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一首示子侄》是清代文学家彭端淑的散文作品。文章着重论述做学问的道理，指出人的天赋才资并非决定学业有否成就的条件，只有通过主观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先讲为学的难与易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可相互转化，转化的条件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平庸与聪明的关系也可转化，如孔子的学说却由天赋不高的学生曾参相传。接着讲了四川边境贫富两僧想去南海的故事，富者一直想雇船而不能实现，贫者苦行一年而返，说明天下无难事，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点出立志为学这一中心命题。结尾指出，自恃聪明而不学者必败，愚庸者能勤奋学习则必有成就。全篇采用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的写法，两僧对比，例证生动，观点鲜明。

为学一首示子侄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⑴，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⑵；屏弃而不用⑶，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⑷。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⑸：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⑹，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⑺？”曰：“吾一瓶一钵足矣⑻。”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⑼，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⑽？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⑾。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⑴资：天资，天分。之：助词。

⑵倍人：“倍于人”的省略。

⑶屏：同“摒”，除去、排除。

⑷圣人：指孔子。卒：终于。鲁：迟钝、不聪明。

⑸鄙：边远的地方。

⑹南海：指佛教圣地普陀山。

⑺何恃：“恃何”的倒装。恃，凭借、依靠。

⑻钵：和尚用的饭碗。

⑼买舟：租船。买，租、雇的意思。

⑽顾不如：难道还不如。顾，难道，反而。

⑾自败者也：那是自毁前程的人。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困难的事情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了。人们做学问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学，那么困难的学问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那么容易的学问也变得困难了。

我的资质愚钝，赶不上别人；我的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但是，天天学习，持之以恒，从不怠惰，直到学业有成，也就不知道自己原来的愚纯与平庸了。我的资质聪明，高过别人一倍；我的才思敏捷，高过别人一倍。可是，丢弃不利用，结果与愚钝平庸的人相比，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孔子创立的儒家道统，最终由资质愚钝的曾参承传下来。由此可见，愚钝和聪明，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岂能是一成不变的？

蜀地的边境，有两个僧人，一个贫穷，一个富有。贫穷的对富有的说：“我打算去南海，怎么样？”富者则问：“你凭靠什么前往？“”贫者回答：“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就足够了。”富者说：我多年来打算购买船只沿江而下，至今还未去成。你究竞凭靠什么前往！”过了明年，贫者从南海归来，把这件事告诉给富者，富者流露出惭愧的颜色。西蜀离南海，不知有几千里路程。富僧不能到达，贫僧能到达那里。人们确立志向，反而不如蜀地边境的贫穷僧人吗？

因此聪明与敏捷，是可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的。自恃自己的聪明与敏捷的资质，却不学习，是自甘失败的人。愚钝与平庸，是可以限定又不可以限定的。不受自己愚钝与平庸的资质所限制，而是刻苦学习，不知疲倦，是力求上进的人。

这篇文章作于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潜心问学，不务声名，治学严谨朴实，形成一代学风。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仅其祖父直系就达69人之众，但当时连一个文举人都没有，作者见状，甚为忧心，急而训之，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扬严谨治学的风气，同时劝勉子侄读书求学不要受资昏材庸、资聪材敏的限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为学一首示子侄》开篇确立的是“难”与“易”的哲学命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告诉读者：“难事”与“易事”是相互转化的，是否转化的关键在于：“为之”还是“不为”。这就以辩证法为依据，为全篇论述“为学之道”，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依据辩证法的理论，作者顺便推出全篇的主要观点：“人之为学有难易学？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作者认为，为学之道，在于一个“学”字上，只要“学”，就没有做不成的学问。像农民化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所说：“衣食当须纪（经营），力耕不吾欺。”像老妪曾对李白大体上说的那样：“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像陆游对儿子说的那样：“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又像叶适所说：“功到深处，天教勤苦成。”还像刘克庄以艺人的口吻所说：“琴亦难精莫废弹。”

文章的主题显露之后，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语气，继续运用证的观点，从“愚”与“贤”这一矛盾的互相转化方面立论：“吾资之昏，不逮人也，材之庸，不建人也；旦旦而学久雨不息，乎成，雨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也，晋村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无以异也。”

第一，作者总体上强调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坚持为学之道，是“愚”与“贤”相互转化的关键所在。用韩愈《符读书城南》的诗句来说，就是“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即想知道学问的力量吗？不论贤者愚者，它可以让所有的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向既定的目标迈进。第二，作者所列举的正面事例是：坚持为学之道，愚笨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其中突出一个“学”字。诚如他的同时代人所说：“人无贤愚，非学曷成。理无精粗，惟学乃明。”第三，反面事例是：抛弃为学之道，不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由“贤”变“愚”。其中强调“用”还是“不用”的问题。《明史·王骥等传》说得好：“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谁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其前提条件仍然是坚持为学之道，谁就是真正的贤者，谁就能突破重重难关，脱颖而出。毛泽东就特别重视“使用”的重要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紧接着，作者举出历史事实，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论语·先进》说：“柴也愚，参也鲁。”即孔门弟子高柴愚笨，曾参迟钝。据此可知，作者列举的事实，是见于典籍的，因此显得言之凿凿。并从中阐明“愚蠢”与“聪明”这对矛盾的互相转化关系。对此，毛泽东说得更直截了当：“高贵者最愚，卑贱者最聪明。”即高贵者包括聪明人，一旦自鸣得意，不坚持为学之道，不利用聪明才智，就变成最愚蠢的角色。相反，卑贱者包括愚笨的人，往往刻苦学习，善用其才，就变成最聪明的人。

作者的家乡在丹棱，在今四川省洪雅县。于是，他又举出当地的传说故事，同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充满了辩证的色彩：“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作者从西蜀贫僧身上，推演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有志者事竟成。从中隐含的结论是：有志者学业有成。由此说开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事先确立坚定不移的志向，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率先垂范。如果有鲁仲连的“蹈海”气概，愚公的“移山精神，“破釜沉舟”式的勇气，“卧薪尝胆”式的意志，“闻鸡起舞”式的毅力，“枕戈待旦”式的信念，就不会有干不成的事业，攀登不上的知识高峰。最终“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更倚天”。事理已经讲清，历史事实与传说故事已经列举，最后，作者总束全文：“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作者仍然运用辩证的观点，指出，“聪明与敏捷”“愚钝与平庸”这两大类资质，在一定条件下，将走向它们的反面。正因为此，它们作为人的内在因素，既可恃又不可恃，既可限又不可限。这一观点与开篇相照应，再次突出全文的主旨。

这篇文章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为学之道。所接触的与为学之道相关联的问题有三个，作者从提出这些问题到认识这些问题，都是以辩证法的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为学的难易程度。作者认为，为学的难与易之分在于：学习，则“为学”由难变易；不学，“为学”由易变难。为学之道，就在于落实一个“学”字。第二，人的“昏庸”与“聪敏”的资质。作者指出，坚持为学之道，可以由“昏庸”变为“聪敏”，否则，便由“聪敏”变为“昏庸”，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人的志向或毅力。作者觉得人的志向或毅力的因素很重要，在为学的过程中，志向坚定，毅力顽强，就可以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否则就是自甘失败者，就是落伍者。

现代文学批评家王镇远：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古文鉴赏辞典》）

彭端淑（1697—1777），清代诗文家。字仪一，号乐斋。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为广东肇罗道。为官清廉有政绩。赋归后家居十余年，主锦江书院讲席，以实字造士，多所成就。有文名，与弟肇洙、遵泗号“三彭”。古文学《左传》《史记》，诗质实厚重，尤工五古，张维屏以为“苍健沉郁，大有杜意，似非船山所能及”（《国朝诗人征略》）。著有《白鹤堂文稿》《晚年自订诗稿》《戊戌草》《雪夜诗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