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的三体石碑。此碑位于蒙古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剌巴剌沙衮地区，即回鹘故城鄂尔都八里、蒙古故城哈剌和林附近。

回鹘汗国时期的碑刻 。19 世纪末发现 于今蒙古国杭爱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内。碑文包括汉文、突厥文和古回鹘文。主要记述回鹘汗国建国后至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的史事、 与中国唐朝关系及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情况，回鹘与唐保持着军事、政治上的密切关系 ；摩尼教于 7世纪由昭武九姓国人传入回鹘。

该碑铭是研究早期回鹘史的重要材料。

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发现时已经碎成 20 多块，文字损毁严重。碑高约 352或 360 厘米，宽 176 厘米，厚 70 厘米，转角处宽约 5.5 厘米。汉文直书，刻于石碑正面左侧，正面 19 行，左转角 1 行，碑左侧面估计还有 14，共约 34 行，每行约 78 或 80 字；粟特文直书，刻在碑正面右侧，正面 27 行，右转角 1 行，碑右侧面估计尚有 17 行，共约45 行；突厥文横书，刻在碑阴，大约 116 行，每行约 70 或 75 字。1889 年俄国探险队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发现此碑，并盗走两块。1890 年芬兰考察队海开勒（H. Heikel）光顾此碑，并拍摄了碑文。1891 年俄国再次派出拉德洛夫（W. W. Radloff）率领鄂尔浑考察队制作出新的拓本。翌年，俄国驻华公使把这一新拓本送交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考释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

洪钧将此交予在此任职的沈曾植，沈曾植撰写跋文，此即“总理衙门书”，是此碑的早期研究。随后荷兰学者施古德（G. Schlegel）、德国学者缪勒（F.W. K. Müller）、汉森、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日本学者安部健夫、羽田亨等分别进行了解读，。中国方面即沈曾植之后又有李文田、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近些年来，美国学者哈密顿，尤其是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吉田丰对石碑碎片及其各国拓本做了全面的整理复原和系统研究。石碑的不同拓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可参考林梅村、陈凌、王海诚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都存有石碑的拓片。据碑铭汉文的铭刻，立碑者为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思，汉文的撰写人为伊难主和莫贺达干。据学者们的研究，此碑记述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 在位）、牟羽可汗（759-780在位）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牟羽可汗从中原引入摩尼教，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信仰，摩尼教远播漠北，西达天山；回鹘保义可汗（808-821 在位）出兵西域，与吐蕃展开斗争，协助唐王朝保卫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龟兹（今新疆库车）。此碑是唐与回鹘友好关系的见证。

为中国古代漠北回鹘政权第九世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译意为“天赐福神武智慧可汗”，唐朝封号为“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所立的纪念碑。

此碑立于唐元和九年(814),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芬兰民族学家、考古学家A.O.海凯勒在蒙古旅行中于漠北唐代回鹘首府喀喇巴喇哈逊（黑虎城）附近柴达木河畔附近发现，首先刊印在1892年由他编纂的《一八九零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中。

碑文分别用粟特文、突厥文和汉文3种文字铭刻。因年代久远,碑铭面损坏甚重，保留下来的字数较少，特别是碑阴粟特文的一面剩下仅半块稍多点，突厥文部分也仅保留三角形似的一小块；而碑阳汉文部分则保存的比较完整，所以它对研究回鹘民族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据碑铭汉文铭刻，立碑者是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思，汉文撰写人为伊难主和莫贺达干。

汉文碑面发现时已碎为8段,碑铭现存22行，其主要内容：

①追叙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牟羽可汗(759～780)参加平定唐朝安史之乱的功勋。

②颂扬牟羽可汗从中国内地传播摩尼教于回鹘地区，使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的信仰，新的摩尼教不但传播漠北，而且西达天山，在长安、洛阳以及长江流域普遍地建立了摩尼庙。

③回鹘保义可汗出兵西域，与当时吐蕃展开斗争，以保卫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维护祖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