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恺（1920-2000），陕西富平人。先后担任中共淳耀县三区区委宣传科长，中共马栏区委书记，中共新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副书记，咸阳地委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支部工作处处长、干部处长、审干办公室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商业厅副厅长、省供销联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组织部顾问、省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职。1993年10月，习仲恺离职休养。2000年10月5日逝世。

习仲恺，陕西富平人，1920年11月26日出生于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一个农民家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胞弟。习仲恺六岁时，年仅13岁的习仲勋就参加了革命。童年的习仲恺遭遇了连年的灾荒年馑和双亲相继离世，生活异常艰难。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在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常常还要将距县城四五十里的锅板盐，驮至百里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回苞谷、高粱、荞麦等粗粮，维持家计。习仲恺在大哥习仲勋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在习仲恺的人生轨迹中，习仲勋对他的影响最大。

1932年11月，任武字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的习仲勋，带领游击队在富平西区开展游击活动。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发展党团员，整顿和壮大游击队伍，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斗争，使当地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习仲恺耳濡目染了习仲勋领导的革命活动，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加之从小目睹了家国巨变和百姓苦难，在他心灵深处播下了憎恨黑暗、向往光明、同情人民的种子，期望能和大哥一样成为一名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红军战士。

1937年4月，不满17岁的习仲恺实现了自己当一名红军战士的愿望。时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托人将胞弟习仲恺和他在富平期间发展的党员柴国栋等一起带到马栏红军队伍里。自此，习仲恺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生。

1938年4月，日寇进扰陕甘宁边区，河防吃紧。以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和培训文化程度较低的红军战士为目的的鲁迅师范学校，由延安迁往关中分区首府旬邑县马家堡村办学。习仲恺进入鲁迅师范学校预备班学习。起初，习仲恺还不愿意留在后方去学校学习，总想去抗日前线奋勇杀敌。在习仲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教育下，使习仲恺渐渐懂得了上前线抗日杀敌必须学好本领的道理。习仲恺刚进入鲁迅师范时，学校连校舍、教学设备都没有，教职工过着天当房、地当床的生活。后来他和师生员工一道挖窑洞解决了校舍问题。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习仲恺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国文、历史、社会科学、政治、军事等课程，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有了很大提高。由于习仲恺努力学习，不断进取，表现突出，入校不久，未满十八岁的习仲恺，就被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习仲恺以优异的成绩从鲁迅师范学校毕业。按照西北局关于“一个区须配备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干部”的要求，他被分配到中共淳耀县三区区委任宣传科长，接受基层工作和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淳耀县工作的一年，习仲恺努力实践，积极工作，为党在淳耀县三区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做出了应有贡献，开始从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逐渐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41年1月，年仅21岁的习仲恺作为党的年轻后备干部被党组织派往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并任教务处教育科干事。在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习仲恺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目睹了延安军民的新气象，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生的人生信仰。经过党校一年的学习锻炼，习仲恺毅然决定返回革命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条件更加艰苦的关中地区，接受锻炼和考验。1942年1月，当党组织任命习仲恺为中共马栏区委书记时，他欣然接受了组织任命奔赴新的岗位，开启了新的革命斗争历程。

马栏，位于旬邑县东北部，属子午岭南端余脉，山峻林密，沟壑纵横，自古为兵家养军屯兵之地，占据马栏，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马栏是关中分区首府所在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机关曾在马栏驻留办公。

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习仲恺担任中共马栏区委书记期间，带领马栏地区党政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挖窑洞，建礼堂，修桥梁，为省委、分区机关和驻地部队提供了必须的办公住所和基础设施。努力发展生产，开荒拓耕，解决了驻地机关、学校、军民的财政经济困难。积极安置移难民，发展边区经济，巩固了边区的稳定，促进了边区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

1942年1月，习仲恺刚刚担任中共马栏区委书记时，恰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边区的军事进攻不断升级。加之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中共陕西省委、河南省委、山西省委机关驻地相继迁驻马栏，人口骤增，使这个当时只有千余人口的山区村镇，吃饭、住宿、办公、交通等条件都面临严峻的问题。面对当时的外患内忧，习仲恺沉着应对，不辱使命。为保证分区机关、学校、各个省委机关能安心在马栏驻扎，顺利的开展工作，习仲恺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马栏干部群众、驻地军民和学校师生，配合分区机关在马栏河北挖窑洞300余孔，解决了驻地机关、学校以及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等单位和部队的办公和住宿问题。在习仲恺的带领下，1942年至1944年，马栏干部群众、学校师生和分区干部一道，通过肩扛手抬，搬运一砖一石，建起了工字房、大礼堂、七孔石桥等建筑设施，初步改善了马栏的基础设施规模。至今，工字房依然屹立在马栏革命旧址中心，七孔石桥静静横跨马栏河两岸,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见证。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习仲恺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和关中分委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把开荒拓耕、增加粮食作为发展马栏经济的重要措施，组织干部群众积极向荒山开战，垦荒地、辟新田，掀起开荒热潮。1942年上半年，马栏军民开荒地8100余亩，仅清原乡增产粮食20余万斤，使马栏很快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生产的发展。同时，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活跃市场经济，习仲恺还组织群众创办了马栏合作社，繁荣了马栏集市贸易，成为边区合作经济发展的先进典型。为了解决农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在习仲恺的倡导下，马栏群众组织发展了搭工组、变工组、义务耕田队、唐将班子等一批形式多样、闻名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加强了群众生产协作关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马栏的繁荣稳定吸引了大量难民从全国各地逃往这里谋生。为了妥善安置难民，习仲恺认真贯彻关中分区移民政策，积极解决群众的温饱和安置问题。他组织引导难民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解决难民农具、籽种等生产困难;表彰奖励安置移民模范，增强老户群众和移民户的团结，使他们安居乐业。从1942年到1943年5月，新正县共安置移民1264户4357人，而马栏安置移民最多。马栏住户从1940年的334户，增至1944年的1250户，增加了近三倍，成为关中分区安置移难民的模范区。

在主政马栏的三年里，习仲恺模范执行陕甘宁边区和关中分区的各项财政经济方针政策，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使马栏顺利渡过了财政经济困难，保障了关中分区和省委机关的长治久安，使马栏呈现出人丁兴旺、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景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1945年1月至1949年5月，习仲恺先后担任中共新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副书记，曾主持新正县委全面工作。新正县是关中分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这一时期，在县委县政府和习仲恺的领导下，新正县积极开展了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整党整风和土地改革工作，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踊跃支前，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关中地区乃至大西北、大西南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时任新正县委组织部长的习仲恺，按照陕甘宁边区党委和关中地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县组织开展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普选运动，把全县选民参选率提高到90%以上。同年10月，习仲恺在县委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新正县马栏区进行民主选举，使马栏区公安局局长王恒治高票当选为马栏市市长。这次成功选举成为关中分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范例。

翌年，为了更好地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习仲恺的领导下，新正县在国民党占领的原四区(湫坡头区)、六区(底庙区)和毗邻的国统区，建立了13区的党组织(地下)，辖支部47个，党员835名。同时，在阳坡头、湫坡头一带发展党员88名，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

1946年，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后，开始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2月30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向关中分区党政军驻地马栏和新正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阳坡头发起猛烈进攻，新正县形势危急。习仲恺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紧急部署，组织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备战：整训民兵，配合军队坚守边防，传送情报;开展群众性的坚壁清野，为县委、县政府机关随时撤离做积极准备。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关中分区，新正县全部失陷，关中分区首府马栏被敌占领。习仲恺在组织和掩护县委机关和大部分干部成功突围后，他和少数县区乡干部却陷入了国民党军包围。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他机动灵活地组织干部群众在深山梢林里和国民党“清剿”行动队进行周旋，顽强地坚持斗争，饿了啃点干馍，渴了吃点积雪，最后在县回民游击支队和群众的帮助下，冲出重围，脱离险境。到1947年12月，在新正县党政组织和习仲恺的坚强领导下，新正县军民反“清剿”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收复了所有失地，区、乡、村政权也相继全部恢复。新正县从此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

从1948年初至9月，习仲恺根据中共中央和关中地委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精神，领导新正县成功进行了三次土地改革试点工作。这次土地改革认真贯彻党的阶级政策和“抽补调剂”方针，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了调整土地。这次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解放，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10月，在习仲恺的领导下，新正县进行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风运动。运动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澄清了是非。同时，结合土改中指导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进行了以整顿队伍、打通思想为主题的思想教育，改进了党的作风，巩固了党的组织，凝聚了新正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战斗力，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习仲恺领导新正县广大干部群众踊跃支前，参军参战，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进入外线作战。他带领县委干部挨家挨户做群众支前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数百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习仲恺的领导下，新正县50﹪的干部群众投入支前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无论男女老幼齐出动，捐军粮，做军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春，新正县先后组织1250人的支前队伍，携担架385副、牲口418匹，跟随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解放关中各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中，新正县支前队伍转战西安、兰州、青海、四川等地随军服勤，出色完成了支前任务，受到部队嘉奖，荣获“积极支前，奋勇前进”锦旗，为解放大西北、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恺受其兄习仲勋的熏陶和引领，政治理论水平高，把握政策敏锐性好，工作能力强。加之他从事宣传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1949年6月，党组织任命习仲恺为咸阳地委干部学校副校长，直到1950年5月赴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

解放初期，党面临医治战争创伤、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千头万绪的繁重任务，而干部力量严重不足是当时一个突出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咸阳分区六个县、72个区、450乡共缺少各类干部1278名，其中缺少区以上干部745名、支书533名。且原有干部思想政策水平低，工作经验缺乏。选拔、培训新干部便成为咸阳地委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干部学校教育也就成为培训党政干部、提高现职干部的素质、培养补充干部缺额的主要途径。习仲恺深知自己肩负的重要责任，牢记组织的重托，义无反顾地奔赴工作岗位。

习仲恺虽然担任干校副校长，但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为分区培养急需的党政基层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呕心沥血。他正确执行西北局关于办好干校的指示精神和方针政策，注重学员政治理论、政策水平、工作能力、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他严明干校工作纪律，提高干校的行政效率和教育质量，保证每个学员都能合格毕业，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者和建设人才。为此，他严格控制学员质量，要求各县选送的学员必须经过县委组织部审查，对于政治上不合格的学员洗刷劝退。积极解决干校办学困难，想方设法解决干校的经费、教具、学员住宿场地以及工勤人员工资等问题，保证了干校的顺利开办。根据学员现状和工作所需科学设置课程和学制。干校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简史、马列主义理论、党建、经济学以及文化课等。干校设置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帮助农民、店员、妇女等学员识字、扫盲;高级班培训文化层次较高、有一定职务的领导人员。学制一般为三至六个月。干校还经常组织学员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开展党的政策宣传教育，进入军营进行慰问演出，开展拥军、支前活动。干校还吸收积极要求进步、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学员加入党组织。

在习仲恺的领导下，从1949年底到1950年，咸阳地委干校举办了三期干部培训班，共培训干部2852名，培训土改干部556名。通过培训，提高了党政干部的政治觉悟、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较好地解决了干部严重缺编的矛盾，为咸阳地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提供了人才支持和干部队伍保障。

习仲恺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到咸阳地委干校任职时，适逢咸阳解放。当时地委的主要活动是接收旧政权，建立各级党政机构，组织人民群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翻身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十分信任，工作、生产热情非常高涨，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咸阳干校举办多次干训班，参训学员大多以基层在职干部为主，学习的内容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等。所有这些对于完成党在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提高参训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咸阳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做出了应有贡献。”

1950年5月，习仲恺离开咸阳后，先后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支部工作处处长、干部处长、审干办公室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商业厅副厅长、省供销联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组织部顾问、省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职。

1993年10月，习仲恺离职休养。

2000年10月5日，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习仲恺的一生，是对共产主义事业不断追求、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把自己的一生同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范。

一、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习仲恺走上革命道路后，始终义无反顾、坚贞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中，他面对危险勇敢向前，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在新正县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土地改革和支前等工作中，尽心竭力，呕心沥血，为关中地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纷繁复杂的和平建设时期，习仲恺始终坚持革命理想，热爱党，忠于革命事业，无论是受到“彭高习反党集团”案件牵连，还是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而身处逆境，依然坚持真理，忠诚党的事业，努力排除干扰，积极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党的组织、干部和组织史编撰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面对省委、分区机关迁到马栏，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他不畏艰难、积极工作，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带领马栏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积极投身马栏各项建设，为承接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委稳固立足马栏、决策全省革命斗争做出了不懈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初期，面对咸阳干部力量严重不足的现状，习仲恺深知肩负的重要责任，牢记组织的重托，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为建国初期咸阳地区的干部培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平易近人，心系群众。习仲恺平易近人，心系群众，团结同志不拿架子。他在咸阳地区十多年，与咸阳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在马栏期间，一次检查工作，习仲恺发现马栏二乡文书任应斌破衣单衫，在数九寒风中冻得直哆嗦，他二话没说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给任应斌穿上。建国后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任应斌仍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满怀感激。习仲恺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尽管身居高位，但他和老区人民的心却始终紧紧相连。关中老区的老百姓到西安找他办事，他总是热情接待，坦诚相见。关中老区的老红军、老党员到京找习仲勋叙旧，他都是全程安排。从购买火车票到送上火车，他总一一过问交待，使老区人民深受感动。

四、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在习仲恺的革命历程中，虽然有其兄习仲勋的引领，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走捷径，不要照顾，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进取，拼搏实干。在马栏期间，习仲恺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分委书记的亲弟弟而争取特殊照顾，而是凭借自身不断学习和进步，脚踏实地地从基层一步步干起，逐渐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1983年，当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汇报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习仲恺时，方案被习仲勋当场否决。事后，习仲恺听从习仲勋的劝说，坦然将晋升机会让给其他同志，继续饱含激情地投身到现职工作中去，表现了一名革命老同志坦荡磊落、心底无私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