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卡尼曼（1934年3月5日-2024年3月27日），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以色列裔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丹尼尔·卡内曼1954年毕业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获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61－1978年先后任希伯来大学心理学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1978－1986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1986－1994年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1993年起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和伍德罗威尔森学院公共事务教授，2000年起兼任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4年3月27日，丹尼尔·卡尼曼去世，享年90岁。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数量经济学会会员、实验心理学家学会会员等；

兼任《行为决策》期刊、《风险与不确定性》期刊、《思维与理性》期刊和《经济学与哲学》期刊编辑；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卡内曼通过心理实验研究证明了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有关经济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假设不能成立。

丹尼尔·卡内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纳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卡纳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首先，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对于容易接触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

其次，在与特维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统地陈述了“预期理论”。与公理式的“期望效用理论”相比，描述式的“预期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并且用基于参考水平的两步决策假说解释了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解决了过去“期望效用理论”不能解释人们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完善了在不确定情形下的人类决策行为理论。

卡内曼的研究激发起新一代的经济学和金融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内在的行为动机的研究，掀起了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热潮。卡内曼早就发现了人们决策不确定性，即人类的决定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1979年，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卡纳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他的其他行为经济理论还解释了为何人们省几个美元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会节省一些钱(汽油费等)。

而史密斯则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瑞典皇家科学院说，“由于社会经济行为十分复杂，仅凭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评估它们的效果，因此这种实验方法很有用。”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经验经济学的典范。

20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经济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这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如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渗透和融合。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布尔说，“经济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利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测试卡纳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视为经验科学，或是思辩性哲学，卡内曼和史密斯正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驱。卡内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体验效用也可测度”。

当人们谈论幸福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幸福来自许多不同的源泉，这取决于具体个人的观点。但是根据卡内曼的说法，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么幸福，因为幸福是相对的。1998年卡纳曼与来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同事大卫施卡德做了一项研究，两位研究者要求身处加州和中西部的2000名本科生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分。结果这两个地区学生的评分几乎没有差异，虽然两组受测者都认为在加州会更幸福。学生们正确地假定加州人会比中西部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气候环境更为满意，但是却没有认识到天气并不能够影响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总体评价。该研究表明人们不能想象适应环境会对他们的幸福产生何种效应。

卡内曼的主要兴趣领域之一是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也可以定义为对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惨的研究，二者均为当期所体验并且在未来被记忆的感受。卡纳曼一直试图复活边沁的效用观念，即快乐与痛苦的享用体验统治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实际上做什么。决策研究中有关效用的现代观点是更加单一的，强调效用在选择中的影响。卡内曼的概念，他自己称为“体验效用”，比较接近边沁将决策与福利结合在一起的更为宽泛的概念。卡内曼断言他自己的研究表明体验效用可以被测度，“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获得对福利和悲惨的测度，因此能够满足制定政策的需要”。

卡内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

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的行为决策领域可以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受到两位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之开创性工作的刺激，这一研究工作从此演化为包含社会学、法律、生物学、博弈论、政治科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发现及其策略，并且对上述学科也产生影响。

第一个方面涉及到显性知识，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经常以不同于那些在理性行为者模型中被假定的方式来评估不同选择。“拇指判断法则”或我们所依赖的直觉在许多背景下都发挥良好，然而也增加了从理性行为者模型中预测到的系统性背离。

人们把此类背离称为“带有遗憾的非理性行为”，在此基础上主题显示出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以这些方式背离了在理性行为者模型中得到的预测，许多人感觉有激励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说，一方面传统的理性行为者模型预测决策者将忽略沉淀成本（即他们不会“把大把的钞票继续扔到水里去”），大多数人实际上受到他们的强烈影响，有证据表明那一事实的显性知识促使人们尝试克服这些影响。

第二个方面汇集了对人类动机更为丰富的说明。理性行为者模型以其最广泛的应用形式，假定个人仅仅由狭隘的自我关注所驱动。此类人被预测为与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行为大相径庭的方式行事。比如说典型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不会参加诸如总统选举的投票，在饭店用餐之后也不给服务小费。可以确定，许多人根本不参加投票，有些人在离开城外饭店时也不留下小费。然而成百上千万人定期投票，大多数人在饭店用餐后给服务小费。我们把上述源于不同动机背景的事例称为“貌似非理性但无遗憾的行为”。

卡内曼的研究还探索了公共物品的估价问题，强调了诸如对埃克森（Exxon）因石油泄漏之后对阿拉斯加海域产生危害而引发的金融负债所进行的评估。卡纳曼还开发了科学地研究快乐与痛苦的新颖和有价值的方法，该研究结果对医疗决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丹尼尔·卡尼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拥有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头衔。卡尼曼的突出贡献在于，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特别是研究了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其研究成果挑战了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并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

　　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纳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

丹尼尔·卡内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卡内曼的主要贡献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发现。他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他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洞察力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

自Aristotle时代始，哲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其行为是由理性差遣的，只有在非凡情形下，如委靡、醉酒和愤慨时，人们的抉择妄想和思维才会缺乏理性的。这个理论认为正常的人具有合理的推理能力，把握了规范化的理智和抉择妄想原则。这些理性的抉择妄想原则默示在人们的思惟和动作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也贯串着理性人的思惟，认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假设，认为人类为小我益处所差遣，抉择妄想者基于所把握的信息作出周全的权衡，作出最优的抉择。直到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身分在经济行为中的浸染，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他认为，在当今的复杂社会里，小我不能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来作出合理的抉择。相反，人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因而，人不能周全考虑问题作出合理的抉择妄想。在现实社会里，人们解决问题的有用体例是靠以往的经验，即采纳经验法（亦称启发式，heuristics）。自此，Simon开创了“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新规模。自20世纪70年月，AmosTversky、Daniel Kahneman和一些认知心理学家继续Simon所开创的启发式的研究，并发现人在不确定前提下进行判定和抉择妄想时经常长短理性的，证实传统的人类理性的假说是错误的（Tversky于1996年去世）。而且人们作出抉择妄想的误差是有纪律性的。这些主要发现开创了关于“启发式与成见”（heuristics and biases）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影响普遍良多学科，搜罗心理学、经济学、政治理论、和医学。

遵循Simon的有限理性学说，经由过程对判定的研究，Kahneman和Tversky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作判定依靠于有限的启发式。3种最主要的启发式搜罗：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锚定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3～5]。

代表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倾向于按照样本是否代表（或近似）总体来判定其呈现的概率，代表性越高的样本其判定的概率越高。例如，人们一般认为从A盒子（70个红球30个白球）中掏出4白2红的概率小于从B盒子（70个白球30个红球）中取的概率。这可以看作是代表性启发的浸染：4白2红的样本与B盒子中白多红少的组成更近似。

可得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倾向于按照客体或事务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水平来评估其相对频率，轻易知觉到的或回忆起的客体或事务被剖断为更常呈现。例如，对于下面这个问题，“字母k常呈现于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位置还是第3个字母位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字母k常呈现于英文单词的开首。但现实上，在英文里，第3个字母是k的单词数是以k字母开首的单词数的3倍。人们之所以认为字母k常呈现于英文单词的开首，显然是因为人们更轻易回忆出以某个特定字母开首的单词，而不轻易回忆出有特定的第3个字母的单词。

锚定和调整启发式是指，在判定过程中，人们最初获得的信息会发生“锚定效应”，人们会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务的估量。例如，对2组被试分袂提出下列2个问题：⑴8×7×6×5×4×3×2×1=?⑵1×2×3×4×5×6×7×8=?要求被试在5秒内估量出其乘积。功效发现，被试对第一道题的估量的中数是2250，对第二道题的估量的中数是512。两者的分歧很年夜，并都远远小于正确谜底40320。可以设想，被试在对问题做了最初的几步运算往后，发生“锚定效应”，就以获得的初步功效为参照来调整对整个乘积的估量。

从基础的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到应用的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临床咨询学、心理咨询等等，继而又衍生出更多的交叉学科，如认知神经心理学、认知生理心理学、儿童发展病理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语言学等等，心理学正不断扩张着它的版图。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

奖颁发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它意味着心理学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和其他学科交叉和融合，正像在卡内曼的颁奖词中说道：“他把心理学的，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结合到经济科学中。” 南京师范大学的叶浩生教授梳理了心理学发展的脉络，认为丹尼尔·卡内曼之后当代心理学主要表现出了三个转向：（一）、从原子论的思维方式转向整合的思维方式，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的转变；2、从元素组合认识方式到综合分析认识方式的转变；3、从上向因果关系的思维到双向因果关系思维的转变。例如，生理因素影响心理因素，但是心理因素也影响生理状态，两者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并非单向的由某种因素决定另一种因素。（二）、从自然主义心理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的心理科学观；（三）、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一直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指数”，以此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并希望这项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说，“幸福经济”还没有纳入经济学教科书，但是随着收入上升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幸福经济”这一概念已逐渐得到重视。准确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可能在企业和政府中得到广泛应用。

质量指标。对于幸福感，调查得出的数据是不确定的，因为当被问及幸福感时，有些人打出的五分可能相当于其他人打出的七分；情绪同样也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回答。卡内曼教授的解决办法是，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愉悦感进行排序。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与范畴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阈，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与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经济分析的对象延伸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拓展和加深，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心理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2002年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渗透和融合。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布尔评论说，“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实验室里应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卡纳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虽然实验方法并不可能取代实地观察和研究，但正如普劳特所指出的那样：“应用于实地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必须包括许多对假设、参数和行为的判断。在实验室研究的简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评估这些判断之重要性的数据，经济学是少数几个幸运的学科之一，可以同时在实地现场和实验室加以分析研究。”

值得强调的是，实验经济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经济学本身，其基该方法已经被管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借鉴，比如政治学家广泛使用实验手段研究国际关系、竞选与选举、委员会与投票、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决策等。越来越多借鉴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文献期刊》、《公共经济学期刊》、《管理学期刊》、《法律研究期刊》和《心理学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

思考，快与慢

《纽约时报》2011年度十大好书。

在书中，卡尼曼会带领我们体验一次思维的终极之旅。他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作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为了使读者真切体会到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主角的特点，卡尼曼介绍了很多经典有趣的行为实验，指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什么时候不能相信；指导我们如何在商场、职场和个人生活中作出更好的选择，以及如何运用不同技巧来避免那些常常使我们陷入麻烦的思维失误。

本书将会彻底改变你对思考的看法。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

本书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代表作，被誉为“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研究领域的圣经。本书含有35篇经典论文，分成10个部分，汇集了有关判断和推理研究的经典作品，基本囊括了目前所有关于判断研究领域最权威的文献，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书所代表的有关判断的研究综合了各个相关领域的成果：临床预测，统计预测、有关主观概率的研究、有关因果归因和常人心理解释的研究，以及心理学中有关推理启发式和策略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