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兄弟三人于1938年秋在上海合资设立的一家私人地图初版机构，地址在上海慕尔鸣路（今称茂名北路）。人员还有长兄之子金立辉和金竹安，从1939年到1941年，“亚光”先后增加了黄镜湖、黄镜澄等编绘人员，充实了编绘力量。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后，辗转四个多月迁至重庆，1942年秋与顾颉刚合作，共同在北碚创建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与“亚光”的编辑业务相辅相成。并请著名地理学家李承三先生一起参加，由他们两位担任正、副社长。未及一年，该编纂社因内部意见分歧而解散。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人员不断扩充，出版、印刷能力亦大为增强，供应地图很受市场欢迎，一直到1954年与其他地图出版机构公私合营成立地图出版社，存在了16个春秋。

成立之初，根据读者的迫切需要，拟订编绘出版计划，决定首先集中力量编制 《袖珍中国分省详图》，该图出版后，深受书业同行赞许和广大读者的欢迎；销路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热销的读物。这是“亚光”创业后打响的第一炮，初步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

因成立之初，处于抗战期间，销路运输均成问题，金擎宇回忆说：“由于战事迅速蔓延，战区不断扩大，水陆交通阻塞，上海儿成孤岛，因而运输极端困难，正常邮寄己告中断。为了充分供应内地广大读者，先后派人在昆明、重庆等十多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广布供应网点。在上海集中造货，想方设法，在战火纷飞中，分期、分批、分路派专人押运。有时我们甚至要把地图先运至香港及广州湾，再转运至内地。总之，我们冒着危险，想尽一切办法把地图运到大后方，使内地读者能够得到需要的地图。”为当时抗战爆发期间，其他地图出版机构歇业、停顿之际，出版的地图颇受市场欢迎。

1943年邹新垓和丁君陶先后来重庆，陈铎老师也从桂林来，都是搞地图出版的同行，大家有意合作，决定筹组股份制的“大中国图书局”，作为地图出版发行的机构，并请顾颉刚先生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才在四川北路8号正式成立了“大中国图书局”，为“亚光”版地图的发行创造了更有利条件。编辑部则设在距“大中国图书局”仅数百米之遥的四川北路南仁智里45号。

1945年10月迁回上海，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出版的新图已达五十多种。在编绘力量上先后增加了凌大夏、张家驹、马宗尧、刘思源、董石声、卢绵高等同志。他们都是编绘能手，又富于经验，对我社地图质量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同时还开始注意培养一批年轻力量，如尹正寿、陈志方、杨柏如、王明德等同志。上述“亚光”同仁中诸多佼佼者，后来都成为地图事业上各方面的领导和骨

干力量。

这时“亚光”编制出版的《中国地理教科图》和《世界地理教科图》是重点品种，采取了地形分层设色法，其内容的繁简与当时中学地理课本密切配合，是供中学教学的专门用图，深受师生们欢迎，十分畅销。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亚光”新版畅销地图，如中国和世界的单幅大地图、16开中国和世界的地图集、36开的中国和世界精图册、全国各大行政区地图、教学地图、城市街道图以及朝鲜、越南等外国图多达二十多个品种，满足了在新中国初期广大人民对地图的迫切需求。粗略估计，在当时公开出版的地图市场中，“亚光”版地图的占有量至少在90%以上。

1950年9月，召开地图出版同业的会议，到会的计有亚新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上海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大陆舆地学社、大中国图书局 (出版部分地图)、华夏史地学社、寰球舆地学社、国光舆地学社、新光舆地学社、新中舆地学社及北京的复兴舆地学社等，连同亚光舆地学社，共计十四家，筹备公私联营，于1951年元旦起先成立私私联营的地图联合出版社，每家先派一人至“图联”工作，借虹口京华印刷厂为临时社址。至1953年元旦，各单位始行撤销，全部合并进来，成为私私合营的企业，同时租用上海外滩麦加利银行二楼为社址，核实股金共为三十亿元 (旧人民币，其中“亚光”占了2/3)，随即整顿机构，健全组织，公推邹新垓任社长，屠思聪、金擎宇为副社长，葛绥成为总编辑，金振宇为经理部经理。1954年5月间我们又一次向中央及华东出版行政机关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中央出版总署旋即批准所请，决定与国营新华地图社实行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