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年8月31日～1956年3月22日)，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建立了系统的科学史教育体系，被誉为“科学史之父”。创办《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杂志。

　乔治·萨顿（George AlfredLe⁃on Sarton，1884～1956），出生于比利时的根特，其父为工程师，还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萨顿18岁入根特大学哲学系，却因不符合自己的兴趣而辍学，20岁再入根特大学，改为进入科学系，7年后（1911年）在根特大学获科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入侵比利时，萨顿经荷兰逃往英国，在伦敦为英国陆军部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但战乱之中，无法实现他的理想。

1915年萨顿去到美国，1916年哈佛大学与萨顿签约请他讲授科学史，但一年期满后未能续约。1918年萨顿获任卡内基协会（Carnegie Institution）研究员。1920年起再次在哈佛大学任教，20年后（1940年）他终于成为哈佛大学教授。1951年从哈佛退休，成为“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emeri⁃tus）。

1956年因心力衰竭猝然离世，享年72岁。

1912年萨顿创办《伊西斯》（Isis）杂志，自任主编40年。该杂志被认为是第一份科学史杂志，后来在美国成为科学史协会的机关刊物。1936年萨顿又开始出版《伊西斯》的姊妹刊物《奥西里斯》（Osiris）。该两刊名皆来自埃及神话，奥西里斯和伊西斯。

出版有《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等。

乔治·萨顿的父亲是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萨顿出生仅几个月，他母亲去世了。

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哲学，但很快就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学习化学、结晶学和数学，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博士论文，也表明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哲学影响。

1911年5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梅布尔·埃尔维斯结婚，转年的5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梅”(May，即“5月”)。萨顿父亲在1909年已经去世，此时，萨顿要负担一家人的开销，这位“不肖”的后代将父亲一个著名的酒窖拍卖，在根特附近买了房子，开始具体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也是1912年，即他的女儿出生的那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他要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因此，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为萨顿提供了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现在它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直到1951年为止，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入来补贴杂志的亏损。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1914年11月，德军征用了他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与家人匆匆离开比利时。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去美国寻求发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

此时，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幸好当时哈佛大学有位叫亨德森的教员，他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从191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定期开设一门科学史课程。与萨顿接触后，亨德森最早认识到萨顿的计划的意义，并成为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学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1916年5月，亨德森告诉萨顿一个好消息：通过从各种渠道筹资，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历经波折

不过，好景不长，一年后，哈佛没有延长萨顿的聘期。另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萨顿儿子出生半月后就夭折了。

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最初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由此开始，萨顿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哈佛任职的终止，萨顿可能无法继续利用怀德纳图书馆。还是由于伍德沃德的干预，才使他可以继续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工作。后来，他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他可以不领薪水免费为哈佛大学讲一门科学史课，以此换得在图书馆中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一建议被接受了。

由于一战的结束，1919年，萨顿回到比利时取回了他埋在后花园的笔记本。1920－1921学年，萨顿再次担任哈佛科学史讲师。1940年9月，在来到哈佛20多年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虽然《爱西斯》在恢复出版后，有时还可以从卡内基研究院获得资助，而且在科学史学会成立两年后，学会也把《爱西斯》作为其机关刊物，并用部分会费予以资助，但这些经费依然远不够用。因此，许多年来，萨顿每年都要拿出约800美元支付办刊的亏损。当时这是不小的数目。多亏萨顿夫人，战前，她曾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家具设计师，《爱西斯》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装邮寄的。正是依靠她教学和从事服装设计的收入补贴家用，才使得家和刊物都能够维持下去。

接下来，对于萨顿，则是相对稳定的研究、教学和写作。尽管学生不多，但他对科学史的热情、人格的魅力和博学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学中。后来，在美国许多大学进行演讲，也成为萨顿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部分经修订后正式出版。

1950年，萨顿夫人去世，这给萨顿很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熄灭了。1956年3月22日早上，萨顿准备乘飞机去做一次演讲，他在乘出租车去波士顿机场的路上发病，被送回家里，就在起居室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

勤奋学习，精通多门学科知识

说到萨顿在科学史领域的学术活动和贡献，不能不从萨顿本人的勤奋和刻苦谈起。虽然说他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萨顿自己在人文领域中成为一个极其博学的人，以至于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以对语言的掌握为例，要想对整个从古代到近代的科学发展及其背景进行研究，多种语言显然是一种必须的工具。有一种说法，说萨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掌握了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14种语言。但同时也还有另外的说法，认为萨顿本人可能也从来没数过他懂的语言到底有多少种，阿拉伯文是他在中年时才开始学习的，其它语言至少包括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和中文等等。他也喜欢用多种语言书写信件。有一次，一个著名学者被萨顿说成是一个学究：“唉！”萨顿说：“我给他写信用阿拉伯文，而他复信却用土耳其文！”萨顿在科学史方面有着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勤奋工作中，除每天一小时古典音乐欣赏作为“止痛剂”外，他几乎没有给个人生活留下任何时间。

《科学史导论》

在萨顿所有的学术著作中，3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可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

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标准的学科，也极度地缺少可用的工具书和文献检索等参考书。在这方面，萨顿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作法，而且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个人努力。在他几十年来几乎一直是由个人力量来编辑的科学史刊物《爱西斯》上面，从很早开始，萨顿就刊印由他个人编辑的科学史的“重要文献目录”(Critical　Bibliography)。编辑，或者说编写这样的文献目录，就个人的力量来说，绝非一件易事。这样的文献目录要求编者看过并收集尽量多有关的文献，并将其归入相应的分类项目，并对其中一些重要者撰写简要的评论。萨顿大多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将这种编辑科学史文献目录的工作作为晚上在家中书房里的“一种游戏”。可以说，这绝对是一种绝无先例的个人成就。这种传统，传承至今。

1936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科学史的哲学博士学位，萨顿也相应开设了他的课程讨论班。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有两个学生是真正在他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中之一，就是后在哈佛成了萨顿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的柯恩(I.B.Cohen)。他也是在美国第一位科学史博士学位的获得者。

总之，就萨顿个人著述来说，他一生共写出了15部专著(这仅指在他生前出版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又有若干由他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340多篇论文和札记，编辑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而且，与这些著述、研究及教学相关，他在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形成和确立方面的贡献要更为重要。在20世纪初，在美国专门从事科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职位还为数极少的情况下，萨顿幸运地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萨顿曾在一篇介绍别的科学史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完全适用于萨顿本人！

在萨顿生前，他的成就便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科学史界最高的荣誉，由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以萨顿的名字命名的萨顿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实际上，萨顿一直梦想着有一枚科学史的奖章，他甚至曾具体设想在奖章上能装饰有爱西斯女神的形象，但他从未想到他自己的肖像也会出现在奖章上。

萨顿最重要的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正如萨顿的学生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

“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萨顿坚信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正如萨顿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在他的著作中，有四条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始终。这四条指导思想就是：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

萨顿去世后，《爱西斯》杂志在萨顿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时候(1984年)，萨顿的女儿，梅·萨顿这位后来比乔治·萨顿名气更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发表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作来悼念她的父亲。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梅·萨顿深情地写道：此时，死亡的余音只是人们对他的颂赞，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创建贡献

至少有三点：

第一，提出了科学史处于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证了科学史的独立价值，断言“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这样，科学史在所有的历史中就是核心和最重要的，因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把自然科学与技术视为支撑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科学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总体上说，萨顿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创立了科学史学科，并为现代科学编史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渊博的学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和对文献不辞劳苦的积累，为科学史的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他亲手创办的杂志Isis和Osiris，以及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本学科的教学实践等，为科学史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某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其标志有二：一是该学科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二是其研究课题基本固定、研究方法基本形成和成熟，并有其学术自主性。就科学史而言，职业科学史家的出现是学科建立的外在表现，而自主的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出现则是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准。一般认为，20世纪，科学史首先在社会建制方面成了一门专业性学科，是以萨顿及其成就为标志的。萨顿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史学之父。除此之外，萨顿坚持自培根到孔德和保尔·坦纳雷以来的主张，即科学史的研究者要把实证知识视为整体，要以通史（综合史）代替专科史。并由他本人里程碑式的工作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正如库恩所指出，虽然“后来的经验表明，各门科学其实并非浑然一体，按照一部科学通史的要求，即使有超人的学识也难以把所有的进步都编到一部连贯的历史叙述之中。”但是，萨顿的尝试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其工作成了现代科学编史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科学人性化的主张，成为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首倡者。萨顿“对亚里斯多德很热情，但对柏拉图却表现出强烈的藐视态度。虽然他爱描写科学理念的美感和科学家们对事业的英勇献身，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成为一名‘科学至上主义者’，而且，他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邪恶副产品(evil by-products)拥有一种严肃的判断力。” 他关注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现象，并努力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他将科学史视为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视为科学人性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因而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去创立人性化的综合科学史，他主张科学人文主义，为科学与人文的协调统一、共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

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观的缺陷。萨顿指出，努力追溯西方传统是必要的，但同样也需要对东方传统有更多的了解。萨顿不大熟悉中国科学史，因此未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价，因而是有缺陷的。尽管如此，他的主张和观点对纠正西方人的文化偏见，促使一些西方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东方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林德宏、张相轮曾指出，或许可以说，正是萨顿在1930年发表的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说，促使七年以后，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走上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道路。如今，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对人类科学的巨大贡献，进一步证实了萨顿关于东西方文化亲如手足、相互促进的观点，弥补了萨顿对中国科学技术论及不多的缺陷，使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萨顿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科学史观，强调世界各民族的独特贡献和地位，这在今天经济、文化等日益“全球化”、“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保持文化多元，保持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防止单一的西化，为文化今后的发展不至于停滞和枯竭，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其次，萨顿“人性化”的科学史观为科学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林德宏先生也曾指出：“科学史也应当以科学家为中心，以科学家的科学思想为中心。这应当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许多科学史论著，充满了“科学味”，却缺少“人情味”。有一些科学史著作从表面上看也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但仅仅把科学家的思想视为历史环境的产物。虽然也列出了一系列科学家的大名，但这些科学家很少具有个性，过于强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抹煞了感情的影响和作用。“可是，最善于抽象思维、最严肃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多彩多味’的感情，谁能说这种感情同他们的科学事业毫无关系？”科学史论著以科学成果为中心，而不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结果，将科学史写成铁的必然性和绝对合理的历史，这无疑造成了一种“无人的”科学史观现状，至今为止的科学史都写成了冷冰冰的、无科学家感情的、无人性的尤其是无萨顿所希望的“人性的”科学史，这样自然不利于人们尤其是人文学者对于科学作人性化的理解，造成了两种文化的隔阂直至分裂对立。要真正做到以科学家为中心，就应当做到以科学家的思想为中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认识主体的差异性、认识思想的随意性和自由度。深入开展科学认识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突出科学家及其思想的中心地位。 如今，在我国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努力去“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如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就是一部力求写成人性化的科学史，虽然只是初步的，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林德宏先生在这一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已著有《科学思想史》《东方的智慧》和《科学认识思想史》等。可以说，沿着萨顿指引的路不断向前探索，我们将日益获得丰硕的成果，直至完成萨顿的夙愿。

主要体现于方法论原则上。

林德宏先生认为，科学史是用哲学、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另一类是把科学作为人类认识成果来研究。后者主要叙述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即科学思想史。[28] 显而易见，这已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萨顿的科学史并不能归入其中的那一类之中，因为它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编年史，因此就具有后者所具有的种种缺陷，以致不少学者对他常加责难，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的科学史学家。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认为，科学史至少包含教科书历史、官方历史、评论者的历史、理性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六种类型。前三类历史给我们一种简单和成功的印象。当我们面对同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困境时，也会由于这样的印象而产生误解。再者，这三种历史对科学家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对那些需要理解科学事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要理解科学内容本身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破坏。理性的科学史试图迫使读者进入科学家的境地中去，并且能够分享科学家当时所拥有的知识。科学分析史则试图理解科学的本性。以前哲学家通常是这种历史的接受者，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倾向于“理性地重建”历史事件来服务于哲学思想，而不是用哲学思想去适应历史。这种历史的主要缺点显然就是柯林武德所批判的“鸽子笼方式”的历史，“这就是所有那些图式和模式的来源，历史就以惊人的驯服性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人把它自己强行纳入其中。”

客观的科学史利用的是非常细节的科学事件的描述，而不是理性的重建。它试图促进科学的进步，是科学家们将智慧聚集起来的更为通常的途径。这种历史的缺点也就在于为了提取出一种方法论的“内涵”或其他什么，而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萨顿的科学史实践或许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类型，因此也就难免这一类型的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的缺点，这种缺点被柯林武德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而这一类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柯氏批评他们似乎只是不厌其烦地抄录别人的陈述。他说：“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我就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说一遍，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在此，柯氏实际上对萨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霍尔（Hall）除了与柯林武德一样批评萨顿外，还特别指责萨顿喜欢传记，并且尤其喜欢文献目录。他肯定萨顿为科学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组织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又对萨顿居然忽视中世纪的手稿或欧洲的藏书，忽视自迪昂的时代开始重新撰写的中世纪科学史表示极大不解。霍尔甚至指出：“萨顿是一个学识极为渊博的学者，然而人们不能不怀疑，就所有的方面来说，他究竟是否曾经是一个历史学家。” 退一步来说，在霍尔的眼里，即使萨顿是一流的科学史家，但其科学史并非一流的，“在科学史家中间，萨顿——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从未发觉的是，第一流历史学者并不使历史本身成为第一流的历史，并且，其他的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库恩对萨顿科学史的缺陷也曾予以明确批评。他指出，直到20世纪初，科学史一直受自孔多塞、孔德到丹皮尔和萨顿几乎连续不断的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把科学的进展视为理性战胜原始迷信、人类以其最高方式发挥作用的唯一实例，由此产生的编年史最终是忠告式的，除了告知人们何人何时首先做出何种发现外，它所包含科学内容的有关信息异常之少。由于创建了科学史学科，萨顿值得人们的感激和尊敬，但是他所传播的科学史专业的形象却造成了许多损害，以这一方式写成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科学史是合理的方法战胜粗心差错和迷信的了无生趣的编年史，而它毫无疑问会很容易地把人引入迷途。库恩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科学的真正历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远不是一条简单而笔直的路。

萨顿深受实证主义思想影响，因而明确指出其科学史的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阐述体系化了的实证知识的发展。他的科学史实质上是一种编年史，而编年史法首先无法找到充分的理由选择历史材料，只能得到杂乱无章的不得要领的历史。用这种方法所写成的编年史是初浅的，它不仅未对历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歪曲了的、不真实的。萨顿从他的新人文主义哲学观去说明科学史的价值，并从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信念中强调科学通史的重要性，这在编史方法上没有什么创新，而仅仅是继承孔德的实证主义编史学传统，因而也就存在实证主义编史学同样的问题。况且，萨顿的科学史企图做到事无巨细，包揽无遗，以为如果不解释科学发展的具体而微小的起源，以及发展上的无穷盛衰变化，就无法证明科学深刻的人性。这样一来，当萨顿把视野进一步扩大，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就无从下手。实践已证明此法确实不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萨顿以毕生精力写作《科学史导论》，也只写到了14世纪，“鱼形”的结构（萨顿语）使任何想继续其工作的人都望而却步了。

在科学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方面，至今已先后出现了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20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史方法。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最优秀的科学史著作都属于思想史范式。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对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尽管都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们却有各自独到之处，若使两者互补或许可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科学史的这些发展，无疑也可以视为对萨顿的编史方法的批评与纠正。无论如何，继承和发扬萨顿的科学史思想，继续他未竟的“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的伟业，这毕竟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使命，我们应该为此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早在萨顿读大学时就说过：“我的生命就受到两种激情的支配——一种是对科学的热爱，或者也可称之为对合理性的热爱；另一种是对人文学的热爱。”

萨顿奖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奖。

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

柯恩（I.Ber-nardCohen，1947年获博士学位，1914-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