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
文廷式著。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祖籍江西萍乡，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初，在广州将军长善幕中，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二人即长叙之子，瑾妃、珍妃胞兄）交游甚密。光绪十六年（1890），成进士，授编修。二十年大考，光绪帝亲拔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帝党重要人物。
中日甲午战争，他力主抗击，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召恭亲王参大政；奏劾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谏阻和议，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与陈炽等出面赞助康有为，倡立强学会于北京。次年二月，遭李鸿章姻亲御史杨崇伊参劾，被革职驱逐出京。这一时期，文廷式益潜心时务，其《琴风余谭》、《闻尘偶记》，记甲午、乙未间时事、人物，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革职归里后，撰有《罗霄山人醉语》，痛感“中国积弊极深”、“命在旦夕”，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鼓吹“君民共主”，倾向变法，但又以为不可急切从事。
戊戌政变后，清廷密电访拿，遂出走日本。二十六年（1900）夏回国，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沪上名流，参加唐才常在张园召开的“国会”。唐才常的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复下令“严拿”。此后数年，文廷式往来萍乡与上海、南京、长沙之间，沉伤憔悴，寄情文酒，以佛学自遣，同时从事著述。这时期所著杂记《纯常子枝语》40卷，是其平生精力所萃。
文廷式15岁学词，晚年自言“三十年来，涉猎百家”，“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他批评浙派“以玉田（张炎）为宗”，“意旨枯寂，后人继之”，“以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为祖祢，视辛（弃疾）刘（过）若仇雠”（《云起轩词钞序》）。他强调比兴寄托，推尊词体，与常州词派相近，曾谓“百年词派属常州”（《缪小山前辈张季直修撰郑苏龛同年招饮吴园别后却寄》诗其三）。但又不为所囿，曾批评常州派推崇的词人周邦彦“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纯常子枝语》卷十一）。
文廷式词存150余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后的作品，感时忧世，沉痛悲哀。如《高阳台·灵鹊填河》、《风流子·倦书抛短枕》等，于慨叹国势衰颓中，还流露出对慈禧专权的不满，对当道大臣误国的愤慨。在《木兰花慢·听秦淮落叶》中抒写男儿请缨，挥剑龙庭的壮怀，《翠楼吟·闻德占胶州湾而作》中，以三国时的陈登自比，寄托其报国救世之志，都激荡着爱国的豪情。晚期词作，飘零之感与忧时之情交织，出尘避世的情绪日趋明显。如《清平乐·春人婀娜》，曲折地表明了他不想参加反清革命的态度。文廷式的一些艳词，风格接近花间词风；其抚时感事，言志抒怀之作，则以苏轼、辛弃疾为宗，或慷慨激越、抑郁幽愤，或神思飘逸、清远旷朗，大都借景言情，托物咏志，兼有豪放俊迈，婉约深微的特点。其代表作《祝英台近·翦鲛绡》、《摸鱼儿·恁啼鹃苦催春去》、《永遇乐·落日幽州》、《鹧鸪天·万感中年不自由》、《
水龙吟·落花飞絮茫茫》诸作，都被誉为神似东坡、逼肖稼轩之作。在近代词坛上，文廷式词自成一家，朱孝臧称其“拔戟异军成特起”，“兀傲故难双”（《疆村语业》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