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松生（1908~1968.04.27）北京乐氏家族第十二世乐达义之子。1908年农历8月13月生于北京。幼年在家塾发蒙。1921—1925年在北京汇文教会学校读书时,家里仍聘师教古文。从汇文中学毕业以后，到天津达仁堂乐家老铺学习药店管理。到天津后他却考取了育才商业学校，不料遭到激烈反对,1928年到伯父所开的天津达仁堂担任副理，与堂兄乐肇基协助乐达仁管理药店。1947年，乐达仁、乐达义相继去世,乐松生成为同仁堂的重要股东,占股份十六分之一,成为同仁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北京解放初期,乐松生到天津采取观望态度。后来同仁堂劳资谈判陷入僵局,职工代表要求他回京谈判,才达成协议,劳资协商会推举他为同仁堂经理。同仁堂劳资双方合作,取消了同仁堂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加强了药品质量管理。1954年，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带动了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公私合营，与上海市的荣毅仁等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解放后,历任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天津商业联合公司总务部长、天津建华公司副经理、北京市投资公司董事长,还曾被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文革”中乐松生没能逃脱厄运，1968年4月27日含冤而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

继承祖业勇于创新的乐松生

1908年农历8月13月乐松生出生于北京。幼年在家塾发蒙、读背四书五经。1921年至1925年在北京汇文教会学校读书时,家里仍聘师教古文。聪明好学的乐松生从小就受到伯父乐达仁和父亲乐达义的喜爱。对对他继承和发扬祖业寄以殷切希望。乐松生从汇文中学毕业以后。老哥俩就迫不及待要他到天津达仁堂乐家老铺学习药店管理、但这却不是乐松生的本意，他到天津以后考取了育才商业学校，不料遭到激烈反对,迫不得已,1928年他到伯父所开的天津达仁堂担任副理，与堂兄乐肇基协助乐达仁管理药店。

由于乐松生出身中药世家，耳濡目染也懂得很多中药常识。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常说:“中药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弄不好会误人性命”。所以他拼命学习中医药知识学习管理经验。他们有个脾气: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在这期间，天津达仁堂一改北京同仁堂家店不分的落后管理体制。大胆引用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成为我国中药业第一个工商联合企业，使他获益非浅。一次,在营口药材市场乐松生与另一买主争购一副整虎骨。 最后以多出50现大洋才将其买到手。乐达仁明知吃了大亏,但对乐松生能继承同仁堂选料上乘的好传统格外满意,也更器重他了。

在达仁堂，乐松生与乐肇基还购进了电动石磨、电动箩筛、冷冻机。继而打深井、建水塔。大大提商了生产能力。再加上达仁堂饮片质量堪称华北第一。所以达仁堂享有很商高的声誉,虽然它创业于1925年。患者却反映说:“吃达仁堂的药放心。”

达仁堂的股份原为4股，乐达仁只占1股。1941年乐达仁去世后,遗有二子：乐钊、乐锜。乐松生就主动与其他股商量:“将4股改为5股。让乐钊、乐锜各领一股吧!”族中人看到乐松生这样宽厚待人，都称赞备至。

1947年乐达义去世，乐松生兼管北京同仁堂的业务，但仍任达仁堂副理。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摧残掠夺，因此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但对共产党又不了解。后来他回忆道:“解放前夕，我尽管接到党对于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但心里总是半信半疑的。同时我又想，我家世代经营工商业。自己又没参加伪政权，共产党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乐松生的心里话。可贵的是乐松生一旦认识了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后，使真心实意地拥护党的领导，扎扎实实地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公私合营的带头人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同仁堂一场劳资纠纷圆满解决后，乐松生被劳资双方共推为北京同仁堂经理。成为乐氏同仁堂第13代传人。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发展祖国的中药事业上。通过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到1950年底，同仁堂的产供销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名优产品，诸如牛黄清心丸、活络丹、苏合香丸、人参健脾丸、地黄丸、龙骨酒，白凤丸等更是驰名中外，声誉大增。事实使乐松生受到很大教育,他认识到:只有在新中国，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听党的话跟党走，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基于这种认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到炮火紛飞的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同仁堂与职工一起制订爱国守法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踊跃捐献;基于这样的认识，乐松生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签订了代购代销合同，使同仁堂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乐松生当时任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市国药业公会主委。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他分别召集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工商业者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学习、贯彻总路线精神。同时在乐氏家族内部组织学习总路线。乐松生常说:“ 新中国的成立，给同仁堂带来了新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给同仁堂指明了为向。”在乐氏股东支持下，乐松生在1954年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8月27日同仁堂召开了同仁堂公私合营庆祝大公，会上，乐松生激动地说:“同仁堂将进一步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在制药技术上一定会得到科学技术的帮助。这样同仁堂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制药技术、经验，可以精益求精。”1959年，乐松生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我们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好事，而且是光荣的。”

在乐松生的带头下，1956年1月4口北京市327户国药业私力人员举手座谈。一致同意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并推乐松生为公私合营工作筹委会主任。1月5日，北京市国药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继此之后，其他各行各业纷纷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向党和毛泽东主席献上了喜报。喜报是用一个特大信封套着的。毛泽东主席亲切地说:“你这个信封可真大啊!”乐松生高兴地回答说:“这是件大喜事啊!”

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中间乐松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在市长彭真帮助下，他勇于负责，大胆工作。

中药剂型的改革者

1950年的一天，彭真市长对乐松生说:“我们的中药，多少年来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好吃。汤药也好，丸药也好，量多丸大，如果能制成西药的样子,像药片一样，既好吃又好带,就太好了!”乐松生暗想:彭市长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中药业的根本发展，出路正在于此。这也是先伯乐达仁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但中药改革，又是一条十分艰难的路。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彭真同志似乎看出了乐松生的心思，笑着鼓励他说:“我说的是个初步想法。现在解放了，各行各业都会有条件大发展，中药业更有这种潜力，咱们都应该相信这一点。当然，万事开头难，你可以考虑一下，具体有什么办法，一步一步地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了。”

彭真书记的话给了乐松生很大勇气。他随后便找到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北大药厂副厂长郑启栋教授商量此事，并一起研究制订了《中药剂型改革研究工作的初步方法和进行步骤》。1952年10月1日， 在北京宣武区杨梅竹街42号这座小院子里，达仁堂驻京办事处国药改进研究室正式成立了。乐松生提议，先从几种疗效显著而又需要量大的中药开始进行剂型改革。他们选中了银翘解毒丸、香莲丸、黄连上清丸和女金丹4种中药。经过整整一年的反复试验，一种疗效好，体积小，便于携带和保存的中药片剂问世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中药成药制成西式片剂的创举。这4种中药片剂的试制成功，可以说是中药制造业上的一次革命。这中间，乐松生和郑启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首战的成功，使乐松生充满了信心。1954年5月， 他将国药改进研究室正式改名为“达仁堂中药提炼厂”，把原来德内大街55号的达仁堂养鹿场作为厂址，并且改建了1000平方米的厂房，还从上海订购了冲压机、颗粒机、混合机、球磨机、离心机等设备，准备大干一场。乐松生亲任厂长，郑教授任总工程师。到了1955年，中药提炼厂 已经研制开发10个品种的新剂型中成药。产量达到270万吨，新的中成药片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有的患者还给厂里写来感谢信。

1956年1月提炼厂获准公私合营。1957年4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并，取名为北京同仁堂国药提炼厂。乐、郑两人仍任原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又研制成功了具有国际意义的人工合成牛黄、人工合成冰片和1人工麝香，这那是中药制造史上的伟大创举。

“文革”中身为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全国人大代表的乐松生也没能够逃脱厄运。1968年4月27日他含冤而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乐松生的名誉得以恢复。1978年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