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起义，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事件回顾
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6名查缉员及4名警察，在台北市法主公庙对面发现一名40岁女子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其所有香烟以及钱财。林江迈跪地哀求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引起民众围观。查缉员情急之下用枪托击伤林江迈头部，林江迈顿时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围观群众目睹此景，愤而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开枪示警，击伤围观的市民陈文溪（20岁，送医次日死亡）。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
2月28日，民众沿街打锣通告，愤怒的市民包围专卖局分局抗议，要求局长下台负责，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搬出焚毁。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
事态迅速扩大，游行请愿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巡逻。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运动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运动群众很快控制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岛的形势逐渐失去控制。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3月6日，处委会起草“32条要求”，并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
3月7日下午，处委会召开全体大会，将32条扩大为42条，增加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撤销警备总司令部等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傍晚，处委会全体常务委员同赴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提出“42条要求”，但被拒绝。
3月8日，该会派省市参议员代表到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谢罪，并发表声明，推翻前一日通过的决议案，呼吁自次日起复学、复工。中午，驻守上海的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群众阻拦后，部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
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运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二二八”事件最终被当局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做非法组织取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历史评价
1947年2月28日，一场反对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群众运动在台湾发生，史称“二·二八”事件。时间过去整整70年，我们再次追思事件中牺牲的英烈，缅怀台湾同胞光荣的爱国爱乡传统，内心既充满感动，亦义愤难平——岛内分离主义势力长期恶意篡改、歪曲“二·二八”事件真相，将“二·二八”当作煽动族群矛盾和两岸仇恨的政治图腾，用以造就“台独”根基。现在，该是彻底戳穿“台独”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二·二八”是爱国正义行动
70年前的今天，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察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愤，进而引爆了全岛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二·二八”运动。
事件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官逼民反”，反映了当时台湾同胞要求铲除腐败、推动政治改革的正义呼声。诸多亲历者回顾事件时都谈到，抗战胜利后，台湾终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岛内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热切地憧憬着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新时代。但是，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后，军政风纪败坏，治理无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失业与民生问题严重，台湾民众的失望情绪持续加深，最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回到1947年前后的历史图景中，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二·二八”的群众运动，发生在台湾的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台湾人民自发的这场爱国爱乡运动，与当时大陆同胞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内涵一致且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流。
“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同胞不是孤立无援的。当时的台湾进步团体和人士以各种方式将真相告知大陆同胞，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台湾同胞的正义行动须得到大陆进步力量的支持。当年3月，华北、东北6个台胞团体联合发表《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其中就呼吁：“我们以血泪呼吁，我们以十二分恳挚的热诚，要求全国同胞来对手无寸铁的台胞加以后援！”而大陆广大民众对台湾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给予了强力声援。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在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其中强调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当时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则在《学联告台湾同学书》中明言“全中国人民正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战斗”，鼓舞台湾青年“为着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真诚地回看那段历史，“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同胞的爱国正义行动，是全国同胞反抗专制腐败政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不可磨灭的一页，也得到了大陆正义力量、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声援与支持，这深刻反映两岸同胞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二·二八”与“台独”无关
为建构“台独”史观，岛内分离主义势力长期掩盖“二·二八”历史真相，将其歪曲解读为“外省人杀本省人”“本省人反外省人”，虚构出“台独”的历史悲情，炮制出所谓“台独起点”的谎言，用以煽动仇恨、误导民意、推动分裂。然而，铁一般的史实岂是别有用心者轻易就能篡改的。
诸多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证言”都清楚地表明，“二·二八”运动目的是反对专制贪腐、要求民主自治，参与抗争的组织和民众从未提出任何自外于中华民族、另建独立国家的诉求，也不是出于省籍矛盾和文化冲突。
有据可查，“二·二八”事件与“台独”毫无关系。1947年3月，台湾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民所争取者，仅为地方自治”，“并不是民族的离心运动，更不是台民想脱离祖国。同时，台民更不是反对外省人，反之甚盼外省人给予帮助，甚盼能与外省人合作”。同年4月，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联合印发《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发刊词强调，“我们确信，台胞以血泪写成的这一部有史以来空前的史诗，它将会结成一颗美满的果实，它不但不能与祖国划成一道深深的鸿沟，相反的，它将因此而更能加深认识，辨别是非，进一步的和全国同胞接近亲密。反过来说，也就是不但不能离心，而将更加趋上向心！”
多位亲历者回忆时都表示，运动期间没有一个人喊过“台湾独立”的口号，没有出现过一张主张“台湾独立”的标语或传单，台湾多数民众都认为“独立”是错误而荒谬的想法。当时台湾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苏武牧羊》等爱国歌曲，都是受大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事件中，岛内本省同胞与外省民众在危难关头相互保护，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台独”势力将此事件渲染为省籍矛盾激化产生的分裂运动，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谎言。
将时间的坐标点从“二·二八”事件稍微向后延伸，能进一步看清“台独”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和湮灭。1947年11月，参加“二·二八”的台籍精英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在香港发起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提出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坚决反对“台湾托管论”和“台湾独立论”。台盟诞生之后，几乎每年举办纪念“二·二八”的活动，坚决反对“台独”是其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
岛内“台独”势力为谋取一党一己之私，恶意践踏“二·二八”历史事实，宣扬“二·二八”是“台独起点”，其用意就是挑拨省籍矛盾、煽动两岸仇恨，图谋分裂国家。这无疑是对“二·二八”先贤英灵的极大亵渎。
反“独”促统是弘扬“二·二八”精神的应有之义
“二·二八”事件从发生到落幕，仅及数周，却因为岛内时势风云变幻，对日后台湾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台独”势力长期借“二·二八”事件进行政治操弄，不择手段地掩盖、湮灭、篡改、歪曲历史事实，使得不明真相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极易误入“台独”虚构的历史情境。
拨开岁月的风烟迷雾，回到历史的宏大现场，曾经被刻意隐匿的真相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以无可辩驳的力量证明，“二·二八”所蕴含的，是台湾同胞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二八”亲历者、已故台湾统派领袖林书扬先生说过，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对于“白色祖国”失望、绝望了，于是转向了“红色祖国”，这样的心理转换是“二·二八”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事实。查阅已公诸于世的史料和调查报告，可以感受到当年那些运动参与者的热血情怀。经历了“二·二八”，面对专制者的镇压，他们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没有丝毫减弱，更从自发到自觉，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二·二八”事件后，那些进步的台湾青年一部分辗转前往大陆，一部分留在台湾，共同为着创造一个新中国而继续斗争。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大力肃清中共领导的左翼进步力量，大批认同社会主义、追求民族进步与国家统一的台湾青年倒在了白色恐怖的枪口下，或是被长期监禁，写下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无比悲怆的一页。无论是早逝的英灵，还是前往大陆的台籍进步人士和幸存下来的白色恐怖受难人，他们绝大多数一生都不改初心，坚守着可贵的理想信念。
“二·二八”与我们已相距整整70年，两岸同胞纪念英勇的先贤，应当尊崇他们高尚的爱国情操，深思前辈的牺牲为的是什么，进而看清当今“台独”势力将前人的血作为政治资本和工具是何等可耻，认清“台独”伤害历史、破坏现实、损害未来的反人民本质。
不容青史尽成灰。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后世当永远缅怀。但是，卑鄙不会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其下场注定可鄙。两岸同胞当共同努力，澄清史实，还原真相，以民族团结进步、两岸和平发展告慰“二·二八”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