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归去来》书中篇目大多选自
黄裳先生历年出版的各种文集之中的谈人与说书类文章。黄先生是一位超级爱书人，对爱书人的心事与情感既感同身受，对书的感受与品藻亦尤觉得趣。读黄先生的书话，不仅能够收获淘书见闻、版本知识、书肆流变、书林掌故等等，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于社会与人生的非凡经历和见识，虽然他的
言外之意大都藏而不显著，但若细细检索，却仍然极为可观。比如，黄先生在《谈禁书》一文中，历数明清两代的禁书种种之后，突然笔锋一转，说出禁书的标准“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略的。”但凡经过文革磨难、且深受“小人物”迫害的读者，看到这里，自不免会心一笑。再如《关于周作人》一文，黄先生不仅在其中详细分析了“贰臣文学”的历史渊源，同时更对周作人附逆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周作人自认为自己“游戏人间”的姿态，与他本人的“胜业”并不冲突，“实在是一种奇怪而可耻的逻辑，也正是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的扭曲现象。”并进而指出：“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重印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将他从耻辱柱上解放下来，而是为了为新文化新文学史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以便从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使后来者不去蹈他的覆辙。”
黄先生品藻旧籍、月旦人物的文字尤其能够显示出他的当行本色。他对老上海的旧书店娓娓谈说、如数家珍；对古籍版本的真假更洞若观火，明言自己这身“门槛精”的功夫完全得自于“交学费”的结果；他不断感叹旧书价格的飞涨；他历数自己淘书过程中的“蠢事”与“豪举”，那种对书的珍惜之心、热爱之情，常常于不自觉间溢于言表——事实上，这样的细节和感受，原是爱书人都曾有过的，但只有通过黄先生的生花妙笔一一道出，才尤其觉得亲切可感起来。
所谓“书之归去来”，本来是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讲述的是黄先生本人的藏书，在文革后失而复得的一段曲折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藏书未必不是一种物累，书的命运，人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一失一得之间，黄先生已然心似止水，但书若有知，又会向自己的主人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二十馀年来，黄裳先生著述联翩，每每为读书界称赏，尤为不少青年读者爱重。本书从作者的十馀种著述中草选精华，辑为一册，展页览读，当怡然畅心，庶几可免搜检之劳。 书中文字，一类乃“书的故事”，如《古书的作伪》、《谈“善本”》、《谈“题跋”》、《谈禁书》、《书痴》、《上海的旧书铺》、《访书记》等，娓娓谈来，风雅有致；一类乃怀人之作，追忆与巴金、俞平伯、沈从文、郑振铎、朱自清、冰心、废名等现代名家之交往，前辈风流，跃然纸上。又有数篇辩驳文字，以存历史真貌。
黄裳，原名
容鼎昌，一九一九年生，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曾做过记者、编辑、编剧。醉心于坊间旧刻，熟于版本目录之学。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撰有大量随笔、游记、题跋文字。自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锦帆集》以来，相继有《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
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笔祸史谈丛》、《
前尘梦影新录》、《
清代版刻一隅》、《插图的故事》等专书三十馀种行世，辑有《黄裳文集》六卷。另有《猎人日记》等译作，并校注《玉簪记》、《彩楼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