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是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29年5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首次出版于1931年。

《二马》描述的是北京的市民绅士老马携儿子马威到伦敦继承家族产业，从而陷入了一场感情、家庭伦理、人际交流的危机之中。老马爱上了房东温都太太，但因为种族的差异和歧视难以结合；马威爱上了温都太太的女儿玛力，但玛力姑娘根本瞧不上他；老马不懂也看不上李子荣的经营，引发了一系列冲突：马威在李子荣引导下改革经营，又与父亲的“礼数”、道德等相悖；马氏父子与温都太太一家、伊牧师一家的交往中的各种纠结等等。一切都不能尽如人意，但一切又都得进行下去。最后老马“没法子，只好去睡觉。在梦里向故去的妻子哭了一场。”马威则踯躅惨淡的伦敦街头，不知出路何在。

1924年夏，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教师。当时正是中国社会价值变革，新思潮不断冲击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波及到几乎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这场论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隔膜，而争辩双方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取舍，也都有些过于简单。作为一个与时代主流不甚合拍的作家，老舍虽然也受到这场论战的影响，但他通过文化批判的视野，对西方文明、对西方文化入侵所促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都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不赞成对传统采取激烈反对的态度，但又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有清醒的认识。

当老舍以弱国子民的身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社会环境中，他获得的不仅仅是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还有强烈而深刻的文化震惊与民族屈辱感，而他对自己所处的西方民族的强大与先进，更有真实窘迫的体察。可他把对西方文化的感同身受及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融汇在了小说中，创作了《二马》。

在中国文化内部，马则仁的思想观念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保守、最落后、最顽固的层面。马则仁认可的生存方式是“做官”，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到英国来，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作买卖他不懂；不但不懂，而且向来看不起作买卖的人。发财大道是做官；作买卖，拿着血汗挣钱，没出息！不高明！俗气！马则仁到英国来继承了哥哥的遗产，但他不仅缺乏行商经验，没有能力经营古玩店，甚至他连这样的追求也没有。到了伦敦，他“一点目的没有，一点计划没有，还叼着烟袋在书房坐着”，甚至还想着自己的儿子马威将来回去做官，他依赖哥哥经商赚来的钱生存却瞧不起经商。

马则仁最看重的是“面子”，表面上，极为讲究面子，尤其在儿子和伙计面前，骨子里却是令人可鄙的奴性。马则仁在儿子面前要摆老子的架子，在伙计面前要摆老板的架子，缺乏挣钱能力却极会花钱维持面子。李子荣出于好心，想辞了工为老马父子省下点工钱，马则仁认为李子荣是在以辞工为借口，要挟他涨工钱。李子荣向他解释不是为了涨工钱，他反而恼羞成怒，要马上把李子荣赶走。李子荣要求给他两个礼拜的限，绝不肯马上走，马则仁认为，人家赶你，你都不走，“这小子够多么不要脸！”而且认为自己也不能再见李子荣了，因为面子已经弄破了。他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把李子荣的好心误认为不给他面子。在英国人面前，他的态度恰好相反，不仅处处去迎合英国人的民族偏见，甚至还要夸大。比如英国人问他有几个妻子，他说五六个，因为英国人都相信中国人都有好几个妻子，他这样回答就是为了讨英国人的欢心；英国派兵侵略中国，还问马则仁，英国兵要老在中国是不是中国人的福气造化？他则规规矩矩地说：“欢迎英国兵。”

马则仁以人情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买卖，实际上是公私不分。马则仁第一次到古玩店，就摆出掌柜的架子，要李子荣给他倒茶喝。李子荣告诉他，“喝茶是个人的事，不能由公帐上开销”，马则仁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作为伙计的李子荣对他这个掌柜不尊敬；李子荣请他查看帐本，马则仁客气地推辞了，对李子荣说，“我还能疑心你不诚实吗？”他认为，“这个李小子有点成心挤兑我！”而李子荣既知道中国人的脾气是讲客气，套人情；也明白英国人是直说直办，人情是人情，买卖是买卖，二者不能混淆；他知道中国人向来公私不分，也明白英国人是公事公办。李子荣能够理解马则仁，但却无法让马则仁理解自己，当然更无法说服他，他们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也就永远没法解决。

小马是游离在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的一个矛盾体。受父亲及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小马身上具有尊敬长辈、性格谦和、善良、有礼貌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同时又受到了旧文化与旧礼教的深深束缚，优柔寡断，行事不够果敢，缺乏改变现状的信心和勇气。

小马对所处世界有清晰的认识，能够正视西方文化中的进步之处，“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不专是夺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他积极进取，渴望有所作为。虚心向别人学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改变命运，并服务于祖国和同胞，让国家强大起来。一到英国，小冯便尽量督促自己去适应商业社会下的人际关系规则。

小马抛弃传统东方社会的面子和人情原则，主动融入英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努力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从书中我们还可以见出，小马没有老马“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陈腐观念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去念政治，而是选择了学习商业；更将伙计李子荣视作兄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老板的儿子便觉得高人一等。

李子荣具有勤劳务实精神。李子荣本是官费留学生，曾在美国学习三年并获得了商业学士的头衔，后来他来到欧洲，曾到过巴黎，官费由于国内战争被取消了，家里又穷没钱供给他，他被逼到了生存的底线，只好想尽办法自谋生路，他丝毫没有留学生的架子，依靠自己的勤苦，不仅解决了生存危机，而且还能够继续念书。

李子荣既完全没有排场和架子，也不以自己当个小伙计为耻，反以能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自立为荣。李子荣通过坚实的生存获得了做人的自尊和自信，并且改变着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李子荣能够理解和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原则，公私分明。李子荣在国外生活多年，但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完全西化的洋奴或西崽，当然他也不像马则仁那样冥顽不化。他身上既保留和体现着汉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并转化为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力量；同时在现实的生存环境中，他又改变、抛弃了那些落后的无法适应现实需要的劣根性。可以说，他是现实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成功典型。

温都太太是一个丈夫死了十多年的寡妇。她爱钱，作者用犀利而不失风趣的语言写道，“每逢一哭丈夫，就稍带脚儿想起来的。他设若死在战场上，除了得个为国捐躯的英名，至少她还不得份儿恤金。恤金纵然赶不上几百万财产，到底也可以叫她一年多买叽顶新帽子，几双长筒的丝袜子；礼拜天不喜欢上教堂的时候，还可以喝瓶啤酒什么的。”也爱生活，“小客厅里收拾得真叫干净爽利，连挂画的小铜钉子都像含着笑。”她自立自强，在丈夫死后到一个汽油公司去打字，每个礼拜能挣到三磅来钱。她也曾经年轻过，崇拜“一拳打死老虎，两脚踹倒野象，可是一见女人便千般柔媚，万般奉承”的英雄，可琐碎的日子冲淡了少女玫瑰色的梦想，生活让她逐渐变得现实世故，“再嫁最大的难处是经济问题，没有准进项的男人简直不敢拉拢。”

作者将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一个寡居多年的寂寞妇人的心底——温都太太深觉寂寞，她常常回想年轻的时候，生出无限感慨，有那么一瞬间她为老马的殷勤所打动，生出与老马共度后半生的想法，但终究无法跨过种族与文化的鸿沟，理性拒绝了老马的示爱……老舍笔下的温都太太既有柔软感性的内心，又理性现实，精明世故，是一个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

玛力是温都太太的女儿，是一个西方堡垒中的重要人物。玛力追逐时髦，热爱打扮，“她的美的观念是：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衣裳越短越好，帽子越合时样越好。”然而她模样时尚，头脑却简单、保守，她和保罗一样，“一定要个戒指，一定要上教堂去摸《圣经》，一定叫人称呼她华盛顿太太。她的举动像个小野猫儿，她的思想却像个死牛。她喜欢露出白腿叫男人看，可是她的腿只露到膝下，风儿把裙子刮起一点，便赶快的拉住，看着傻气而可笑。

她只是为态度，衣帽，叫男人远远看着她活着的。她最后的利器便是她的美。”玛力关于中国人的认识全部来自电影、小说和报纸，她坚信中国人擅长用毒药害人，看到电影中的英国人打中国人便觉得痛快，“把两只肉嘟嘟的手都拍红了，红得像搁在热水里的红胡萝卜”；认为“他们要是不讨人嫌，为什么电影上，戏里，小说上的中国人老是些杀人放火抢女人的呢”小马对玛力一片真心，然而玛力却认为小马的爱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羞辱。作为一个头脑简单、幼稚的女人，玛力永远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对于外界事物缺乏正确的认知，也没有真正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伊牧师虽然对中国人也有偏见和歧视，但他更多地体现了英国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层面。所以，即使很不情愿，他还是给最初来英国的老马父子以帮助。他也不像伊太太那样极端，当保罗和马威打架后，老马战战兢兢地来道歉，他反而安慰老马，“不用再提这回事，小孩子们打完，完事”，更没有像伊太太那样大发雷霆。他也看不起中国人，但是看在基督的面子上，他还是能够在形式上保留对中国人的亲善态度。

凯萨琳是伊牧师的女儿，她追求和平、自由，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与婚姻家庭观；她有强烈的求知欲，认为人生只有两件快活事，即“用自己的知识，获得知识”；她大胆而热烈地追求爱情，与自己所爱的人“爱了就爱了”，而不去顾及世俗的看法和空洞的形式；她没有英国人传统的自大情节，对世界有清醒理性的认识，对因为来自中国而遭到严重民族歧视的马威给予了真诚的关心与帮助；她主动向马威学习汉语，鼓励马威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振作起来，好好读书，“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指出“中国所以不如英国的，就是连一个真念书的也没有。”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克服民族偏见，认识到自己的民族也有错处，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实属难得。凯萨琳是作者极力褒扬的一个人物，她不但具有西方知识女性的理性精神和高尚品质，而且“沉静”、“从容”，具有“东方妇女的静美”，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英国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一代形象。

小说中还塑造了两个思想偏激、色厉内荏的留学生形象——茅先生和曹先生，并以他们的色厉内荏反衬李子荣的高大形象。看到英国的电影中出现骂中国人的场面时，茅先生和曹先生表现得相当“激愤”，称如果公使馆不抗议，“就把公使至书记全拉出来打一顿”；而后又无端侮辱凯萨琳为妓女，最终遭到马威教训。他们丧失了传统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素养，又没有真正学到西方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实质，既无儒家谦谦君子之风，又没有基督教文化浸润下的绅士风度，是落后国民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畸形人格。对于他们，老舍先生以辛辣的笔触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摹和犀利无情的讽刺。

伊太太的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子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语言——如中国话，印度话等等——以后绝对不会有高尚的思想……英国的茄子用中国水浇，还能长得薄皮大肚一兜儿水吗？”后来马威打了伊太太的儿子保罗一顿，伊太太觉得非常气愤，她完全想不到一个中国人敢向大英帝国的子民挑战：“伊太太虽然爱儿子，可是她决不会因为儿子受了一点浮伤就这么生气，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一个中国孩子敢和保罗打架。”作者用犀利的语言将伊太太庸俗势利、令人厌恶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其表现出的莫名优越感及对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表示强烈的愤慨。

作者还在文中塑造了亚历山大的角色。亚历山大是伊太太的哥哥，他在英国做生意的时候挺守规矩，然而一到中国就变了，“对手下的中国人永远是吹胡子瞪眼睛”。回国后他帮电影公司写布景，塑造关于东方的场景时总是刻意丑化中国的形象，“要在东伦敦找一群中国人，全是扁鼻子、狭眼睛的玩意儿，导演的人看这群人和一群羊完全没分别。”因他所设计的电影背景：一条街代表租借，一条街代表中国城。前者清洁、美丽、有秩序；后者则污浊、混乱、天昏地暗。在他眼中，中国就活该穷、乱、脏。

小说中还出现了一对夫妇——西门爵士及其太太，他们代表的是英国的贵族文化。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修养，有头脑，不人云亦云。他们对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充满好奇，对于中国人的态度也不像亚历山大等人那样充满傲慢与偏见。如李子荣所评价的，“英国的工人顶有涵养，英国的贵族顶有度量。”西门爵士与西门太太身上具有基督教文明所孕育出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美好品德。

老舍吸收康拉德的创作成就，但仅取其创作手法，而舍其东方主义。因此《二马》的后殖民意识是老舍效法康拉德探索人性而随之彰显的后殖民文本；揭示了旧时代中国人的丑陋习性和陈腐观念，讽刺了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同时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肯定和赞赏了英国国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

1.揭示话语霸权

《二马》中伊牧师与温都太太认为“中国人有些神魔鬼道儿的”。英国人均通过报纸、小说、电影、戏剧、传教士的口中得悉中国人都“吃老鼠、狗肉、抽鸦片、放毒害人、杀人放火”。中国人“袖子揣着毒蛇，耳朵眼里放着砒霜，出气是绿气泡，一挤眼便叫人一命呜呼”。温都太太阅读狄·昆西《鸦片鬼自状》，以便和老马父子有话题可说。她的亲戚来信表示和中国人一块儿是不安全的，中国人是“脏、臭、糊涂的傻蛋”。亚历山大说“不用问，你们中国人都好赌。”于是，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这些妖魔化的中国人在《二马》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符合东方学中东方隐指“危险、神秘、偏激与非理性”，可以成为东方学文化编码的精彩文学案例。伊牧师打算写一本《中国道教史》“造点名誉”，以便在大学中谋个中文教职。伊太太自诩明白“中国人的灵魂”，她认定中国人没有不爱吃米与猪肉的。猎奇心态与霸权话语分别显现自他们两人身上。中国城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在电影里、戏剧里、小说里骂中国人，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习惯。把莫须有的标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东方主义就是如此从民间偏执地建构起来。

18世纪末叶以降，欧洲相继出现东方学，也是汉学早期的别称之一，汉学成为它研究的一支。从《二马》中，印证了现实中欧美汉学家们对中国研究与作品翻译普遍存在舛误、偏见与积弊的历史因素。

2.讨伐民族歧视

如果上述霸权话语可解为霍米·巴巴所谓的“原型话语”，则其政治效果“就是种族歧视”。话语霸权与民族歧视是相互生成的，大英民族优越感造成傲慢与偏见，进而形成民族歧视与等级观的枷锁，它源自普遍人性，也偏离普遍人性。温都太太自问：“中国人配住这个房吗？”她惊讶除了英国人，原来中国人也爱花。她不准老马父子用澡盆，不喜欢跟他们在街上一起走。老马送小壶给温都太太，她“用手按着狗头向老马点了两点”代为道谢。伊牧师妻男亚历山大专以戏谑中国人为快乐，他带老马去酒馆喝酒，英国人瞧见老马，即咕哝“老天爷！来了个Chink！”老马溜狗，遭英国孩子们戏弄，起哄说他“和哈巴狗一样呀！”公园里天真无邪的英国小孩也会问温都太太“你怎么跟个中国人一块坐着呀？”在伦敦，“除非妓女没有人看得起中国人”。金钻行的职员认为身上有20磅钱的中国人“一定是强盗”。与其他普通英国人一样，温都太太是双面人，表面上虽然礼貌斯文，但“心里看不起中国人”，女儿玛力则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可见，英国人重视生活礼仪、贵族风度表里不一，流于形式。

伊牧师的子女在中国出世，却不谙中国话，因为伊太太咬定如果学下等的语言，长大后不会有高尚的思想。身处异样目光包围的环境冲击中，老马也学会逐步妥协，心态起了微妙的变化，习惯万般奚落，放弃自我表述，以顺承偏见对答，逆来顺受，麻木与懒得澄清解说，尊严开始被侵蚀。他竟然在英国将军的演讲现场顺着英国人的意思答说中国“欢迎英国兵”。为了皆大欢喜，他仿效英国人的喜好与心理，凡事称道“好极了”与“美极了”。他仿佛无心再分辨哪些是讥刺哪些是讽诵，一概顺承，虚与委蛇以御侮，自我解嘲，好让自己心理平衡。

经过相处与了解，在圣诞节那天，温都太太吻了老马的脸，放下成见接受中国人。可是民族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世俗的眼光，使她无法摆脱心理障碍，也令她的爱情无法逾越民族的藩篱。无形的规约，扼杀了她追求幸福的勇气，导致他们俩的暖昧关系举步维艰，正要开始，即已结束。所以，当温都太太流下眼泪要求老马父子迁离时，她表示“你们没有错处”，“我爱你们一可是咱们不能再往，往下”。这是她内心经过几番辛酸挣扎后做出的痛苦抉择。至此，情节进入沉淀，也是小说最感人之处，欲语还休，深层复杂的人性与心理矛盾，以小见大，给老舍驾驭得入木三分。马威也爱玛力，但玛力歧视中国人，叫马威痛苦不已。温都太太与玛力只是“普通人”。普遍人性摇摆于自我与俗世之间，终究超越不了民族与社会价值观的牢笼，成为“文明”桎梏下的奴隶。后殖民文学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对帝国统治下文化分治和文化排斥的经验”。这幅浮世绘，是小说对文明自由英国的有力反讽。

3.贬责宗教虚伪

伊太太祈祷时，“永远是闭着一只眼往天堂看上帝，睁着一只眼看那群该下地狱的学生”。伊牧师说服温都太太租房子给老马父子时，说明他们都是基督教徒，“看上帝的面上”，可是温都太太“好像一点没把上帝搁在心上，脸上挂着一千多个不耐烦的样子”。费了许多唇舌请求温都太太答应后，伊牧师心中不禁埋怨：“为两个破中国人。”伊牧师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伊牧师的儿子保罗是大英帝国主义者，他要求以后别带中国人去他家，因为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老舍惟妙惟肖地描绘了教徒的伪善心理与面貌。

基督徒中唯一没有民族偏见的是伊姑娘，老舍借用她的口，语重心长地道出小说中最真挚悲凄的一幕话语，也点出《二马》的中心思想。相对于西方人视域中的“他者”，中国人眼中也有“他者”，而且比西方更早。这种文明教化一旦走向极致，就会陷入闭守自满的境地。老马心里鄙视“洋鬼子”不敬老，他心里讥笑温都太太与玛力戴着绣有“美”字的帽子，乍看下像是“大王八”三字。马威见到教堂里的姑娘“不能不联想到冥衣铺糊的纸人儿”。当“他者”说话时，“他或她便成为另一个“主体”。被歧视者也歧视他人，歧视便成了层层存在于人类普遍心理中不同程度的虚伪。“他者”中也有“他者”，在异质的世界互相睥睨，成为逆写帝国的起点。此外，老马歧视李子荣俗气，当李子荣是仆人，回到家却客气对待温都太太，印证了加亚特里·斯比瓦克“中心也是边缘”的辩证关系。

《二马》采用的是零聚焦叙述，即全知视角，叙述者如同上帝，无所不知。老舍并不一味求新求异，而是踏实、质朴地按照自己写作的需要合理安排小说的叙述方式，提高小说的表现力。

1.感叹号的运用

在《二马》中，感叹号的运用几乎涵盖了整部小说，甚至连马威的心理活动都充满了感叹的语气，“舍了命做代价！……多么润美！……或者外国妇女全不介意叫人莫手！”在短短的一段心理活动中竟运用了十四个感叹号。这一方面体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比较激烈，另一方面受英语语言环境的影响，展示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2.白话试验

《二马》中有一段老马站在窗前所看到的景物描写。口语化 的语言异常形象，虽然没有古典文言的雅致，却别有一番趣味。 水珠在太阳光照下慢慢化成白气，雨水清洗过的树干像是刚洗过澡的象腿，让人心领神会，好像正到了温都太太家的窗前，看到了眼前的景致。

1.“笑里藏刀”

《二马》是一部在笑声中嘲弄伪善者面目、揭露生活中丑相的作品。文中的伊牧师是个英国人，貌似“真爱中国人”，实则妄图使“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地”。作品嘲笑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让英国人快把中国人“管起来”。单是想象伊牧师假惺惺地落泪祈祷的样子，就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作者在这里不仅嘲笑了伊牧师的痴心妄想，更加讽刺了他所象征的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野心。老舍的幽默是“笑里藏刀”的，表面上引人发笑，实际上自有一番讽刺挖苦的深意。

2.“笑中含泪”

在《二马》中，老舍虽然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了本民族的劣根性，然而对二马还有李子荣、凯萨琳等相对弱势的群体也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的。比如圣诞节期间，马威和李子荣忙完了店里的事，小马主动提出要给李子荣买一件礼物， 老李推辞不过， 只得要一只手表……到了钟表铺门口，李子荣非要马威答应他不买贵的。这一段描写生动地刻画了两个人争辩时的激烈，说到底老李体谅马威不想让他多花钱，而马威为感念老李父子，想在圣诞节这天报答他的一份恩德。这样的一个小侧面，反映出像老李这样的英国留学生在失去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生存的艰难不易，就像他从来不去中国餐馆吃饭，不是吃不起一顿，而是“怕一吃开了头儿，就非常吃不可！”这是对底层知识分子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幽默中寄托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同情之外深深的感动，让读者在笑声中咀嚼到苦涩。

1.叙述话语

当文本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之间不一致的时候，就出现了逆时序。老舍在《二马》中就使用了逆时序中的倒叙手法，“把故事的尾巴摆在第一页，而后倒退着叙说”。但是《二马》这部作品并非是追求悬念，“《二马》在一开首就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就是这“求细”的证明：先有了结局，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不能再信口开河”。就此也可以了解，老舍的倒叙方式只是营造一种单独的艺术空间，然后对读者进行细细的讲述。

2.爱情暗线

《二马》中有一条很吸引人的线索，就是二马与温都母女的恋爱进展，之所以称之为暗线，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为小说的主线服务。老舍在谈到《二马》中的爱情时说道“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在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老舍写作《二马》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展现中英两个民族的不同之处，所以爱情描写也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

《二马》赋予人物具象性与象征性。借助艺术符号串的解码，可了解到老舍如何紧扣后殖民批判的主题思想；为故事情节、人物身份与关系编定象征符号。

1.帽子：英国文化传统

“帽子”在小说中出现超过95次，帽子是英国社会基本社交穿戴礼仪之一，是英国文化传统隐喻性符号。玛力属于年轻一代，轻佻、活泼与新潮，但她在帽子店工作，隐喻她无法跳离传统。反观伊姑娘，似乎不太重视帽子，小说中只那么一次描写她戴着顶蓝色草帽，直叫玛力看得心生妒忌，为后来华盛顿与伊姑娘的私奔埋下借喻式伏笔。当伊姑娘脱下帽子时，阳光射在她的头发上，“那圈金光，把她衬得有点像图画上的圣母”。换言之，脱了帽子的束缚，才是伊姑娘的自然魅力所在。正值现代社会精神危机，人类理性濒临破产，实用主义萌生，新旧社会更替。伊姑娘不满英国自我膨胀的价值观与社会传统制度，是欧战后年轻迷惘的一代。她不快乐，因为讨厌褊狭的爱国主义、民族歧视与虚伪的信仰。她最后勇敢地与华盛顿私奔，冲破传统价值观与宗教伦理，富有女权主义的特质，与后殖民意识相呼应，此谓马威看到她“那圈金光”的喻义。

2.鼻子：精神与尊严

在老舍笔下，鼻子的各式变化往往透露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鼻子很能代表视觉而折射出人的精神与心思。鼻子象征性别魅力、尊严、自信、傲气、威严，甚至是指挥标示符号。在东方主义下，中国人都被塑造成没有尊严的动物，所以他们在西方电影中均成了“黄脸没鼻子”的群象。温都太太有个小尖鼻，“象个半熟的山里红”，看在老马眼里是一种性别魅力，“有说不出的美”。古董店被砸闹后，老马吓得不敢出门，而被誉为“只手打退匪人的英雄”的马威则备受温都太太母女看重，后者似乎“同时鼻子眼睛的颇看不起老马”。伊太太在家中霸气凌人，他们邀请温都太太等人吃饭时，伊太太“用鼻子一指伊牧师伊牧师，祷告谢饭！”尽显当家的威严。当伊牧师恼怒妻舅亚历山大让他的教徒老马喝醉并发生意外时，他终有机会准备将平日对亚历山大的积怨向伊太太宣泄，这时他“鼻子伸出多远”，充满理直气壮的自信。保罗思想右倾，有大英帝国心态，为了一睹皇太子的风采，他在街上冒雨站了三分钟。回到家在镜子前微笑，因为有人说“他的鼻子真像皇太子的”，鼻子成为他羡慕威权的至高尊严。亚历山大个性狂妄粗俗，他有个“大红鼻子”，是小丑化的规约性符号表征。西门爵士，古董店的老常客，他没有肤色等级观念，是中国人的朋友，因而“鼻子不十分高”。“鼻子”的符号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3.戒指：多义性符号

“戒指”有三层象征，其一是马威伯父马唯仁拼搏实干的精神，其二是马威的母爱，其三是定情信物。伯父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国外挣钱，是马威心中的英雄。父去世前留给马威一枚戒指，象征对马威继承拼搏实干精神的寄望，也喻示古董店实际上是由马威打理，老马则毫无贡献。为何伯父留了一枚女性戒指给马威呢？老马年轻时背着妻子去嫖赌，有时候赌输了，“把老婆的金戒指偷出去押了宝，可是永远笑着应许哥哥寄钱来就再给她买个新的”。马威8岁丧母，老舍安排了由老马哥哥偶然地兑现老马对妻子的允诺，为马威填补母爱。

作为定情信物的表征，伯父的戒指最初由老马收藏着，准备送给温都太太做定情信物，后来被马威取回。自从圣诞节温都太太吻了老马后，为了给温都太太买戒指定情，老马答应亚历山大当演员，可是他不清楚那是一出侮辱中国人的电影，这招致爱国留学生与华工前来砸破老马的古董店。惊吓之下，老马要出售古董店。马威对父亲大失所望，并自知对玛力的恋爱渺茫时，他托李子荣把伯父留给他的戒指交给玛力。事业、爱情与报国上，他何尝没有努力，只是父权、民族歧视与爱国的无力击碎了他的理想。小说以他离开伦敦的情景结束，遗留下这象征符号。虽然他没有强烈的后殖民意识，却始终冲不破殖民意识世界的罗网。

4.手表：现代性

李子荣义务帮忙搞好古董店生意，马威坚持送他圣诞礼物，李子荣勉为其难地建议马威送他一个新手表。手表是主题肖似符号，在英国社会象征时间与金钱观“时间是拿金子计算的”，人们的交际往来叫“时间经济”。李子荣忠厚老实，被马威赏识为“干将”。手表也象征历史意识，李子荣的历史意识是现在式的，因为他不执著于理想，随遇而安，学习到英国人的实事求是，按英国的时间步伐与制度习俗生活。不过，李子荣认为风俗“没有对不对的理由”，则无疑陷入文化相对论的窠臼。马威虽也戴手表，有着未来式的历史意识，努力融入英国社会文化，有理想抱负，可是客观条件不足，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至于老马，小说没提及他是否习惯戴手表，反正手表这个符号对他意义不大，因为他的历史意识是属于过去式的。他的思想个性始终难以适应英国现代社会生活。他生性窳惰，一生只想求官，对生意爱理不理，丢给儿子，因为他瞧不起商人做买卖“俗气”。他爱摆老板官架子，成天嚷着自己老了，只会赌气花钱，成天盼着将来发财回中国去，成了“伦敦第一个清闲的人”。伊牧师正在写书，也鼓励老马写书，可是老马自认快50岁了，“还受那份儿累！”伊牧师诧异地说：“我六十多了！萧伯纳七十多了，还一劲儿写书呢”，“人到五十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现代性与时间观念是互为依存的，于是从手表这个符号可管窥中西人时间观所表现的人生观，老舍是此非彼，以此进行讽喻，从中折射殖民与被殖民的深层文化因素。

5.古董：中国旧文化

因为小说背景是1919年，早已告别缠脚、鸦片与蓄辫的时代。为了顺承英国人的猎奇所好，招徕生意，不惜贩卖文化糟粕。尤有甚者，中国顾客也竟然毫无自觉与反感地时常到来大快朵颐，消费旧文化，甘于自我矮化与“他者化”。这勾勒出中国人活在文化蒙昧中，未获文明启蒙。此举说明了西方的“东方神话”有时候“是东方人虚构出来的”圆。保罗不喜欢中国人，他房间摆放着中国鸦片烟枪、小脚鞋、鼻烟壶、绣花荷包，每逢朋友来就向他们展示讥讽一通。然则，范老板与保罗的心态没有太大的差异。另外，老马父子经营古董店，依靠贩卖旧文化符号过活，隐喻西方人猎奇的合法化。古董作为儒家的物化，在列文森眼中，已成为不具现实意义的美学与历史价值的碎片，是“博物馆的陈列品”团。此论固然有待商榷，却反映了一般西方人的观点。小说中，化学教授兼收藏家西门爵士专收集中国古董铜器与陶器。

为纪念老舍百年诞辰，根据《二马》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沈好放执导，陈道明、王同辉主演，于1999年2月3日在北京二套播出。

2016年，根据老舍《二马》改编的同名话剧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发布并演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二马》是老舍的早期作品，比后来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在语言功夫上，都显得有些粗糙、不够成熟，但其写作意旨已经非常敏锐，开启了老舍创作文化批判的道路。这样的作品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带有文化上的超前性的。

编剧、导演方旭：《二马》是老舍将西方文学叙述方式与中文小说相结合的尝试，是“京味儿风趣与英式的幽默，活脱脱两块面对面的哈哈镜”。

《二马》首次发表于1929年5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上，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原名舒庆春，老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笔名“舍予”“老舍”，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曾经担任山东大学等学校的教授。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