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和力》是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809年。小说围绕着爱德华和夏洛特夫妇以及他们的情人展开。

一对情侣爱德华和夏绿蒂历经波折，到了中年才结成夫妇，在乡间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可是不久，由于他们的朋友奥托的到来，由于两个男子兴趣相投，一齐致力于农庄的管理，妻子夏绿蒂便受到了冷落。为了排遣她的寂聊，于是又将她在寄宿学校念书的侄女奥蒂莉接了回来，虽然姨母夏绿蒂怀有疑虑，怕年轻的侄女会与老单身汉奥托搅到一起。殊不知奥蒂莉回家不久，四个人之间却出现了未曾料到的新的组合：年青、美丽、温柔的奥蒂莉和热情、真诚、豪爽的爱德华相互吸引，情投意合，贤淑、聪明而风韵犹存的夏绿蒂与干练、稳重而富于理智的奥托彼此倾慕，心心相印。没过多少日子，他们之间新的感情趋向已变得如此明显、强烈，不只时时处处地表现在一些日常小事，而且导致了爱德华和夏绿蒂婚姻关系事实上的破裂：一天夜里，夫妻二人同床异梦，都下意识地以为怀抱中的是自己新的意中人，因而获得了极大的欢娱和幸福。可是第二天清晨，面对着初升的朝阳。两人又同样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已犯下奸淫大罪，既背叛了他们以上帝的名义结成的神圣婚约，也玷污了他们对各自的恋人的纯真感情。事已至此，他们才不得不打破表面的平静和沉默，向自己的情人表白了心迹。不同的只是，夏绿蒂与奥托理智而富于节制；爱德华与奥蒂莉，尤其是爱德华却听凭热情的驱使，以致惹出了事端，引起了乡里的非议。大家都觉得再不能这样生活在一起了，结果两个男子双双离去：奥托找了一个新的差事；爱德华上了战场，以求一死。小说结束时，奥蒂莉和爱德华相继去世，原因都是精神的创伤和感情的痛苦；夏绿蒂和奥托虽然活了下来，却也失去生的乐趣和幸福。

《亲和力》是歌德步入老年时所写的又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至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则不能不提声势浩大、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理性”便是当时启蒙主义者用来启迪人们头脑的重要思想武器，“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而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理性王国”也随之成为启蒙主义者普遍向往的“理想王国”。与理性相一致，小说《亲和力》在表述上是冷静的、克制的，然而，究其爱情描写的精神实质，却表现出一定的与理性不相协调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种非理性的意味。

歌德是在按捺不住的狂热和创作冲动中，仅仅用七周时间就完成了这部篇幅比《少年维特的烦恼》多一倍的小说。写作的动因，同样是为了克服一场无望的爱情在作者心中造成的巨大痛苦：1807年冬天，年已五十八岁的歌德对十六岁的少女米娜·赫尔茨丽卜一见倾心，但自知年龄悬殊，好事难成，只得强忍伤痛不辞而别。

命运的局限

《亲和力》的内涵丰富深刻，可以从深浅不等的多层面上去理解它，对它作出从爱情小说到伦理小说乃至命运悲剧等种阐释和界定。仅仅说它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实在肤浅；它事实上更多地探讨了人生的局限，表现了人——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带有宿命色彩的命运悲剧。歌德用化学里的亲和力现象作比喻，书名也题做《亲和力》，就意在强调婚姻与爱情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无法避免的悲剧。尽管如此，作者所肯定和颂扬的确是爱德华似的“无条件的在爱”的人，那种既藐视当时的婚姻制度也敢于抗拒命运的人。相反有的学者认为《亲和力》宣扬的是“节制”和“断念”，则似乎有所偏颇，缺少真正的依据。年近六旬的歌德比起青年时代确实有所节制，但这种节制反映在《亲和力》的艺术表现中，即多了冷静的叙述描写和理性的思辨，少了维特式的激情澎湃和痛哭流涕。至于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应该是一点也不节制，倒是大大地超前于它的时代，超出于大多数德国读者的理解。它之所以不能像《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引起阵阵热潮，原因也在这里。因此到了现代，《亲和力》才备受重视。

歌德曾经说“至少要读三遍”，才能看清他藏在《亲和力》中的许多东西。如果能细心阅读，并且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阅读，就能发现这部作品的奥秘。

围绕着四位主人公的感情纠葛，小说对恋爱、婚姻以及相互关系这祥一些重大的人生和社会间题进行了探讨。歌德不只通过主人公的思想、言行和遭遇，形象而委婉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而且，他还借其他人物之口，直截了当地让不同的观点进行辩驳。例如，在小说第十章，关于婚姻的约束力问题，那位好心但却办了不少坏事的仲裁人认为，“婚姻是一起文明的起点和顶峰”，所以“必须是牢不可破的”，不遵守婚姻约束的人就应视为违反了上帝的诫条，就犯了奸淫罪。反之，小说中的一位伯爵却公然宣称：人都乐意扮演新的角色，“在婚姻关系中，不恰当的也仅仅是要求在这充满变换和动荡的世界上实现绝对的、永久的稳定”，因此主张，“每缔结一次婚姻只应生效五年”，五年期满夫妻踩方都有权考虑是延长婚约，或是恢复自由，各奔东西。在19世纪初的德国，这无疑也是一种违反宗教诫条和法律道德准则的惊世骇俗的言论。然而，在歌德的笔下，伯爵的一席话不但“得体而有风趣”，“于戏言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而且，他还身体力行，未曾离婚便与一位男爵夫人相爱、同居，成为了高雅、端庄、快活的一对儿。反之，那位仲裁人却老迈、迁阔、令人讨厌。再考虑书中的四位主要人物，歌德更同情的显然是“无条件地在爱”的爱德华和奥蒂莉这一对，他在婚姻、恋爱及其相互关系这些伦理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讲是非常鲜明的。也就难怪，在《亲和力》问世之时，也被一些人简单地看作一部为离婚辩护的书，而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婚姻关系变得如此松散，男女相爱更加自由，似乎实现了《亲和力》中那位伯爵的主张，于是又有论者认定，在歌德的所有作品中，它是最富现代精神的一部。这种看法也可说不无一定道理，因为《亲和力》所表现的伦理道德观念，确实远远超越了产生它的时代。

《亲和力》这部小说，向人们揭示了近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性和人生的一大局限。那就是婚姻的缔结，即便并非如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政治婚姻、门阀婚姻等等的被动凑合—爱德华和夏绿蒂在成为眷属前都被迫与人婚配过一次，也总不免带有偶然性，第一次选择难得就是最佳选择。所以，人的终身大事，即便表面上是自己决定的，实际上仍受着由偶然性构成的“命运，的支配。而人呢，由于同样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亲和力”的影响，常常不能顺从“命运”的安排，于是生出了无数“千古知音难觅”和“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慨叹与不满，酿成了许多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悲剧。《亲和力》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希腊悲剧似的命运悲剧。

对启蒙理性的反思

启蒙理性伴随着鲜明而强烈的批判精神登上历史的舞台，宗教、王权、等级制度乃至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道德缺陷等等，无一例外均受到理性的严格审视和质询。并且，其批判的矛头并非总是外向的，而始终坚持着自我反省，由此带有自我批判的特质。从批判的角度看，摆脱宗教以及世俗规范对人性的压制，成为理性对现实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联系歌德所处的启蒙时代的德国看，其落后、保守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招致对人性的压迫甚至扼杀，小说《亲和力》则通过亲和力作用之下神秘而动人的爱情描写，实现了对人的本性的张扬，因此可视作对当时德国现实的一种反动。再从自我批判的角度看，休谟的不可知论、卢梭的“回到自然”、康德的“物自体”等，均可谓从启蒙运动内部发起的批判。以康德为例。康德哲学的中心是“人”，更确切地说，即“人的自由”。在康德看来，人具有不可规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为此，他假设了一个位于经验界之外的“物自体”的存在，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至于理性，康德明确表示：“理性通过自己的一切先天原则所告诉我们的仅限于可能经验的对象，而在这些对象里，仅限于在经验里能够被认识到的东西。”由此，康德否认了理性的万能，为信仰留下了地盘。正是这样，小说《亲和力》的爱情描写突破了理性的制约，通过神秘莫测的亲和力的作用，将人导向神圣和至善的境界。

隐喻

“亲和力”一词来自于化学研究，指的是自然界中的某些物质与其他物质之间彼此吸引、亲近的一种本能属性，类似于愿望和选择的特性。小说开篇不久，即通过爱德华、夏绿蒂与奥托上尉之间的对话，在看似不经意间，将“亲和力”这一关键词做了颇为详尽的阐释。简单说来，假设A与B， C与D原本无比亲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当这两对儿发生接触时，原先的亲密关系便突然中断了，结果A与C，B与D重新组合，其间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推动，这便是所谓“亲和力”的作用。后来的情节发展证实，爱德华、夏绿蒂、奥托上尉与奥蒂莉四人之间即在这种亲和力的作用之下，打破了原有的结合而进行重组，结果夏绿蒂与奥托上尉、爱德华与奥蒂莉之间的爱情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萌发起来。这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通过一场家常闲聊，既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书名“亲和力”的内涵，又巧妙预言了小说未来情节及人物关系的发展。其中，爱德华与奥蒂莉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充分证明了亲和力“强大而自发”的特点。

象征

小说中有几样物品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既体现着神秘主义色彩，又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第一件是一个杯子、在别墅工程的奠基礼上，一个泥瓦匠因为兴奋，把一个杯子抛到空中，本来应该掉下来打碎的，可它却被一个好事者接住了。于是人们看见杯子上刻着一个E和一个0，它是爱德华年轻时家里人为他定制的酒杯之一。这对于爱德华就意味着，他和奥狄莉的关系是早就注定了的。从此以后，爱德华每天都用这个杯子喝酒。在奥狄莉死后，他仍然用这个杯子，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用的其实早不是原来的杯子了。真正的杯子己经碎了很长时间。他这才意识到，为什么他没能和奥狄莉在一起，他的命运早通过那个杯子反映出来了。

第二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是一株梧桐。爱德华偶然间发现他种下这颗梧桐时恰逢奥狄莉出生；多年后他同样是在这颗梧桐下在奥狄莉生日的那天向她表白、这一切都没有人计划，可就是这样巧合。

第三件是院落里的一个池塘。爱德华向奥狄莉表白是在梧桐树下，池塘边；豪普特曼向夏洛蒂表白也是在池塘边；后来爱德华与夏洛蒂的孩子小奥托也是溺死在池塘里、也就是说，这个池塘既是两对恋人爱情开始的地方，又是他们爱情终结的地方。

叙事

可以说，修建庄园是《亲和力》的叙事动力之一。由于人手不够，爱德华一再向夏绿蒂请求让好友奥托上尉来帮忙，于是才有后而接回奥蒂莉，四人在一座大庄园中一同生活的场景的出现小说中的庄园远离都市，亲近大自然，旁边有茂密的森林以及开阔的峡谷。奥托上尉刚来的时候，爱德华在庄园对而崖壁的半山腰上修建的小屋快要完工了。后文中，他们四人常常深入峡谷，跨过溪流，深入大自然的深处，累时就在小屋休息。歌德与席勒两人都深受卢梭“自然观”的影响，他们所引领的“德国狂飘突进运动”成为后来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先声。从《亲和力》就可以看出，歌德对自然的描写与赞关是不遗余力的。“放眼望去，湖泊、磨坊、峰峦、群山、平野，真是关得不能再关……”类似这样充满美感的语言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奥托上尉要改造湖泊时，爱德华提醒他不要伤害岸边的梧桐和白杨人对自然完全是一种爱护与珍视的态度，对庄园的修建与对自然的改造是为了与自然更为和谐地相处。

《亲和力》一问世，也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在当时的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致书店门前“热闹拥挤得简直像灾荒年的面包铺”。社会反响和品论也莫衷一是，甚至各走极端，爱它者称之为“一件含义无穷的艺术作品”，“只有歌德才写得出来”；卫道士们却骂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伤风化”，等等。

《亲和力》在问世之初，曾遭到了众多的非议，被指责为“一部不道德的书”，“一部海淫之作”，原因是它不但写了一对合法夫妻非法的婚外恋情，而且他们在无意识中事实上已与人私通，而且丈夫的情人还是妻子的年轻侄女。如此等等，论据可谓十分充足。对于同时代人的指责，歌德是既不同意又不屑于多作解释的，据传他只对一位当面诘难他的贵妇冷冷地说过一句话：“很遗憾，夫人，它（指《亲和力》）却是我最好的作品。”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曾对《亲和力》之不被当时的多数德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而大感不平，因而十分愤慨和不无偏激地说：“唯其如此，我才高兴。德国人都是些猪猡。”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欧洲启蒙运动后期作家。他生于法兰克福镇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法律，也曾短时期当过律师，但主要志趣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德国“狂飙突进”的中坚，1775～1786年他为改良现实社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但一事无成，他不但没战胜德国市民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马克思）。于是，1786年6月他化名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1788年回到魏玛后只任剧院监督，政治上倾向保守，艺术上追求和谐、宁静的古典美。1794年与席勒交往后，随着欧洲民主、民族运动的高涨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他的思想和创作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飞跃，完成了《浮士德》等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