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是2005年1月1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傅国涌。该书讲述了民国时期发生的动荡的故事。

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

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将一公函在具有保皇会背景的《南洋总汇新报》公开发表，酿成了同盟会创立四年来最大的一场风波。

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写给李燮和的信中说：“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拟章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近日专门注重暗杀(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9月24日，他在给王若愚的信中对黄兴“专为中山调停”大为不满，表示“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

10月22日，孙中山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也。”

《伪民报检举状》

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

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张静庐语]。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土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当《民报》危急时，孙中山没有伸出援手确是事实，但说他“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就只是臆测和想象了。孙中山之所以对《民报》弃置不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孙”风潮早巳伤了他的心，加上

他对章太炎在《民报》高论佛学、国粹，渐离三民主义的轨道也深为不满。

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他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

前言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

一、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可结交

二、“托故不见”孙中山

三、新加坡事件：康孙合作终成空

四、康、孙之间的自立会群豪

五、康有为自许太过，终致两派交恶

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二、可贵的配角意识

三、分歧仍然难免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革命“正统”之争？

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与分

二、章太炎、孙中山的早期关系

三、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

四、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

五、“章疯子”不疯

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

一、“非袁不可”

二、兵变之谜

三、“办共和”

四、将天下变为囊中物

五、容不下“七嘴八舌”的国会

六、“非去袁不可”

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

一、“不如另外早自为计”

二、“英而不雄”：总是“自许”本为虚

三、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产生分歧

四、“以政治为生命”

五、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六、宋教仁之死的直接原因

七、到底谁是“宋案”的真正主使人？

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后记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独立撰稿人。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一百多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