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提出“中间人物论”的人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
邵荃麟先生。
60年代文坛在对于柳青<创业史>中“中间人物”梁三老汉形象的讨论中，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的见解。他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这些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但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该见解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以“中间人物”反对“英雄人物”，被江青等人列入“黑八论”并遭到严重批判。
写“中间人物”论及其相关创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不同的理解与评价1962年8月，邵荃麟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周扬、田汉、林默涵等人对此表示肯定与支持，沭阳、沈思、康濯、侯墨等人发表文章赞同拥护1964年下半年，“写中间人物”成了“文艺整风”中最突出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公开讨论和彻底的批判”林彪、江青炮制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写中间人物”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张”新时期的文艺界从美学、国民精神以及人物形象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写中间人物”论及其创作的存在价值与创作意义，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认为，时代语境、特定时期的政治倾向以及理论提出者及创作者个人的道德立场、政治素养、价值取向是正确理解与定位“写中间人物”论及其创作的三个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紧密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写中间人物”及其相关创作实际上是在以服从于主流话语并最终还要服务于主流话语的诸多规定为前提下的一次极其有限度的主流话语自身范围之内的调适或调整，与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主义”创作具有本质意义上的一致性，“写中间人物”及其相关创作在创作题材与创作方法上一定程度地拓宽了五六十年代日益窄化的文学创作环境，使作品的人物形象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显得比较真实可信。但是，“写中间人物”的提倡者及其支持者和实践者们，因其特定的政治立场、道德立场的束缚，以及理论素养上的局限，注定使这一文学主张及其创作被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教化的内容与道德批判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写中间人物”及其创作在题材与方法上的偏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英雄主义”创作理念的补充与回归，“出轨”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