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山位于江苏徐州市区南部，常有云气蜿蜒如龙，故称之。东岩石峰围绕，上有兴化寺，寺内有大石佛，石佛为半身坐像，高约十公尺余，系北魏晚期就山崖巨石雕凿而成，当时仅造佛头，明代建文四年（1402），依山崖建大殿，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复凿佛身，今存大殿乃明代所重建。后檐墙高尺许，仅用三砖，故有‘三砖殿覆三丈佛’之说。石佛两侧岩壁上，有北魏太和十年（486）及唐宋时之造像与题字，大小佛像错落其中，俨然如画。

471年之前，可以从北魏石窟造像的发展历史中找到依据。《中国石窟艺术》把北魏石窟造像运动分为四个时期：

文成帝②倡导凿窟造像时期：即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③为主管，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凿窟造像开始，到凿出“昙曜五窟”，即云岗现编号为16、17、18、19、20窟为止（公元467年）。

献文帝④继承发展时期：即公元465年献文帝继位至公元471年退位这七年间。献文帝即位后，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续“昙曜五窟”又凿出五组石窟，即7、8双窟，第9、10双窟，第1、2双窟、第5、6双窟和第11、12、13窟。

孝文帝⑤发扬光大时期：公元471年至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开造龙门石窟时期。公元471年，年仅四岁的孝文帝即位，汉人冯太后临朝听政，造窟运动开始向全国漫延，直至公元495年在洛阳龙门山开凿古阳洞三大石窟为止。

孝庄帝至魏灭亡的衰落时期。公元528年孝庄帝即位，至北魏534年被东魏取代，造窟逐渐减少。

文成帝倡导凿窟造像阶段，我们不必去考虑，因为文成帝倡导凿窟造像阶段（公元460年至公元467年）徐州还属于刘宋王朝，已排除在云龙山大佛开凿期之外；献文帝继承延续时期，也不必去考虑，因为凿窟造像还仅仅局限在大同武周山一带，凿窟造像还没有在全国推开，因此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出现的最早年份只能在公元471年。

再看下限。我之所以把云龙山大石佛的开凿年代的下限定在公元486年，是因为在徐州云龙山大石佛两侧有佛造像的年号题字，计有：魏太和十年七月造像（公元486年7月）；唐开元二十二年五月造像（公元734年5月）；唐乾元三年四月造像（公元760年4月）；唐元和十五年造像（公元820年）；宋政和七年造像（公元1117年）。这些年号题字都是当时开凿时留下的，没有值得怀疑的。

这样，我们就可把云龙山大石佛的佛头雕凿年代大体定在公元471年至公元486年之间，至于具体哪一年？我们还要从北魏与南朝刘宋王朝的战争史和北魏造窟运动的历史上去考证。

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可能雕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

通过以上的考证和论述，徐州云龙山大石佛雕凿的年代大致可匡定在公元471年至486年这十五年间，至于是哪一年？要看在这一时间段，有没有雕造佛窟的机缘出现。

从公元471年至486年，在徐州有史可考的历史事件有六：

1、魏孝文帝延兴元年（公元471年），魏使王崇巡察青、徐等州，抚慰新附，观省风俗。（《魏书·王宪传》）

2、 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四月辛酉，徐州大风，雹。（魏书*《灵征志》）

3、 魏孝文帝太和四年（公元480年），秋七月，齐角城戍主举城降魏，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通鉴》）

4、 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魏徐州刺史薛虎子请于彭城积谷，以兵绢市牛，兴置屯田，魏主从之。（《魏书·薛虎子传》）

5、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武宣王勰⑥，献文帝子，太和九年封，徒彭城。（《魏书·本传》）

6、 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全国实行均田制和汉化政策，即孝文帝改革，徐州开始土地改革。

从以上六个事件看，最有可能促成徐州雕凿佛像的事件是第五项，即献文帝的儿子武宣王勰被徒封为彭城王。其理由有三：

1、 在北魏，从云岗石窟到龙门石窟等所有的造窟行动，都是皇室行为。它们有的是皇室直接出钱雇工匠所为，有的是在皇室的要求下，由僧人带领工匠所为。武宣王勰作为皇室人员和彭城王，最有可能做这件事。

2、 孝文帝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正逢北魏都城一带营造佛教石窟热潮，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来到徐州的武宣王勰，与其他人相比，最有可能追随这场造窟风潮。

3、 北魏皇室有“结伴高僧、游心释典” 的风尚，武宣王勰的父亲献文帝、兄孝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和佛教石窟营造的倡导者，他们在平城都曾“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 （《鹿苑赋》）。元勰作为献文帝的第六子，孝文帝的弟弟被封王来徐州，极有可能把他在平城结交的僧人和工匠一同带来，他们来到徐州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寻山掘窟，以便“居禅”、“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