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少保萃忠全传》是明代孙高亮创作的白话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又称《大明忠肃于公太保演义传》《旌功萃忠录》。共十卷四十传。成书于明万历八年（1580）

书叙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乃文天祥转世。幼年聪明过人，善于作诗、对联，出语不凡，十岁中秀才。游学姑苏，与徐理、段氏为同学。后到山东为岳丈搬丧，又认识了石亨和石彪叔侄。他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中进士，被授为京监察御史，差往广东招抚儡、僮少数民族。宣德即位，汉王谋逆，于谦扈驾征汉王，大胜。帝贬汉王为庶人，汉王不服，于谦大叱其罪，汉庶人心胆皆颇。又任巡抚山西、河南二省灾荒，升都察院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出示劝渝，富豪良善纷纷捐资粟赈饥民。他率领人民防涝、植树、打井洩黄，公断沉冤，兴利除害。二省人民为他建生祠祭祀。正统即位，王振专权。于谦丁父母忧复职，当众斥王振之过。上本奏王振不下，王振矫旨降于谦，仍巡抚二省。因土木之变，帝被俘，朝廷素乱。于谦镇定自若，平息廷乱，奉太后旨请郝王登极，尊正统为上皇，于谦为兵部尚书。敌军乘胜入侵京都，于谦荐石亨为总兵，石亨闭门不肯出战。于谦身先士卒，杀退敌军，受封少保。敌军再次入侵，京师慌乱，徐理力主南迁。谦力阻南迁，稳定民心，打退敌军进攻。他亲临边境查勘地脉，部署抗敌。同时定计捉拿降敌的喜宁；并以“兄弟之情，君臣之义”奏上景泰帝，遣使迎正统帝回朝，居南城宫殿。景泰立太子见济，废原太子为沂玉，见济死。于谦辛劳而病，帝亲采竹沥为药。景泰病危，于谦请复沂王为太子，尚在未定之际，石亨、徐理、曹钦谋复上皇，拿于谦入狱，以迎立外藩罪处斩。石亨专权，皇太后为于谦冤枉而下泪。于冕上疏申冤，成化为之昭雪，封于冕为应天府尹。弘治谥肃愍，建旌功祠，万历帝改“肃愍”为“忠肃”。

作者孙高亮，字怀石，浙江钱塘人，其祖和于谦是好友，听祖讲于谦事迹十分感动，故用七年时间写下此传。作者大约生活于明万历年间。据该书第四十回（最后一回），“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六日，皇帝遣都御史傅孟春谕祭太傅兵部尚书于谦谧忠肃”来看，此书最后完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或者完成得还要稍晚一些。但是，万历九年（1581）林从吾已为该书作序，比该书写成期早了九年。书还未写完，林从吾便已作序，可见写作过程中曾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并且作过一些修改。

于谦

于谦早在少年时代即以智慧出众得到布政司范公、巡按张公以及师长、亲朋的赏识和器重。他为官能体恤黎民的疾苦，想方设法为百姓消灾弭难。在巡抚河南、山东二省期间，于谦见饥荒产重，贫民流散，十分痛心。为济万民活命，他把铁赐赚济银两、各府州县无碍钱粮及预备仓粮，悉行赈散。又带头捐献俸资二千五百两，并发动各有司捐献伴资五百金，为蓍粟麦之本。同时发榜劝喻贤良富家巨室自愿捐献或低价粜粮，为此赏旌嘉奖，树碑立传，从死亡线上救出众多灾民。于谦还深入卑田院了解解寡孤独的生活状况，举凡他们所需要的米粟、布匹、医药等都样样想得周到，事事落到实处，并开设社学，教育孤寒子弟。数年“全活万万，教育万万”，致使百姓额手称庆，纷纷编歌谣以颂扬他的功绩。于谦重视预防黄河水患，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组织百姓筑堤、种树、开堑、挖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巡抚江西、广东时，他尽心尽力为民伸冤，将那些邀功妄杀和贪赃枉法之严加惩处。对僮、瑶同胞则格外尊重、体谅，为安定边远、和睦兄弟民族作出可贵贡献。

徐珵

徐珵曾是于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介名士。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治水，在治理张湫水患中立了奇功。但他有一套笼络人的办法，且叉善于为个人谋划。国难当头，他贪生怕死，为了保命保乌纱帽，他不顾社秘安危，民族存亡，力主南迁，妄图把明代的一统江山变成南宋那种偏安局面。后因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和当面驳斥，从而恼羞成怒，结下了深仇大恨。且身居要津，他就变得心狠手辣，不顾信义，不念旧情，一直到置于谦于死地而后快。

石亨

石亨仪表堂堂，“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且有“诛千骑”“破万难”之勇威。屡建战功，在巡边大将中的地位仅次于杨洪。当瓦剩族首领也先侵犯京都时，他受到于谦的重用，并以德胜门优兵诱击太功，一跃而为大将军”。后值景泰帝病笃，石亨主谋迎立英宗复位，以首功爵进忠国公。但是，他却醉心于结党营私，沉湎于花天酒地。以至排斥异己冒功受贿，诬陷忠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从骄横跋扈、势焰鼐灼，一直发展到野心勃勃、谋篡帝位。为了扫除篡权的最大障碍，他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谦。

该小说中，作者依据朝野口碑，把现实的政治风云中的杰出英雄于谦，涂上了神的色彩。于谦不仅是由神托胎投生而来的，而且，在他为民为国建功立业中，无不处处显出他神一般的异彩，有时获得天神暗中佑助，有时则使神怪震慑，他死后又成了神灵。传闻中给血肉之躯的于谦笼罩上神的光环，这是为了充分表现于谦一生的德业精神，同时也寄托着人民对于现实社会的感慨和怨恨。

《于少保萃忠全传》比较强调以史为据，多参照正史体系和范式来写作，比较强调“信”以达到“雅俗”的目的。因为人物传记小说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物事迹实录，又不能完全出于虚构，《于少保萃忠全传》的作者在对史籍和虚构的关系处理上也经过了自觉的思考，并且取得一定的成功。

小说在创作上首先体现了对史实的尊重。换言之，作者是以历史事件为纲来进行创作的。小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主要人物的经历都采纳了《明实录》、于冕《先肃愍公行状》等史书以及部分地方志中的相关材料，尤其是于谦领命巡抚河南、山西以后的情节大多有据可查，与史实相差不远，故而小说首先给人以历史真实感。首先来看小说中选取的史实和细节的虚构部分。第一传“蓝古春风鉴超群”中写到兰古春慧眼识于谦，“于公忽然病目，其母与子公分开顶心，挽一丫髻，取其清目之意。僧兰古春见而奇之”，遂用手扪其丫髻而戏之日：“蛇头且喜生龙角。”公即昂面答日：“狗口焉能出象牙。”即采用了虚构的表现手法，体现出于谦少时的聪颖机智。第六传写于谦巡按江西，平反冤狱也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为董山雪冤一段近2000字的故事写得情节紧凑结构清晰。故事借用了公案小说的表现手法。首先使该事件有了主要人物即平民董山和富豪王江，然后设计了故事的起因，接着浓墨重彩地叙写于谦巧施妙计使王江伏罪、为董山雪冤。判案拔吏和无私突出了于谦的智慧。同时在对真实历史的描写方面也有精彩的段落。第十五传，于谦于国家危急存亡中指挥镇定、安排有当。先是杀宦官王振的爪牙于朝堂之上，后又说服郧王上位，安排边防守卫，谋划定国安邦之计。此时的景泰帝已丝毫没有主见和王者风范，一切都是于谦安排妥当。“于公从五鼓进朝，直至一鼓方出。左右见公袍袖，皆星星碎落”。于是，一个勤勤恳恳，于国家存亡之秋临危受命的宰相形象跃然纸上。但该小说的整体风格还是较为严肃、凝重。过于着眼于史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作品的艺术魅力。长篇累牍地引用使作品显得冗长拖沓，亦容易让人产生厌烦感，因而限制了该作品的流传广度与深度。

《于少保萃忠全传》还摄取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的某些写法，例如“于公断冬青树叶案”和“三两银子案”，均与明代流传的公案小说类似。又如“储衍家产案”在同时代的几部公案小说中大都拥有同样的案例，这就不一定依据历史记载，而是为了表现于公的清正廉明有意从其它公案小说中移植过来的。另外象徐有贞张湫治水、徐武功被勘作法、桂树精现形等故事，乌全真、老和尚等人物，都带有浓厚的神魔色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研究员孙一珍：作者的感情真挚而鲜明，对于主人公于谦的一言一行，人格、品，充清了爱和敬仰。许多场面和片段都写得真切曲折，感人肺腑。像于公合冤而死的情景，肃穆壮烈，催人泪下，令人扼腕，后人民悄悄进行悼念，祭祀的描写，亦复哀思绵邀，沉郁顿挫，感人至深。又如范广侍妓的忠、侠、义，同样令人难忘。

该小说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刊本，藏台湾图书馆；明刊本，藏浙江省图书馆；明天启刊七十回本，藏浙江省图书馆；清道光十五年（1835）孙士俊重刊本；清双璧堂刊本，藏英国伦敦博物院。以及198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排印清道光刊本，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天启刊七十回本。

孙高亮，字怀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