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贤哲孔子》是1687年出版的书籍，作者是柏应理。

《中国贤哲孔子》为精装对开本，共412页，书的扉页上列出了四位编著者姓名：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

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 ，字谦受， 1624年生于比利时的Maestricht， 1641年入耶稣会， 1659年来华， 1676年11月4日卒于太原。鲁日满神父就是卜弥格(Michel Boym)神父于1656年从欧洲返回中国时所率领的一批来华传教士之一。1658年末或1659年到达澳门。他在那里发了终身大愿后，被派入中国内地传教，先在浙江，后去江南，除教难期间一度发配广州外，直到去世，未远离江南地区。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人，著名汉学家。柏应理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不仅亲自往来于中国和欧洲，沟通东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将西方宗教和哲学输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诸国。作为传教士，柏应理通过其中文著作向中国人介绍宗教知识，其中以<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影响最大。

殷铎泽和郭纳爵曾于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出版有《中国之智慧》，包括孔子传记及拉丁文的<大学>前五章和《论语》的前五章，共计102页。1667年(康熙六年)殷铎泽又在广州刻印<中庸>，但未完成。过了两年又续刻于果阿，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中庸》的拉丁文译文和孔子传记。此书的编者虽为殷铎泽，但参予者还有柏应理、郭纳爵等11名耶稣会士。殷铎泽后来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回到欧洲，在巴黎又以法文出版了《中国政治道德学》。此书仅是《中庸》的译文，至于《大学》和<论语>的译文尚未介绍到欧洲。柏应理编辑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完成了这一任务。

《中国贤哲孔子》为精装对开本，共412页，书的扉页上列出了四位编著者姓名：殷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柏应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献辞》，表达了他对法王支持在华传教事业的敬意。第二部分是106页的“导言”。开宗明义便说明耶稣会士所以编著此书，并不是为了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而是希望此书能为到中国去传教的教士们提供一种可用的工具。“导言”对中国的道教、佛教做了介绍与批判，讨论了佛、道和儒学的区别，指明哪些是中国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有哪些重要的注疏书籍。《导言》认为<四书>、<五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其中“经”的地位要高于“书”的地位。《五经》之首是《书经》，《易经》是《五经》中最古老的“经”，但在重要意义方面，<易经>居第三，<诗经>居第二，《春秋》居第四，《礼》居第五。《导言》第44页是64卦的卦图，按照乾、坤、屯、蒙、讼、师……次序排列，显然这是<周易>卦图。在每个经卦之上标出拉丁文字，标明每个经卦的象征意义，即8卦中每卦所代表的自然现象。柏应理所介绍的易图，内容系统，方面甚广，它不仅包含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两张图，还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引人关注的是柏应理在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图中均标有阿拉伯数字1、2、3、4、5、6、7、8直至64。此外“导言”还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以及朱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书目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的范畴。柏应理效法他的前辈利玛窦，一方面利用儒家学说来反对佛、道，另一方面又将儒家区别为先儒和后儒，即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他肯定前者，批判后者。

《中国贤哲孔子》的第三部分是8页的孔子传记，材料取自中国文献，开卷便是孔子的全身像，这是欧洲出版物中最早的孔子画像。孔子身穿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的板子，站在一座庙宇式的书馆之前。书馆上端写有“国学”二字，附拉丁注音和解释，书馆柱子上写有“天下先师”字样。孔子身后的两旁是装满经书的大书架，书架上的书籍均标出书名，自上而下，一边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另一边是《礼》、《易经》、《系辞》、《诗经》、《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

《中国贤哲孔子》的第四部分是《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和注解，共288页，总题目为《中国之智慧》(Scien-tiae Sinicae)。译文的最大特点，并不止于借“译”宣教，而是力图证明中国先儒的经典著作中，早就有和天主教义一致的地方了。

《大学》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贤哲孔子》译为:“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精炼或改进我从上天汲取而来的理性(rationalemnaturam)，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惟有扫除了蒙于其上的邪欲瑕疵，才必然会恢复它那无比的清澈。(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andoSeureparando)，当然，要依靠他们本身的榜样和规劝。(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立场坚定，保持最大的德行，我认为译者以此希望所有伟大的行为都和真理相为一致”。显然，这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渗杂了译者的说教。上天的“理性”是什么?就是天主教。此词的拉丁文是naturarationalis，是17世纪天主教神学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也是赴华耶稣会士经常借以发挥的一个词，如《性理参证》、《超性学要》、《性理真诠》。耶稣会士对一些词汇的译法，亦极力染上宗教色彩。如《中庸》有“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里的“圣人”本指“品学高超”的大智之士，但却被他们译成仅具有天主教意义的“圣人”Sanctus，意义被局限在很小的范畴中。

《中国贤哲孔子》的最后，是柏应理编写的《中华帝国年表》（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及他所绘画的中国15省省图，115座大城市的位置、耶稣会士在华建立的近200处教堂的标志。

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此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几名欧洲耶稣会士多年工作的结晶，其中出力最大的尚有殷铎泽、郭纳爵、鲁日满和恩理格。

《中国贤哲孔子》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柏氏的这本书予欧洲人以较大影响，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以后，来华传教士开始注重研究中国的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也多次被译为西文出版，如比籍传教士卫力济(Francois Noel)将“四书”及“孝经”译成拉丁文，一七一一年在巴加拉(Prague)出版，奥籍白乃心(Joannes Grueber)、法籍博圣译(J，Franciscus Foucquet)等都曾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并分别在欧洲出版有关译著。

《中国贤哲孔子》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它第一次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个不同的名词联在一起，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此书最初的目的是给那些到东方传教的人作参考用的。但发行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1688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学者杂志>上有人发表书评，认为孔子是道德原则的老师，而这些原则也有点像基督徒的道德原则。书评在谈到孔子的“仁”时说：“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看不出中国人的博爱和基督徒的博爱有何区别……不论如何，他们与基督徒的理性并无二样。”1688年6月发表的另一篇《中国贤哲孔子》一书的读后感写道：“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自然之光，你们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1688年至1689年，法国出版了此书的两个法文节译本，一本叫《孔子的道德》，另一本叫《孔子与中国的道德》。1691年，英国出了一个英文节译本，也叫《孔子的道德》。有了法英文本，普通的民众就可以阅读了。

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名人如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William Tample，1628—1699)，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n Jones1746—1794)，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巴耶(T.S. Bayer)等都曾怀着浓厚的兴趣读过此书，并对自身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帮助。

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0年)在《中国贤哲孔子》一书读后感中写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是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关于孔子的为人，坦普尔推崇备至，他说，孔子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天才，学间渊博，德行可佩，品性高超，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整个人类。他也提到了孔子的文风，说孔子“词句典雅，巧譬善喻”。此外，坦普尔在《讨论古今的学术》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与希腊哲学相提并论，他说“希腊人注意个人或家庭的幸福;至于中国人则注重国家的康泰。”

威廉·琼斯爵士在1770年间，还只23岁时，就读过柏应理的书，读了《大学》之后，写了一篇教育论文，流传下来的只有它的《大纲》。《大纲》的开头就引了《大学》开头的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莱布尼兹在评论此书时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莱布尼兹对柏应理《导言》中的易卦也进行了相当细微的观察，在给白晋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了《中国贤哲孔子》中的卦图和白晋寄给他的卦图之间的不同之处。

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大都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介绍孔子学说时，就利用了柏应理的这本书。孟德斯鸠怀着巨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这部用艰涩的拉丁文撰写的书，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在笔记中，他写下了一些与作者不同的观点，并将书中的许多段落译成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