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69年中共中央设置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全名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7人。8月又宣布陶铸为顾问。到1967年，小组成员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先后受到打击迫害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江青手里，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打击诬陷大批干部和群众，制造出种种冤假错案，成为“文革”动乱的策源地。1967～1968年，王力、关锋、戚本禹因制造动乱被隔离审查。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尚存的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年底，中央文革小组不复存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于1966年5月设立，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是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逐渐停止活动。

1964年7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一中央非常设机构，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1966年2月，针对日益升级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并在会后起草了“二月提纲”，试图将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后来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决定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中央文革小组下辖有办事组、记者站、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机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文革小组主管学术、教育、新闻、文艺等方面的事务。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此后一段时间里，陶铸、王任重、谢镗忠、刘志坚、尹达、穆欣等人因受到迫害，相继离开中央文革小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的行径，但这些行为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从此，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原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业务合一的中央碰头会，改为中央文革碰头会。

1967年七八月间，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和他们所支持的造反派头头，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鼓动夺取外交部的权力，发生严重的涉外事件，并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宣布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1968年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为党的九大的筹备机构。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成立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进入政治局。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逐渐失势，江青曾试图以“中央文革”的名义继续兴风作浪，受到毛泽东的阻止，中央文革小组停止了活动。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中央文革小组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内容的“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它的设置和存在严重违反了党章，给党和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破坏和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