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组织。代表人物梁漱溟。1930年，梁漱溟等人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年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成立，标志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是乡建派的理论基础，认为“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这个运动在30年代曾热闹一时，在引入农业科学技术和改良农业的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幻想用改良的办法拯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乡村建设派成员分化,一部分人拥护共赴国难、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以梁漱溟为首的在大后方的乡村建设派，1941年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乡村建设派是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个农村改良主义派别。

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原籍广西桂林。少年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后支持革命，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潜心研究佛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提倡研究东方学。1921年发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宣称“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学生活的念头,来做孔家的生活”，为其以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和主张奠定了文化哲学思想基础。20年代中期到河南参加举办村治学院，1930年任山东邹平县乡村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不久又任邹平乡村建设学院院长，主持邹平乡村建设的实验，创办《乡村建设》期刊，并相继写作和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论文集》等一系列论著，依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的支持,在山东邹平及附近的其他县进行了多年的乡村自救、乡村建设运动。

在经济理论上，梁漱溟根据他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提出的文化哲学观点，认为人的意欲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文化决定社会结构。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中国原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乡村国家”，不存在阶级，只存在职业的分野，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伦理亲情，孔子思想就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伟大代表。他又认为，中国农村虽因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内的兵祸、匪患、苛征及礼俗风尚之改变而遭到破坏，陷入了危机，但“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民穷财尽虽可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有起功也”，“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的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乡村建设理论的提纲》)。他所说的新治道就是他的孔子之道，而他所说的新的“组织构造”与“社会秩序”，也就是“伦理本位”的乡村国家的社会组织秩序。他宣称，中国既然“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蔚成高度的乡村文明”，就应“从农业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新社会的创成在此，中国的得救在此。”(《乡村建设的旨趣》) 至于农业如何引发工业，特别是工业如何发展，则语焉不详。

基于上述思想，他反对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反对农村土地革命。在山东邹平进行改良实验期间，他在全县普遍没立村学、乡学，把村学与乡政府、乡学与区政府合而为一，使邹平乡村建设学院与县政府相结合，礼聘当地“齿德并茂”的“有识之士”担任学董，负责校务，依靠这套机构，对百姓进行文化伦理教育，提倡改良社会风尚，改进农业技术，开办各种合作社，使农民发扬“勤俭精神”，以“自己现成的劳动加工于自己现成原料，满足自己的需要”(《乡村建设理论》)，达到农村自救。先建设好一个地区，再推广到其他地方，使中国民族得到自救。他在山东倡导的实验，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其预期的成效，反而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以失败而告终。实验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主张的破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乡建派投入抗战工作，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