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是明代文学家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年）创作的一篇碑文。文章记述和颂扬了苏州市民敢于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热情歌颂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作者对于他们“激于义而死”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进而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文章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题外有情，题外有旨，开人心胸。

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1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2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3，即除魏阉废祠之址4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5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6今之墓7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8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9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10，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11。吾社12之行为士先者13，为之声义14，敛赀财15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16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17，抶而仆之18。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19，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20厉声以呵21，则噪而相逐22。中丞匿于溷藩23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24，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25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26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27而函之28，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29之乱，缙绅30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31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32故哉？且矫诏33纷出，钩党之捕34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35；大阉亦逡巡36畏义，非常之谋37，难于猝发38，待圣人39之出而投缳道路40：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41，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42，其辱人贱行43，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44于朝廷，赠谥美显45，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46，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47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48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49，安能屈50豪杰之流，扼腕墓道51，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52，匹夫53之有重于社稷54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55因之吴公56，太史57文起文公58、孟长姚公也59。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欺压人民，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统治者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作者于崇祯元年（1628年）写下这篇文章。

按照“墓志”文的格局，首先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作者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作者接下来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正是对“五人”的褒扬。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虽然只是从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许多与“五人”相对比的因素，为下文的层层对比留下了伏笔。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一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如前所说，在一开头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势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墓而葬”，写立碑“以旌其所为”，写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无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从而在两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凡人皆有死，但一则受到贤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则与草木同腐，“湮没不足道”。在这尖锐的一问使文势振起之后，才作为对这一问的回答，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文情曲折，文势跌宕。这一切，都是为更有力地歌颂“五人”之死蓄势。

三、四两段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和全文开头处的“当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应，第三段从“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写起。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江苏巡抚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爪牙，“吴之民”本来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这个阉党爪牙指使的，所以“吴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数语，表明“周公”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既然“吴之民”痛恨阉党而同情受阉党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这场“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写市民暴动只有四个字：“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确地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因而虽然只用了四个字，却已经把反阉党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出来了。“吴之民”与“五人”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单写“五人”，而写包括“五人”在内的“吴之民”“噪而相逐”，这就十分有力地表现出民心所向，正义所在，从而十分有力地反衬出阉党以“吴民之乱”的罪名“按诛五人”的卑鄙无耻，倒行逆施。在前面，只提“五人”，连“五人”的姓名也没有说。直等到写了“五人”被阉党作为“吴民之乱”的首领被杀害的时候，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大书而特书，并用“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一句，与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扬之意，溢于言外。接着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写了“五人”受刑之时“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的英雄气概和“贤士大夫”买其头颅而函之的义举，然后又回顾首段的“墓而葬”，解释说：“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很明显，这里既歌颂了“五人”，又肯定了“贤士大夫”。而对于“贤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对“五人”的歌颂。

五、六两段则着重写“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阉党把“乱”的罪名加于“吴民”，作者针锋相对，把“乱”的罪名还给阉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嗟乎”开头，以“能有几人欤”煞尾，表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慨之情。用“而”字一转，转而歌颂“五人”，阐发“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缙绅”都是“读诗书”、“明大义”的，却依附阉党，危害国家“，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作者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素闻诗书之训的“缙绅”应该比“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高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发出了“亦曷故哉”的疑问。这个疑问，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他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但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以“缙绅”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为反衬，揭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这一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第六段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若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假使“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死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诉读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文章通过记叙五人之墓建立的缘起、五人的功绩、为五人请求建墓立碑之人，热情洋溢地表彰了苏州市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五位市民英雄形象，他们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具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品质。作者在文中倡导了一种匹夫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心的价值观。这篇文章艺术上的精彩之处是运用夹叙夹议之法，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事件的经过，又穿插了作者的爱憎态度。就全篇来说，前半篇重在记叙，后半篇重于议论，而这两篇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借事发挥、明道正义，褒贬分明，语语从肺腑流出，感慨淋漓，激昂尽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明·林云铭《古文析义》：拿定激义而死一意，说有赖于社稷，且有益于人心，何等关系，令一时附阉缙绅无处生活。文中有原委，有曲折，有发挥，有收拾。华衮中带出斧钺，真妙篇也。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当与史公《伯夷》、《屈原》二传并垂不朽。

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作者目击其事，故言之直切痛快，令人读之亦痛快也。

张溥（1602—1641年），明代文学家。初字乾度，后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愤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义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