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1979年上海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上海图书馆。

中国大型综合性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编，1979年9 月上海图书馆印行。收录中国1902～1949年出版的丛书5549部，包括图书30940种。每种丛书先著录丛书主编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年代等，然后详列收入丛书的各书书名，对书名、著译者、版次、页数及其他变动情况等均加注释。正文按丛书名称首字笔划顺序编排。书后附《丛书出版系年表》。

1982年 7月编出该书的索引，包括《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索引. 上》、《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索引. 下》和《丛书编者索引》，索引款目按书名或著者、编者姓名的笔划顺序排列，并注明在正文中的页码。

上海图书馆新近编印了一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十六开本，1028页，收录该馆所藏自1902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中文丛书目录5549种(线装古籍以及《中国丛书综录》业已收录的《四部丛刊》等七种丛书不收)，共包括各门类图书30940种，附有《丛书书名索引》和《丛书出版年表》。全书作为征求意见的未定稿，用胶版纸油印精装，脊厚5.5厘米。誊写印装的质量都属上乘。

建国以来，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按月出版《全国新书目》，每年出版《全国总书目》，为学术界及时提供情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一些出版社也曾出版了多种目录书，其中上海市的出版工作者贡献尤多。这里特别值得称许的是上面业已提到过、也是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全书精装三大厚册(分别出版于1959、1961、1962年)，十六开本，收录了北京图书馆等全国41个图书馆收藏的丛书2797种。这部《中国丛书综录》的规模，对编纂图书目录纵使已积有二千年之久的历史说来，几乎仍可以说是空前的。这部新编的丛书目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继续前进的足迹。

在那灾难重重的四十八年里，出版丛书竟达5549种，平均每年出版115种，如果没有这么一部总结性的目录的编印，大概是难以想见的。但是计算一下每种丛书包括的子目，平均不到六种，其中一种丛书内只有一种图书的，经粗略点数，竟在二千七百种以上，几乎占丛书总数的一半。当年国家风雨飘摇的景象，也曲折地反映在出版的风貌上。目录编者在编印说明里指出：“此类丛书成套出版发行者少，大都先定名称，然后陆续编印”。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点决定的。但即使如此，仍能从中发现有计划成体系的出版物，可以启发人们去探讨它们各自的结构，从而取得有用的教益。“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那些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曾经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的业绩，如今都记录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之中，使后人展卷感奋。

《中国丛书综录》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编纂的。这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的未定稿本，编成于1979年9月，可算是一份奉献于建国三十周年的节日礼品。编者谦称“馆藏有限，缺漏必多，须继续补充”，并呼吁“全国各兄弟图书馆指正和协助”，“能以所藏见告，以备增订定稿”。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大协作经验的《中国丛书综录》编辑先例在，这个呼吁定将得到热忱的响应。

目录书籍的编印，是修桥铺路，普济众生的善举，胜造徒壮观瞻的七级浮屠。这件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盼望有关的出版社先能重印一批有用的目录书，然后进一步对整个工作作出规划，有领导有组织地积极进行。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成于1781年，转眼二百年了，很该有一部续编来综括这二百年的新书，毋使前人胜业，成为绝唱，杳无嗣响。

在顾廷龙的创议下编印《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1904年，顾廷龙出生于苏州混堂巷旧宅。自幼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15-1918年，毕业于吴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1918-1922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中学。1927-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授文学士。1931-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授文学硕士。

先后曾承晚清湖北学政外叔祖王同愈授以目录版本之学。入大学，先后受胡朴按、闻宥、姚明辉、容庚、郭绍虞、魏建功、黎锦熙诸师之教导，习语言文字、目录版本之学。

吾最服膺古人教育之语，曰：“澹泊明志，宁静致远。”

顾廷龙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顾廷龙做的工作却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谈不上成就与贡献，只是在主观上一直努力认真地去做，总希望把事情做好，如此而已。中华书局张世林先生几次三番约顾廷龙谈谈工作经验与体会，说实话，顾廷龙本不善言辞，亦很少一本正经写此类文字，只能就回忆所及，拉杂成文，聊供有兴趣者参考。

1932年夏天，顾廷龙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燕大图书馆馆长洪煨莲（业）先生的邀请，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平采访处主任，前后搞了六年图书采购工作。给顾廷龙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工作。当时该委员会除了洪先生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诸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各自学术研究的深入，需要材料广泛，因而对图书采购时常提出针对性意见，这些意见对顾廷龙的工作启发与影响很大。尤其是顾颉刚先生，因曾在广东中山大学兼任过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对图书采购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前人受封建道统观念的束缚，收书眼光甚为狭隘，如西汉《七略》不收律令，清代《四库》不收释、道二藏及府、县志。他提出必须打破传统观念，“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要把记载自然界与社会材料一起收，无论什么东西，只要顾廷龙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还要坏的”，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使专门家可以致力研究。

1980年，在顾廷龙的创议下，上海图书馆曾根据馆藏编印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尽管由于人力、物力等因素，该目录的编纂及印制质量尚有不足之处，但因其收录宏富（计丛书五千五百四十九种，子目三万零九百四十种），较为实用，读者称便。

这类丛书书从未编过，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民国间丛书预先编定和成套出版发行的较少，大都先定丛书的名称，然后陆续编印，种数无定，即使事先拟定了总目录，也往往受条件限制，出多少算多少，因而许多丛书究竟包含多少单种人们不得其详。从总体上说，这与古代丛书的编纂与出版有很大的区别。其二，由于上述情况，各图书馆对此类丛书一般不作整体的著录（即以整套丛书作一款目，在丛书总名下详细著录其子目），而仅以所收子目（即丛书的零种）作为独立款目，这就更无法了解一部丛书的全貌。其三，最为关键的是，从收藏角度而言，人们往往对近期及同时代文献资料较为忽略，认为价值不显，所以对民国时期的丛书几乎没人刻意加以收集整理。可以说，没有一个图书馆能拥有上图这样丰富的馆藏，逞论个人。而上图能够编成此书目，得益于收集此类书籍比较早。当全国一解放，顾廷龙就有对民国时期出版物及时作总结的构想，故特别注意对旧平装（民国出版物的泛称）的收集。后来顾廷龙在筹划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时，又考虑将来以民国时期丛书目录作为续编，以求目录的连贯性，所以又对旧平装丛书十分留意。说来也巧，有一回，顾廷龙去福州路古旧书店闲逛，发现店里工作人员忙子旧平装按丛书名配套。顾廷龙与他们熟稔，便询问原委。他们说，旧平装在内地无销路，而在香港却有市场，但是香港方面需要成套丛书，对零种兴趣不大。顾廷龙听后大吃一惊，对这样的市场信息顾廷龙们的采购人员竟一无所知。那时顾廷龙是上海文管会出口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专门负责图书出口鉴定工作，遂一面“利用职权”阻止古旧书店出口旧平装丛书，一面动用图书馆购书经费大量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