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成立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是邓小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而设立的一个独特机构。中顾委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后撤销。设立中顾委，是邓小平着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举措。
成立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职业革命家，除了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需要职业掩护外，大部分几乎都脱离了生产，毕生从事革命斗争事业，从来没考虑过退休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年轻，大部分的省部级干部才40岁左右。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年富力强的优秀的干部大多数被打倒，在此期间虽然也提拔了一些年轻人，但是优秀的年轻化的干部队伍却没有建立起来。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一大批曾经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又陆续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这些老同志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岁月不饶人，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中间大体历经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已进入中年，而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干部队伍严重老化、领导班子普遍青黄不接的局面。面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历史任务，新老干部如何顺利交替便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在他看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会出现一个干部断层的问题，这必然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有必要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因此，设置中顾委便成为历史的选择。
顾问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们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个地方，工作比较好做。顾问的主要责任是“传、帮、带”。邓小平的这一层谋略用意很深。在设置顾问委员会期间，一定要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干工作，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等到年轻人成熟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毋庸置疑，设置中顾委是邓小平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虽然邓小平完成这项工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酝酿成立中顾委的过程中，邓小平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谨慎的。
邓小平最早提出设顾问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设立顾问的主张，同时也是设立中顾委思想的雏形。但是不久，随着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设置顾问一事也就被搁置起来。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多个场合论述他的思想，以便引起全党的关注。1979年，在一次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说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又说，“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的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老干部所处的状态，讲明了新老干部交替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各项工作已经逐步进入正轨，邓小平又把此事提上日程。
为了让大多数干部意识到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邓小平从党和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出发，在不同的场合给老干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1980年1月，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老同志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他还指出，“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各级业务机构都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现在特别要注意从40岁左右的人中间选拔”。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把设立顾问委员会这一问题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全面阐述他关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立刻得到了全党大部分同志的拥护和支持。
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还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
机构设立
设置中顾委
邓小平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曾这样表述: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
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新党章修正案时，邓小平指出:“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1982年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退下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1982年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的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是：“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党章还规定：“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
在十二大上，选举邓小平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并选举产生了172名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干部率先垂范地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同时，老同志的模范行动，也带动了全国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陆续退下来。
在172名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级以上干部，大多在中央、国务院、军队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在北京的委员119人，超过三分之二；军队系统的委员54人，将近三分之一；有20多位委员仍在第一线担任实职，还有20多位委员在原单位担任顾问等职，工作比较繁忙；有30多位委员年高多病，不能经常参加活动；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
工作任务和方法
1982年9月13日，在新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注意事项等作了全面阐述。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这样，在成立之初，邓小平就为“中顾委”定了调子，也大体定下了行程时间表。接着，邓小平又讲了中顾委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强调中顾委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同时成立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肖克等六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研究中顾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拟出几条，提交中顾委常委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1982年9月14日）上午，薄一波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会议根据薄一波的提议，决定用一周时间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党章有关规定。薄一波带领临时工作小组的同志，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规定共分九条，要点是：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
二、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
三、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
四、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顾委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接交工作认真做好。
五、中顾委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六、中顾委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对已经选拔到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
七、中顾委委员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在遵守党章和宪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并且同各种违法乱纪和败坏党风的行为进行斗争。在同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谦虚谨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老领导自居，发号施令。
八、中顾委的工作一般说来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工作方式可以松散一些。
九、中顾委的办事机构要精干，秘书、信访、行政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
1982年9月22日，薄一波又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并于当日上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1982年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至此，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步入正轨。
六要六不要
中顾委成立后始终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邓小平曾经对中顾委老同志的工作方式提出过三点意见：“量力而行，宜虚不宜实，宜少不宜多。”薄一波也说，对中央的工作有意见先内部谈，是否提交上去，提交什么，统一把关，提交上去了也不要催。除非中央指派的，具体工作不应插手。
1983年10月16日，薄一波在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老同志在退居二线、三线以后，生活要求要适可而止，说话做事要慎思而行。不要过于计较生活、政治待遇，不要干预过去领导过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使新上来的同志为难。中央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老同志是很照顾的。在生活上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党和国家的大事，我们都能参与一份意见，尽一份力量，中央已经给了我们这种机会，使我们能够尽到自己的义务，参加整党工作就是这样。至于慎思而行，就是我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多了解些情况，把事情搞得准确一点，把握得好一点。” 在谈到老同志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时，薄一波语重心长地强调“要服老，还有用”六个字。
1986年4月，薄一波在湖南省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以《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怎样做工作》为题，发表讲话。薄一波说：据组织部门统计，中顾委和各省、市顾委委员共有2000多人，如加上全国离退休的老同志，总起来有200多万。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怎样做工作呢?1983年我曾经在黑龙江省顾委讲过三句话，叫做“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宜粗不宜细”。总之，就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又总结了几条，叫做“六要六不要”。
“六要”：
第一，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条；
第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第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
第四，要拾遗补缺，做各级党委、政府没有精力顾及的事情；
第五，要学习，包括学习政治理论著作、中央的方针政策、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便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开阔我们的思路；
第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
“六不要”：
第一，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
第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
第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
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
第五，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不要当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
第六，不要发牢骚，即不分场合、不看对象，随便议论党的现行政策和人事方面的问题。
薄一波还对每一条都作了详细解释和举例说明。这“六要六不要”比中顾委成立初期的规定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了。
机构调整
为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工作的步伐，1985年9月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退出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志，增补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为了中顾委的调整顺利进行，薄一波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研究中顾委的人事调整问题。对哪些同志要退出中顾委，薄一波提出：一、85岁(含)以上的同志；二、80岁(含)以上身体不大好的同志；三、身体多病、丧失工作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四、在人大、政协有职务的中顾委委员，只能在一头任职，职务不交叉。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一致赞成薄老的意见。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薄一波牵头，肖克、伍修权、陈野苹、荣高棠参加的五人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根据薄一波提出的四条杠杠，五人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最后拟定了36位老同志退出中顾委的名单。薄一波还要中顾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分头走访这36位委员，征求本人意见，了解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这些中顾委委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家，以党的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和中顾委的规定，并联名致信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这次中顾委的调整中，中顾委退出36人，增补56人。
1986年10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要求“全退”。据薄一波说，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同志“全退”的要求，许多同志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酝酿，并征求多方意见，才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1987年11月10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次换届，退出31人，增补59人，共200人。中顾委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薄一波、宋任穷。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机构撤销
从十三大以后，薄一波就吩咐下去，要逐步减少中顾委的活动。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要陈丕显同志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同志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还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薄一波和宋任穷听了陈云的意见后，共同表示，他们两人也都要退下来，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把意见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
十四大召开前夕，薄一波让中顾委办公厅起草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报告除了总结五年来的工作外，还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大家对中顾委五年来的工作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则反应强烈。多数委员主张中顾委再保留一段时间。第二天上午继续讨论，意见仍不统一。
于是，在（1991年）10月8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薄一波作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讲话。关于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问题，他说：这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考虑这件事不是现在，而是两年前。当时，他从北戴河回来，请尚昆同志通知我：一波，你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我没有意见。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决定，我就怎样执行。出于遵守纪律，没有对别人讲。我估计，尚昆同志不只对我，也对中央常委讲过小平同志的意见，直到十四大前，小平同志又严肃地讲：中顾委必须撤销。
薄一波接着讲述了陈云同志托陈丕显同志带话给他和宋任穷，以及他们的表态等情况。然后薄一波语重心长地说：“小平同志讲了话，陈云同志讲了话，他们两位先后是十二届、十三届的中顾委主任，中央又作了决定。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和任穷同志只有执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薄一波提出：“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些，体面一些，我们还是主动提出撤销中顾委为好。”对薄一波的讲话，大家鼓掌表示赞同。薄一波接着说：“听到大家的掌声，表示大家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会场又一次响起掌声。
1992年10月9日，薄一波主持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顾委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十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
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大会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大会号召，全党要继续尊重和关心老同志，学习老同志坚定的政治立场、实事求是的精神、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把老一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至此，由邓小平、陈云同志领导，薄一波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10年之后，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自1982年成立，到1992年
撤销，共产生了两届。
第一届（1982－1987）
有委员172名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委员名单：（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万毅（满族）、王平、
王一平、
王子纲、王世泰、
王幼平、
王必成、
王尚荣、
王首道、王新亭、
天宝（藏族）、
韦杰（壮族）、
区梦觉（女）、方强、
方志纯、尹林平、孔原、孔石泉、
邓小平、甘渭汉、平杰三、帅孟奇（女）、白如冰、冯铉、冯文彬、冯纪新、
冯基平、
成钧、成仿吾、
吕正操、廷懋（蒙古族）、伍修权、任白戈、任质斌、刘杰、刘晓、刘田夫、刘转连、刘建章、刘顺元、刘俊秀、刘道生、刘景范、刘澜涛、江华（瑶族）、江一真、江渭清、
许世友、孙冶方、杜平、
杜义德、李达、李贞（女）、李强、李一氓、李丰平、李井泉、李任之、李成芳、李志民、李运昌、李坚真（女）、李卓然、李维汉、李葆华、李颉伯、李楚离、李聚奎、杨尚奎、杨献珍、
萧克、肖劲光、肖望东、吴德、吴克华、吴亮平、吴富善、旷伏兆、
何长工、汪锋、宋黎、宋时轮、宋侃夫、张策、张才千、张平化、张令彬、张达志、张光年、张仲良、张邦英、张秀山、张启龙、张维桢、张稼夫、
陆定一、陈再道、陈野苹、
陈锡联、陈漫远、武新宇、范式人、林铁、欧阳山、罗玉川、罗贵波、金明、周扬、周里、周林、周仁杰、郑天翔、赵林、赵辛初、赵武成、赵健民、赵毅敏、钟子云、钟汉华、钟期光、段君毅、贺彪、贺晋年、袁升平、袁任远、耿飚、聂凤智、栗又文、夏衍、夏之栩（女）、夏世厚、夏征农、顾卓新、钱之光、徐立清、高扬、高克林、郭峰、郭化若、郭述申、郭洪涛、唐亮、姬鹏飞、黄镇、黄火青、黄欧东、曹瑛、曹里怀、常黎夫、章蕴（女）、阎达开、阎揆要、彭嘉庆、彭德清、韩念龙、惠浴宇、粟裕、程子华、程世才、傅钟、舒同、曾三、曾生、曾志（女）、詹才芳、雍文涛、廖志高、谭震林、薄一波、霍士廉、魏金水
第二届（1987－1992）
有委员200名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委员名单：（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于明涛、万海峰、马光元、马国瑞、王平、王芳、王林、王谦、王磊、王一平、王子纲、王从吾、王六生、王世泰、王幼平、王诚汉、王首道、王鹤寿、天宝（藏族）、韦纯束（壮族）、尤太忠、邓力群、文敏生、方强、孔石泉、白如冰、白栋材、冯文彬、冯纪新、成钧、吕东、朱云谦、朱穆之、廷懋（蒙古族）、乔晓光、伍修权、任仲夷、任质斌、向守志、刘杰、刘震、刘田夫、刘华清、刘志坚、刘转连、刘明辉、刘建章、刘复之、刘景范、刘道生、刘澜涛、江华（瑶族）、江一真、江拥辉、江渭清、池必卿、安平生、安志文、许家屯、孙大光、严政、苏毅然、杜平、杜义德、杜星垣、杜润生、李昌（土家族）、李锐、李一氓、李力安、李丰平、李化民、李东冶、李庆伟、李运昌、李启明、李葆华、李登瀛、李德生、李耀文、杨易辰、杨秀山、杨得志、萧克、肖全夫、肖望东、吴德、吴富善、旷伏兆、余秋里、汪锋、汪东兴、汪道涵、宋黎、宋任穷、宋时轮、张策、张震、张才千、张邦英、张达志、张光年、张廷发、张秀山、张劲夫、张爱萍、张铚秀、张曙光、陆定一、陈云、陈彬、陈雷、陈仁洪、陈丕显、陈伟达、陈国栋、陈野苹、陈锡联、陈璞如、武衡、林乎加、欧阳山、罗玉川、罗青长、罗贵波、金明、周林、周惠、周子健、周仁杰、周世忠、周建南、郑天翔、郑维山、项南、赵苍璧、赵辛初、赵武成、赵健民、荣高棠、胡立教、胡乔木、钟子云、段君毅、饶守坤、贺彪、贺晋年、袁升平、袁宝华、耿飚、聂凤智、夏世厚、顾卓新、钱信忠、铁瑛、徐信、高扬、高厚良、郭峰、郭洪涛、姬鹏飞、黄华、黄镇、黄罗斌、黄新廷、梅益、曹瑛、曹里怀、常黎夫、崔月犁、康世恩、阎达开、梁必业、彭嘉庆、彭德清、蒋南翔、韩天石、韩宁夫、韩念龙、惠浴宇、覃应机（壮族）、程子华、程世才、傅崇碧、焦若愚、鲁大东、曾生、曾志（女）、谢振华、强晓初、雍文涛、廖志高、谭友林、谭启龙、谭善和、薄一波、霍士廉、穆青（回族）、戴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