国、日本和欧美的相关论著，对文献、文书和文物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罗，在缺乏汉译祆教遗经可作文本分析的情况下，匠心独运，博综贯串，终于从中
古遗存的图像和唐宋时代的民俗中辨认出祆教神祇若隐若现的身影，发现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东亚的遗痕，包括
琐罗亚斯德教的大神和女神，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按照恩格斯卓越的
比较宗教学见解，“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像的时候”。(《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伯勤先生精心描述的敦煌“赛祆”盛况，正是一幅“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像”的生动图景，反映了波斯式与华夏式两种异质文化在祆教礼仪中的融合。令人耳目一新。
艺术史学，是中国学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就感叹过，“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当年徐中舒先生的长篇论文《古代狩猎图像考》，力求运用图像学原理研究殷周铜器形制和纹样之演化及所受外来影响，就曾送请陈寅恪先生“校读一过”(《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经数十年风风雨雨之后，伯勤先生自觉地承续先哲之业，在更广的规模和更大的程度上，致力于艺术史学的研究。他深入钻研贡布里希的图像学和艺术史论著，对中亚和中原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比较考释，为祆教艺术求新证，创新解，立新说。他所取得的业绩。集中到一点，可以说是运用新材料和新方法，使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国
我与伯勤先生由同学而同事，论学谈心，切磋释疑，已历数十寒暑了。在饱经沧桑的康乐园里，我们对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岑仲勉先生的金石证史，都是无限向往的。现在，伯勤先生独出心裁，用图像证史来发明光大“二老”之学，我除赞赏之外，同时也深深受到激励。记得别林斯基曾经在一封信中高度评价过屠格涅夫的创作：“找到自己的道路，认清自己的位置，――人的一切尽在于此，这就是说，他符合了自己的本性。”伯勤先生既有学术功力，又有艺术素养，他能在中国祆教艺术史中发前人所未发，正是因为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本性的道路。
伯勤先生的精勤笔耕，并不是安乐椅上的甜蜜事业。若干年来，由于亲人的病痛，曾几度置他于困境。在治学、治生和治病的三股张力中，他奋然前行，为亲人尽心，为学术竭虑，坚毅地回应了命运的挑战。所幸亲人已经康复，新著也将脱稿，真是可喜可贺了。伟大的艺术家罗丹，在他的名著《法国大教堂》中说过如下的话：“精神必得经受痛苦才能释放思想。”我愿将这句金玉良言奉献给姜伯勤先生，以志多年友谊，并作为今后共同从事精神生产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