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阿根廷军政府统治下，许多反政府人士遭到迫害或暗杀。为了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阿根廷的母亲们组织起来，头戴白色头巾，每逢周四就在五月广场上围成一圈行走，以这种方式引起阿根廷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推动了这个南美国家的民权运动。当晚，第一批“五月广场母亲”部分成员也来到游行现场，人们纷纷向她们献上鲜花和拥抱，向她们表达尊敬和感谢。

1977年的4月30日，一群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上，她们在粉红色的总统府前徘徊，只想知道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他们去哪儿了？”当时在魏地拉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下，阿根廷足有3万名年轻人莫名奇妙地“失踪”了。这些年轻人的母亲们在无法打听到自己孩子下落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抗议，进行斗争。这群母亲被阿根廷人称为“五月广场母亲”。

胡安娜，是当初“五月广场母亲”中最年长的一位。尽管已经过去了35年，但她依然清楚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1976年，军人们发动政变，推翻了阿根廷民选政府，镇压也随即开始。很多年轻人被警察从街上带走，被从公共汽车上带走，被从工厂里、中学里、大学里带走。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被带去了哪里。我们只知道他们或许曾经聚集在一起，希望一起做点什么，来阻止独裁军政府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

贝阿特丽丝的儿子和儿媳也是在当时“失踪”的。1978年5月18日，她的儿子和儿媳被从家中强行掳走，此后，贝阿特丽丝就再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她回忆说：“当时我的小儿子马赛罗快22岁了，和一个21岁的女孩刚结婚才10个月。他们和我并不住在一起，但像每一个好孩子一样，每天早晨八点半，他都会给我打电话。但那一天早晨，电话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响起。于是我给他的公寓打电话，但没人接。我开始担心，当天下午就赶了过去，发现公寓里空无一人。我找到楼下的门卫，他告诉我说，前一天夜里突然有一群人来到我儿子的家门口，说自己是警察，因为一些和毒品有关的事要进行搜查。他们进去后呆了很久，几个小时后，门卫看到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戴着镣铐、脸上蒙着黑布被带走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最后讯息。”

突然失去了心爱的孩子后，同胡安娜以及贝阿特丽丝有类似遭遇的妈妈们开始了执着而漫长的寻找。胡安娜说：“我们走在大街小巷里，到处去敲门。去敲军政府统治者的门，去敲警察的门，他们回答说，‘不，你的孩子不在这里。’我们去敲教堂的门，去找每一个主教。‘主教大人，你们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这样失踪了，请帮帮我们吧。’‘不，他们是恐怖分子。’”

军政府的恐怖统治下，这些母亲决定团结起来，共同寻找这失踪的3万名年轻人。从此，她们寻找的不只是儿子、女儿，而是在后来被称为“阿根廷肮脏战争”中的所有失踪者。1977年4月30日，14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胡安娜回忆说：“一天，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说，‘各位妈妈们，我们得去五月广场，总统府里的那些人有所有失踪者的名单以及拘捕他们的理由。我们得向他们交一封联名信，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子女的下落。’于是我们14个母亲就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去了那里。在广场上，一个警察走过来对我们说，‘女士们，你们这是在进行政治集会，这是被禁止的。如果你们继续站在这里不动，我将把你们带到警察局。’听了这话，我赶快拽住了旁边一个母亲的手，拉着她开始绕着广场走，其他母亲们也是一样。于是，我们就这样两人一排地绕着五月广场走了一个多钟头。从此以后的每个周四，我们都会来到五月广场的总统府前绕圈行走，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称我们为‘五月广场母亲’。”

教宗方济各关切在阿根廷独裁时期失去亲人而至今仍处在痛苦中的人。这是教宗回复“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于2-13年3月21日来信的内容。教宗的这封信由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副秘书长安托万·卡米莱里蒙席署名。

教宗在信函中表示分担这些母亲和家人的痛苦，并赐予她们特别降福，作为希望和鼓励的标记，同时也请她们为他祈祷。这些“五月协会”的母亲们在阿根庭历史上的那段时期丧失了自己的亲人，并为此受了很多痛苦。教宗在信函中求天主赐给他力量，为根除世界上的贫穷和结束许多需要帮助的人的痛苦进行搏斗。他在信中对那些接近困境中的人和努力帮助、了解他们、满足他们合理期望的人，极为赞赏。教宗方济各最后表示，他在祈祷中寄望对公益负有责任的人蒙受光照，以有效、公正和关怀途径与贫穷的灾难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