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嘉煊（1907—1950），字佑廷，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者，1907年10月6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港口村。1950年3月15日，不幸在第三军医院逝世，终年43岁，安葬于山东潍坊坊子革命烈士陵园。

乐嘉煊（1907—1950），字佑廷，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者，1907年10月6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港口村。他早年在家乡读小学，从1920年起，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报学校、上海立达中学和上海政法大学。就是在法政大学读书期间，他开始自学世界语。

世界语（Esperanto）是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Dr.Lazarz Ludwik Zamenhof）于1887年创造的一种非自然语言，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使世界各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民和睦相处。世界语在上世纪初通过留日、留法的学生传入我国，在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推动下，到20世纪20年代，杭州、北京、汉口、广州、上海等相继成立了世界语组织。

1927年，乐嘉煊在宁波与仇瑞棣女士结婚，婚后他们回到家乡镇海。第二年八月，乐嘉煊又从镇海来到汉口，在他岳父开办的杂粮行当会计，同时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投入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工作。1929年6月，乐嘉煊与方善境、傅平、薛诚之等人发起组织了汉口世界语同志会，乐嘉煊当选为干事会干事，并开办世界语学习班，乐嘉煊担任教师，讲授《世界语全程》。

同年12月，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乐嘉煊担任大会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会务报告。在这次会上，汉口世界语同志会改名为汉口世界语学会，乐嘉煊当选为负责人之一。1930年，汉口世界语学会创办了会刊《希望》（La Espero），刊物是铅印，它的通讯、发行都设在乐嘉煊在杂粮行的办公室。

1930年11月，乐嘉煊接待了法国世界语学者贝莱儿。贝莱儿是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传播世界语来中国汉口的，贝莱儿两年前从法国出发，经过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苏联、日本到达我国，经上海、南京，抵达汉口，历时两年半。

乐嘉煊受贝莱儿影响，也与沈旭初、李志民等秘密组织了一个世界语者中华全国步行团。他们1931年1月从汉口出发，步行到达长沙，又经湘潭、衡阳、广州、中山、澳门、香港、九龙、厦门、福州、镇海等地，到达上海。每到一地，他们讲演、散发宣传品、办学习班，访问那里的世界语者，调查当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步行团活动被迫终止，乐嘉煊留在了上海，他参加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的筹备工作。“语联”成立后，乐嘉煊成为“语联”的专职人员。为了公开合法活动，根据“语联”的决定，乐嘉煊以个人名义创办了世界语函授学社，开办世界语函授学校，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世界语书店。

1933年，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乐嘉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世界语运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9月23日，蒋介石被迫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它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掌管宣传工作，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被任命为第三厅厅长。第三厅既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振兴军队政治工作的产物，又是文化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象征。

同月，乐嘉煊应叶籁士之约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并结识郭沫若。乐嘉煊非常喜欢阅读郭沫若的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等小说，以及他的诗集《女神》等。现在能在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感到非常欣喜。有时见面，他顺便向郭沫若讨教翻译方面的问题，郭沫若以自己的译作为例，与他虚心真诚地交流，使乐嘉煊获益匪浅。第三厅是宣传厅，乐嘉煊在第七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

乐嘉煊一就职，就积极热情地投入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印、寄发世界语资料，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这一年的10月，武汉沦陷前夕，乐嘉煊随第三厅撤离武汉，经沙市、长沙、桂林、贵阳等地，于1939年2月抵达重庆。经贵阳时，乐嘉煊还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

到重庆后，乐嘉煊和叶籁士、霍应人等一起，办了一份世界语半月刊Heroldo de Ĉinio（《中国报导》）。薄纸印刷，每期五六千份，自己发行，寄到四五十个国家世界语组织和个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

为保证刊物的顺利出版，乐嘉煊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建起一个独具特色的世界语排字房和印刷厂。这是国内第一个世界语印刷厂。乐嘉煊就分工负责《中国报导》的排字房和印刷厂的管理工作。

乐嘉煊还积极为《中国报导》译稿，并参与编辑、出版世界语国际宣传小册子的工作。特别是《世界报导》及时地节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大大地鼓舞了国际友人的信心，而且产生了很好的、广泛的影响。这里面也凝聚着乐嘉煊的心血。《中国报导》一直坚持了好几年。

曾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高度赞扬乐嘉煊等这批世界语工作者，他说：“三厅搞世界语的同志总共才四五名，但是他们能量很大，工作热情很高。”（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在第三厅成立初期，蒋介石认为第三厅可以装点装点他的门面，宣传宣传他这位“抗战领袖”；但是随着第三厅工作的开展和步步深入，蒋介石越来越感到这是一颗扎入他内脏的钉子，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8月，国民党策划控制第三厅，先调走厅长郭沫若，让他去当什么部务委员，名义上是提升，实际是砍掉第三厅的首脑，拆散第三厅这个战斗集体。第三厅绝大多数同志认清了国民党的阴谋，表示与郭沫若厅长同进退，他们提出集体辞职。乐嘉煊与第三厅的绝大多数成员一起，随着郭沫若退出第三厅。这年10月，经过周恩来的力争，蒋介石更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只好又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原来第三厅的同志，基本都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乐嘉煊工作的刻苦和勤奋，一直得到郭沫若的欣赏和信赖。郭沫若常感叹文化人缺乏事务工作的能力，对乐嘉煊在这方面的出色才能和埋头苦干精神非常赏识，他又知道乐嘉煊曾经在杂粮行里当过会计，于是请乐嘉煊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财务工作。开始时乐嘉煊不愿意离开世界语工作，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此重担。后来经周恩来从旁劝说，便毅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挑起了这副担子。

乐嘉煊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大管家”，掌管着全部的钱财。文委会里个别人并不看好，他们怀疑：“他能承担起这项重任吗”？他们怀疑的理由是“乐嘉煊很贫困、很缺钱。”言外之意是，乐嘉煊可能会借机贪污。乐嘉煊生活贫穷倒是实情：他离开上海时，妻子刚生下第四个孩子，一个人带着年龄尚幼的四个儿女，在上海贫民区靠亲友接济苦苦度日。郭沫若了解这一情况后，要给乐嘉煊困难补助，可他坚决不要。手握文委会财务大权的乐嘉煊，没有辜负郭沫若的期望和厚爱，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从不乱花一分钱，账目清清楚楚，成了郭沫若的得力助手，也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几年下来，乐嘉煊与郭沫若相互有了更广泛，更深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郭沫若因其超群的才华和诗人的热情，受到当时在重庆的文化人士的尊敬。郭沫若原名郭开贞，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1941年11月在重庆的一批世界语者和文化界人士聚会，庆祝郭沫若50岁生日（虚岁）和创作生活25年。

乐嘉煊作为文委会的“大总管”，在考虑该送郭沫若一件什么礼物，最后与其他同志商议，决定送给郭沫若一支两米多长的大笔，在笔杆上还刻上“以清妖孽”4个字。寓意盼望郭沫若用如椽之笔写出更多雄文，横扫各类“妖孽”。

在抗日的烽火中，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同仇敌忾，艰苦地工作着，时间过得也很快，到1943年10月1日，文委会举行纪念会，庆祝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三周年。

1945年3月，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参加结束工作之后，乐嘉煊由乡下搬到重庆城里暂住。不久，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夏，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乐嘉煊告别了与他相处8个春秋的郭沫若，随军调小组由重庆去了南京，后又转赴江苏淮阴解放区。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乐嘉煊又随军由苏北转移到山东解放区，由中共山东分局分配到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做编译工作。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中，乐嘉煊始终铭记郭沫若对他的教诲和勉励，虽然他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身体越来越差，仍然孜孜不倦地耕耘。1949年7、8月间，乐嘉煊把毛泽东《关于时局的说明》《论人民民主专政》翻译成世界语，成为介绍到国外最早的毛泽东著作外文书籍之一。乐嘉煊把郭沫若赠给他的那首诗视为珍宝，在随军转战中，一直随身携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冬天，乐嘉煊因心脏病加重，住进山东潍坊解放军山东军区第三军医院治疗，1950年3月15日，不幸在第三军医院逝世，终年43岁，安葬于山东潍坊坊子革命烈士陵园。

乐嘉煊在1927年与仇瑞棣女士在宁波结婚。在战争年代，他们分多聚少，特别是乐嘉煊1938年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后，妻子仇瑞棣带着几个孩子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备受凌辱的生活。直到1946年，乐嘉煊到了山东解放区，才与先他到达的妻子、儿女团聚，生活才基本安定下来。

乐嘉煊与妻子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共五个子女。最小的儿子乐美真生于1947年，1978年后，乐美真先后在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任职，1994年后在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工作。

乐美真在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小范围内会见青年学生，乐美真也在场。当总理问到他的家庭情况时，乐美真提到他父亲乐嘉煊的名字时，总理说：“噢，你是乐嘉煊的儿子？他是哪一年从重庆到山东的？”但遗憾的是，当时乐美真完全不知道他父亲在武汉、重庆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时，周总理是他们的领导，和他父亲很熟悉，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而且是周恩来亲自安排他父亲这批文化人进入山东解放区的。

1967年，乐美真和一些同学到郭沫若家中，向郭老请教有关毛主席诗词的问题。乐美真这次是有备而来，他带来郭老二十多年前赠给他父亲那首诗裱装的条幅。当他展开那个条幅给郭老观看时，引起了郭老的深情的回忆。于是，郭老拿起一支毛笔，用小楷重新把那首诗写了一遍。

“槁枯终不舍，情谊见精诚。”恰如其分地再现了乐嘉煊生前对繁杂、琐屑、枯燥的事务性工作的兢兢业业和任劳任怨，也说明他对事业的执着，对同志的忠贞，特别是与郭沫若的珍贵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