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斯(1898年4月3日~1967年2月28日)，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原名亨利·鲁滨逊·鲁斯，在世时被称为哈里（Harry），一位著名的美国出版商，一个达到了财富和影响力顶峰的新闻人、传教士，也是一个拥有了一切的悲剧人物。创办了《时代周刊》（1923年）、《财富》（1930年）和《生活》（1936年），因此他被称为“时代之父”。丘吉尔说，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卢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

亨利·鲁滨逊·卢斯美国出版家、杂志总编辑，1898年4月3日，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其父亨利·温斯特·卢斯是一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小亨利幼年在中国山东烟台读书。192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骷髅会成员。

1921-1922年先后任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巴尔的摩《新闻报》记者。1923年和校友布里顿·哈登（1898-1929）共同创办著名的《时代》新闻周刊，卢斯善于利用历史资料和收集现实材料，使《时代》刊登的文章比报纸和广播更具有可读性。布里顿·哈登独特的写作风格与活泼的版面编排也有助于《时代》很快成为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期刊之一。他开创了周刊概念媒体形式的先河。这种新形式的杂志，因内容的丰富性、和及时的新闻性受到大众的好评。

此后的几年他还相继创办了好几家杂志，这就是后来的FORTUNE（《财富》1930年）、LIFE（《生活》1936年）、SPORTS（《体育》1954 年）等，而《生活》杂志是当时第一份着重新闻和图片报道的杂志。（细心的中国读者可以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对《生活》明显的模仿痕迹。）

卢斯兼任总编辑后，开始出版《时代》周刊国外版。其后，以《时代》为核心，陆续出版了《财富》（1930）、《幸福》、《生活》（1936）、《体育画报》（1954）等著名期刊，1932年买下《建筑论坛》，组成了美国最大的出版托拉斯企业——时代出版公司。卢斯任公司各期刊总编辑。60年代，公司出版范围扩大到图书和其他出版物。并在几十个国家开设子公司。他善于辞令，其出版物的社论常反映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反共立场，对共和党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是美国出版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曾大力支持蒋介石，劝说艾森豪威尔做总统候选人。

1964年卢斯引退，改任时代出版公司编委会主席。

1967年2月28日， 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去世。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赠于了亨利·卢斯基金会。

1897年，亨利·卢斯的父亲亨利·W·卢斯和母亲伊丽莎白·R·卢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亨利·卢斯就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

1898年4月3日，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

“他是一个大人物。小主意、小观点、小人物，他一概不放在眼里。他也总是在追求大人物。他从不满足、从不灰心、他不是那种宁静淡泊之辈......他是美国新闻界的顶梁柱，二十年来一直担负着创造者的角色。”

作为传教士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传教士。他逼迫自己拼命的工作，把自己的意志投入更广阔的领域，努力工作和做出个人牺牲。从不参加诸如网球、高尔夫球之类的活动，也不寻欢作乐。从不注重衣着，食物也就是为了补充能量。

在意识形态上，他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认为与他的哲学和信仰冲突。他甚至在苏联和美国结盟时，就准备为东西方冷战的到来而“枕戈待旦”，做了大量媒体舆论上的准备。

《财富》周刊的创刊号在1930年的2月摆上了零售商的货架，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人说，亨利·卢斯创办《财富》杂志，正处在一个不幸运的时代（FORTUNE，又译幸运）。对指责与嘲讽，亨利·卢斯不为所动，他认为“1930年，意味着一个新十年的开始”，亨利·卢斯决心的已定。

1930 年2月，第一期《财富》杂志与大众见面，3万份近2百页光艳浮华的创刊号照亮了亨利·卢斯未来的豪情壮志。在亨利·卢斯眼里，那些在华尔街趾高气扬的商人们既没有什么教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良知；那些拥有MBA学位的名校毕业生、与经济专栏评论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饭桶，亨利·卢斯此时要的是那些能写一些噱头十足的文章的人。于是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亨利·卢斯的专宠。“傲慢、尖刻、与捕风捉影”成了一时的文风。

亨利·卢斯要做的就是将那些艰难时代垂头丧气的企业家们从办公室里拖到大众面前，而当大众也渐渐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指日可待时，揭露丑闻与批评性文章也成了亨利·卢斯的秘密武器。亨利·卢斯的杂志不论是在对胡佛当局、还是罗斯福政府的批评报道中总能游刃有余。到1937年时，《财富》的发行量已超过46万份，作为华尔街的必读刊物，《财富》成为世界经济报道期刊中当之无愧的市场领导者。

最能吸引卢斯的并非金钱而是权力。最初他曾经打算将《财富》杂志取名为《力量》(Power)，这源自于他对美国发展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认识和愿望。

他特别喜欢赚钱，目的是为了权力和博得他人的尊敬。金钱买来的快乐对于这位喜欢权力的人来说，则不是快乐。有一个例子说，他和前妻离婚时，表现得罕见的慷慨。

在投资问题上，有人问：“您不认为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很危险吗？”，他回答：“没事，只要那是我的篮子。”

他讨厌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之辈。人生无目的、无使命感的人只会欲望横流。

他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他经常提各种奇怪的问题，比如：所有下了台的欧洲保皇党人的命运如何？过去50年，谁是最重要的人物？等等。然后，正是这种无穷无尽的乡下人似的好奇心成为他每一个成功的驱动力。

他是一个矛盾的、奇妙的组合体。城府很深，又乡巴佬气十足；他汇集腼腆和无以伦比的倨傲自大于一身；周围幕僚云集，却又不可救药的孤独。他随时身处绝境之感，全然不觉得自己地位显赫、成就辉煌。

在光辉的40-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是美国最大的报刊发行人。在50年代，他的影响力至少于国务卿相当。但他仍觉得自己有一部分被人瞧不起。及至晚年，他心力交瘁、衰弱不安。他曾经拒绝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出任大使的任命，原因是他想在艾氏的政府中担任国务卿。

卢斯拒绝承认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他只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即使在中国共产党，事先上取得中国政权之后。卢斯还一厢情愿地将自己关于中国的妄想，通过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自己的媒体，强加给一万二千英里以外的、对中国毫无所知的美国公众。

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晚上，卢斯的老父亲路思义不幸与世长辞。不过，这位老人在弥留之际，却为日本军队袭击美国的消息感到“欣慰”。这位毕生献给了上帝、献给了中国的老人，曾经这样对自己儿子说：“现在，所有的美国人终于可以明白——中国（独自抗击日本）对我们的意义了！”

这是一段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事发当天，卢斯和自己的妻子正在纽约寓所吃午餐。得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立即赶往杂志社，要求撤换《时代》、《生活》的全部稿件，并迅速给父亲路思义打了个长途电话。 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的美国老传教士路思义，此时年届 73 ，且重病在身，但他仍然因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激动不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日本公开宣战了，因为美国人终于认识到奉行“孤立主义”的弊端了。

这位重病在身的老人，对自己出色的儿子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在长途电话的另一端缓缓说：“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独自抗击日本）对于我们的意义了。”这天深夜，这位把自己大半生全部奉献给了上帝和中国的***传教士，闭上了眼睛，死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那一刻。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在华传教十五年，从 1912 年返回美国直到 1930 年前后，老路思义一直担任（美国）中国教会大学基金会负责人。并不停地四处募集捐款，以便向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也是美国教会学校）等邮寄办学经费。他对上帝以及对中国教育的虔诚热爱，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四个子女——这其中，当然包括卢斯。

正是怀着从父亲那里承继来的对于中国的基督徒式热爱，早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卢斯，就在苦苦地为中国的独自抗战而奋力奔走呼号。

1937 年 7 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美国政府除了在口头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外，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中国抗战，甚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也仍然“履行合同”，继续向日本政府提供援助和贷款。对此，卢斯曾不断公开地批评美国政府，甚至在自己的《时代》上撰写社评，强调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转而把援助“赠给”中国人。

1938 年 1 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联袂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并且被命名为 1937 年度的“年度风云人物”。 1941 年 6 月，国民党上将陈诚也因为领导了中国陪都——重庆抵御日本的野蛮轰炸，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1929 年亨利·鲁斯为纪念其父——曾于 1919 年任燕京大学副校长的路思义而捐资建成鲁斯亭。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鲁斯基金会捐资重修岛亭并将其重新命名为鲁斯亭。鲁斯亭修建之初为师生团体聚会场所，1966 年前北京大学工会曾在此开设图书馆。现在鲁斯亭作为会议室使用。

在东海大学校园里，亨利·鲁斯先生為了宣揚福音並紀念父親亨利溫特斯路思義牧師(Mr. Henry W. Luce)，捐款興建了路思義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