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举证责任制度最早产生与古罗马法时代。罗马法的就举证规则在历经中世纪的寺院法的演变之后，到了德国普通法时代确立了原告就其诉讼原因的事实为举证，被告就其抗辩的事件事实为举证的一般原则。且采取宣誓制度作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的配套和补充制度。

行为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证词、材料、影像、音频、证人等以证明其行为真实性的责任。

双重含义说认为，证明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又称形式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这是指当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最终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又称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

又称为风险负担说、败诉风险说、结果风险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一方所承担的败诉风险。

参考于第五版《民事诉讼法》 曾宪义、王利明主编第178页。

举证责任制度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法时代。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五句话：“原告对于其诉，以及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为主张之人负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可见，罗马法就举证责任确认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为“原告有举证责任之义务”，它是“无原告就无法官”这一古老法则在证据法上的映现。其二为“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即“肯定者应负举证，否定者不负举证责任”。当时的证明责任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就此，奠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罗马法的就举证规则在历经中世纪的寺院法的演变之后，到了德国普通法时代确立了原告就其诉讼原因的事实为举证，被告就其抗辩的事件事实为举证的一般原则。且采取宣誓制度作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的配套和补充制度。当时盛行的裁判宣誓制度被称为“通常必要的宣誓”。其中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补充宣誓，一种是雪冤宣誓。前者适用于负担证明义务的当事人，后者适用于不负担证明义务的当事人。如果负担义务的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但在证明程度上已超出一半，该当事人便取得了补充宣誓权，经过补充宣誓后，法官即可认定该待正事实为真。反过来，如果该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上没有达到证明程度的一半，对方当事人就获得了雪冤宣誓权，经过宣誓后，法官则认定该待证事实为假。这种化解疑案的宣誓制度的引进，突破了古罗马时代法官各行其是的做法，为他们断定是非、解决疑案提供了明确可循的统一规则。形成了证明责任制度和宣誓制度的双轨机制，使之在不同的领域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1883年，德国的优理务斯·格拉查（julijusglaser）首次将举证责任分为主观的举证责任和客观的举证责任。主观的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或形式上的举证责任，它是指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其目的在于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诉讼活动，而不是只主张事实而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用证据以外的方法，如宣誓、决斗、神明等方法对事实作出证明，它强调的是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而不涉及到诉讼结果的问题。客观的举证责任又称结果责任或者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它是指当事实于最后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人则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其目的在于供法官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疑难案件，即在诉讼程序结束的时候，如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法官不得拒绝下裁判，而必须根据证明责任的负担确定案件的胜败结果。它本身与诉讼结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学说的提出结束了靠宣誓制度解决疑难案件的历史。首次突破了此前人们一直把提供证据的责任作为举证责任本质的局限，从而使人们的认识推至与举证后的结果相联系的高度。并且为之后两大发系各国在审判实践中，从提出证据的行为和案件事实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的责任两个方面来认识举证责任，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并且后一方面作为客观上的一种责任状态，其设置本身还有利于克服和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的情形。客观证明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很快成为德国理论界的通说。后来传到日本，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的含义有两个，即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前者又称说服负担，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包括陪审团和没有陪审团时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要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人将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败诉后果。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的负担，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的事实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和评议，对方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则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处理，决定主张者承担败诉的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反驳，法官便认定该事实无争议，也把它作为法律问题作出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出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争议，法官才决定把该事实交给陪审团审理。可以看出，在英美法系中举证负担是当事人履行的第一次负担，只有履行第一次负担之后，才会产生说服负担。说服负担是依据实体法产生，目的在于解决特定的事实争议，产生使陪审团作出事实成立的后果。

中国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而作为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是罗马法举证责任分配法则在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结合本国国情，在当代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对其发扬光大，并不断发展而增添充实新的内容，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特色。就民事立法现状来看，尚无一部系统的民法典，立法的滞后性导致法律条款十分粗略、笼统。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尚不具有十分成熟完备的条件，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于2002年4月1日施行。它的实施弥补了当前民事诉讼中证据立法的不足。规范了民事审判实践，为进一步的民事立法奠定了基础。从立法和执法现状，结合中国国情，通过深入学习，当前中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有以下特征：（一）从立法上看，中国举证责任制度体现为明确的行为责任和已广泛运用的结果责任

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举证责任传统上被释为行为责任。英美证据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为举证责任含义之一也是公认的事实。清朝末期曾协助晚清政府起草民、刑诉讼律草案的日本学者松岗义正也从行为责任的角度解释举证责任。松岗义正关于举证责任的观念不仅影响旧中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和民事诉讼学者，而且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及先行的民事诉讼法，都专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比如中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可见此条规定也首先肯定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明确的行为责任。该行为责任后来又明确体现于起诉证据的提出。起诉证据的规范性依据最早出现于1997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内部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法7号），该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内部立审分离制度，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起诉受理阶段的有关事实问题提出了证明要求，并且将起诉证据作为立案庭审查起诉以决定受理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行为责任。并未明确规定结果责任，但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来加以确认。（1）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条指出：“下列证据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首次肯定了结果责任，只是不够明确。（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条规定了两种意义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的行为责任，后者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即结果责任。在先行立法的司法解释中，它首次明确的肯定了民事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弥补了民事诉讼法的不足。但是该条除行为责任继续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规则外，对于结果责任并没有确立起一般的分配规则。所以，它仍非结果责任的分配原则。

格拉查的分层理论学说虽是理论研究上的一大进步，但在解释举证责任分配上仍含糊不清20世纪初，为研究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两大法系的学者们自立家门，创立了不同的学说，以期用独创的原则统一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虽然学说林立，但充其研究方法上的归类，较有影响的有三大学说，即：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和法规分类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是依据待证事实的性质或内容来分配举证责任，其专就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加以研究，而对于待证事实在法律构成要件上处于何种地位则根本不予考虑，其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凡在性质、内容上不可能证明的事实，即消极事实和内界事实，当事人不必举证。法律要件分类说是专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按法律构成要件的性质内容，依据不同价值标准进行分类，凡是归属于某一类法律构成的事实，当事人就该事实负举证责任。法律要件说有很多分支学说，如因果关系说、通常事实发生说、最低限度事实说、全部事实说和特别要件说等。其中特别要件说为通说。依据特别要件说，民事实体法中的各种法律规范依其作用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权利发生规范，依此规范可以发生民事权利，比如订立合同的订立；二是权利妨害规范，即对抗权利发生的规范，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三是权利消灭规范；四是权利受制规范。这种规范可以排除权利的作用。1910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学家罗森伯格发表了〈〈举证责任〉〉一书，他认为民法规范本身已经具备了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并将民法规范分为对立的两类：一类是基本规范，也称请求权规范，指那些发生一些权利的法律规范；另一类是对立规范，即权利妨害规范，据此凡是主张权利的人，应就权利发生规范发生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的人应就权利妨害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中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法律分类说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作为司法审判实践中解决举证责任问题的理论依据存在。

英美法系国家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上则集中体现了抗辩式的诉讼方式，使负担对抗说得以成立。其司法裁判将任何一方提出的有关诉讼请求都视为一种抗争，案件事实对证据所提出的本质要求取决于哪方当事人就某一事实主张而承担总体上的举证责任以及适用何种标准。

事实上，两大法系的举证分配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运用，在审判实践中有助于一些特殊情形下，仅凭相关程序法和实体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案件。为此，除程序法实体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参照有关学说原理及规则来解决实务中的疑难问题是不无裨益的。

举证责任分配应主要由制定法完成，大陆法系中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采取由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采此立法例。但是，这种做法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尚有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日益复杂。立法的滞后性不能满足实践的需求。而法律要件分类说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完备的民法典，民法典尚未出台，诸多的民事领域尚无必要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准据法”

缺位现象比较多，这样，无法根据实体法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次种现象捆扰着司法实践。但是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所以司法裁量权应运而生。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肯定了法官在一定情况下裁量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权力。《规定》第7条明确：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可见法官在运用司法裁量权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1、法官要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想立法者之所想，（漏洞补充）做立法者之所做（司法立法），与时具进，抱着当时当地立法者相同或相似的公平正义观念，客观坚持公平原则。2、客观分析案件情况，看当事人是否报有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3、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科以举证责任时，应当是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4、衡量当事人对危险领域的控制支配能力，因民法上有关令当事人负责任的法律规定目的就是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故必须规定由加害人就其危险领域内所发生的实情进行举证。5、根据统计资料或人们的生活经验判断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如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则主张该事实发生的一方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对该事实未发生负举证责任。因举证责任的分配在民事诉讼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在司法裁量时应当由较高级别的法院如高级法院来决定，为慎重起见，将举证责任倒置的决定权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手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下级人民法院呈报的司法裁量举证责任报告，从而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关的各大学说分类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其目的均在于使实体法更能客观有效的运用在审判实践中，更有利于兼顾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中国民事证据立法虽然宽、浅、粗略、笼统、不规范。但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审判实践中的司法漏洞，为进一步完善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只有结合本国国情，完备法律规范，完善立法，与时俱进，健全法制，才能保障法律的全面正确实施，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