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8日-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军500万，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确定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战略任务。会议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关于社会经济，叫“新资本主义”不妥，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要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会议还讨论了准备在1949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等。九月会议，为直接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各方面的部署和准备。

1948年秋，即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的第二年中，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计152万人。经过大量补充，其总兵力虽然仍保持在365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285个旅（师）198万人，但大多数是在被歼后重建或受过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分布在第一线的国民党正规军共249个旅（师）170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的守备，或在其附近地区作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留置在长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一线以西的后方广大地区的兵力，只有正规军36个旅（师）23万人，大部分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很弱，而且被日益活跃的人民游击队所钳制，难于机动。

随着军事形势的日趋不利，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危机愈加严重。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阶层迅速觉醒，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副总统”李宗仁企图伺机取代蒋介石的“总统”职位；一些地方实力派加紧或开始同共产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一边。蒋介石集团已是四面楚歌。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更是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到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4315656亿元法币，当月的财政收入只占支出的5%．以致印钞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的钞票。到1948年3月21日，法币发行额由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至6636946亿元。

为了挽救危局，国民党政府宣布从1948年8月20日起实行币制改革，废止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法币。而代之以金圆券，以1元对300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将其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但是，这些措施已无济于事。在国民党政府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135742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竞达679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就同刚被废止的法币一样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失败，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挽回颓势，于1948年8月3日至7日在南京召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挽回顾势，于1948年8月3日至7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蒋介石在开幕式上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违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他斥责大多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精神圈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要求他们“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加强“精神的武装”，以便使“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会议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兵团”,“猛烈追剿”；在东北、华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作战之目的。为实现上述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10万人以上的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企图以此使人民解放军对其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其增援兵团“吃不掉”。会议还确定，要迅速扩充军力，“全军总兵额必须保持五百万人”，要在长江以南和西南地区，利用地广人众的条件，迅速组训150万人的二线部队，计划先组成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国民党统治集团准备以这些措施，进行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

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形势则不断好转。以下选自《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二十余万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一百一十八个旅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个旅，正规军人数由六十一万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九万。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已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

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我党党员由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百二十一万，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我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五万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一万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因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升至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因南方革命失败降为大约四万人左右，一九四五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一百二十一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三百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我们已在华北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其他重要与会人员10人，其中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东北的负责人未到）。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指出，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这是争取五年胜利中关键的一年。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如果战争第三、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人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则蒋介石的统治可能跨得早些，胜利会来得更快；另一种可能即美国出兵，战争也可能延长。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会议根据争取五年胜利的精神,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作了部署。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力争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

在政治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央政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已经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会议决定邀请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的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

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一方面应设法从前线缴获中，从国民党区域内，去取得战争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补充；另一方面应动员全党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必须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党的建设的问题。会议充分肯定了几年来整党工作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党内仍然存在的许多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其中主要是“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会议据此通过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和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以加强党的纪律性，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

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会议还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为此，会议提出，在战争第三年内，虽然大部分干部应当依靠老解放区供给，但同时必须注意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去吸取。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干部，以便能够在战争第四年内随军前进，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依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应“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的问题。会后，1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向全军正式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各野战军所属纵队均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四个野战军，共20个兵团70个军。全国分五个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各

野战军番号统一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九月会议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