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传统高等
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份。先秦时候
孔子兴办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之雏形﹔而汉唐时候的精舍﹐可说是书院的前身﹔到北宋时候﹐书院教育才正式确立。 书院教育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由民间学者创办﹐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历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这些私学当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其地位。这种现象﹐唐君毅先生尝称之为「三部曲」 ﹐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书院教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唐宋以来﹐官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并有利于政府的统治﹔然而﹐从坏处来说﹐则官学容易沦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令教育趋于堕落腐化。
书院教育﹐则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规﹐人民能安居乐业。理学家朱子（
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以理学家陆象山为例﹐他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逝世后灵运回家乡﹐弟子门人前来吊唁哭丧者近千人。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以朱子为例﹐他白天忙于公务﹐晚上才到书院讲学﹐据说他「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作为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一直重视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这种观点最能在书院而非官学中体现出来﹐因为政府为了统治上的方便﹐往往将思想规范化﹑单一化﹐以便于操控﹐每每令到学术自由受损。相反﹐由于书院是民间发起的﹐能够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因此﹐在历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以南宋来说﹐岳麓书院本为湖湘学派张南轩的讲学基地﹐但他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到书院讲学﹐闽学派的朱子及永嘉学派的陈止斋等﹐都曾到书院讲学﹐并受到学生的欢迎。另外﹐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还有﹐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齐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俾使大家能互相了解和会通﹐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
在官学来说﹐由于教学内容﹑考核标准等都由官方严格规定﹐容易造成学生死守教材﹑背诵章句﹐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在书院方面﹐由于课程较灵活自由﹐故此﹐无论教者与学者都能自由发挥﹐勇于创新。以程朱理学为例﹐其兴起与其自由讲学精神有密切关系。例如﹐在教材方面﹐除了采用汉唐诸儒所重的《诗》﹑《书》﹑《礼》﹑《易》及《春秋》等「五经」外﹐亦创新地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二篇﹐并与《论语》和《孟子》并列为「四书」﹐甚至从儒学义理的角度出发﹐将它们的地位提到在「五经」之上。另外﹐即使是讲授传统经典﹐亦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而非死守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