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一种“逆淘汰”政策，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争论的产生，首先对于“逆淘汰”的概念就有不同的理解。张维庆认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城市人口素质高，只生一个；农村人口素质低，却要多生，这样生下去，中华民族的素质越来越低？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是“逆淘汰”政策的认识。

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曾经有学者担心：中国农村人口素质较低，但出生率高；城市人口素质较高，但允许的生育率又低——这种状况导致在每年的出生婴儿中，城市孩子的比例偏低，农村孩子比例偏高。长此以往，人口整体素质会因农村孩子比例上升而下降，出现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

而事实上，人们对“逆淘汰”的理解还不仅仅如此。

“在统计上，人口素质‘逆淘汰’的推算无可非议，但这只是一种夸大的静态分析，缺乏事实和数据的支持。”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穆光宗教授说。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近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已由上世纪90年代的15%下降到2000年的7%左右，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逐年增长。这说明中国的人口素质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没有出现所谓的“下降”。

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一种“逆淘汰”政策，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部分专家认为，我国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城镇居民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城市的教育条件远远好于农村；城镇居民基数要远远小于农村居民的基数；从长期来看，被淘汰出局的不是素质低反而是素质高的人，这就影响了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

“我们承认并正视‘人口逆淘汰’效应的存在，并非是要否认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人口逆淘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还远远不足以达到需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程度，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完全可以补救和缓解的。”穆光宗说，“在农村推行社会养老制度，就可以淡化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从而避免为生男孩而生育多胎的现象；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完善贫困生的助学制度，则是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后代素质、避免‘人口逆淘汰’效应的一条重要途经。”

专家介绍说，“人口逆淘汰”问题即使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达国家也存在，如美国已经出现了人口逆淘汰的趋势，原因在于富人的生育率要比穷人的低，结果则是生长环境较差、素质较低的穷人们的后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穆光宗认为，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各自所占比重的变化。所谓的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人们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

“从全局看，从发展的眼光看，‘逆淘汰’恐怕是不足为忧的，中国人口素质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我认为，城乡统开二胎生育可以使国民素质提高更快。改变农村人口素质较低现状的最根本途径应该是对教育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让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穆光宗说。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人提出了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逆淘汰”说法，并很快广为流传。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有城乡差别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城市里素质高的人群出生率低，农村素质低的人群出生率高。这种政策施行的结果就是农村低素质人口增长快，城市高素质人口增长慢，最后导致中国整体人口素质不断下降。据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状况正在进行典型的恶性循环，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下降，中国人力资源的总体结构恶化，已经形成所谓人口素质逆淘汰。随后，人口逆淘汰的说法一时成为热点，涌现了一大批为“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存在寻找现实依据和解决对策的文章。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对策建议就是主张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城市人或具有硕士博士高学历的人多生育。中国人口逆淘汰逐渐被一些人认作是一种既成的事实，并被广泛的引用。

人口逆淘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

(1)人类对自然选择的干预导致自身某些方面的质量下降。主要包括：

①人类遗传病种类增加。据mckusic统计，1958年人类单基因遗传病412种,到1987年达到4101种,在29年之内增长了10倍！

②人类精子退化。其一，精子数量减少,据《大众医学》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人类精子的平均密度，已由1940年1.13亿个/毫升，下降到1990年的0.6亿个/毫升；每次射精的平均精液体积由3.4毫升下降到2.75毫升。英国一家杂志刊登爱丁堡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指出，1970年以后出生的男子拥有精子数比1959年以前出生的男子拥有精子数少25%。其二，精子质量降低，据《健康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的男性不育患者，已从50年代的4%上升到的近20%。男性不育的原因80%以上为精液量不够，精子数量少，活力差，畸形精子多等。

③人类的抗病能力下降。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作为衡量人类免疫系统指标的白细胞正在不断下降。20世纪初,人类的白细胞正常为8000-10000/立方毫米，20世纪50年代为6000-10000/立方毫米，是4000-10000/立方毫米。与此同时，人类对药物的依赖越来越多，1928年青霉素抗菌只需几万单位，要用几千万单位。

(2)由于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经济落后、教育和卫生水平不高等因素导致出生缺陷增多。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表明,1986-1987年间，中国医院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3‰。这种状况西部比东部更严重。重庆在西部地区情况较好，但是据重庆市计生委《关于建立重庆市出生缺陷监测中心的可行性报告》：重庆市1996~1999年31个监测点45447例婴儿出生缺陷年平均发生率为10.16‰，将九十年代前3年和1996-1999年所进行的监测累计计算出生缺陷平均发生率为14.6‰(全国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为13.01‰，重庆高于全国1.59个百分点)。据有关报道，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农村远高于城市，高出的比例为30%(农村16.39‰，城市11.35‰)。

(3)高素质人口少生子女低素质人口多生子女而导致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在印度尼西亚，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2.52，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3.36；在巴基斯坦，受过中学教育的总和生育率是3.64，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4.90[3]中国也一样，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

教育是防止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变人口问题为人力资本的关键。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劳动者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影响人们劳动投入程度的价值观等素质，而提高这些素质的关键环节就是教育。

医疗卫生是防止人口逆淘汰，提高人口质量，变人口问题为人力资本的保障条件。医疗卫生对于提高人的体能素质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教育工作，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从而提高体能素质。二是通过医疗卫生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合作，搞好婚前把关〔婚检〕、围产期保健及各种优生优育工作，降低低质量人口的出生率，提高生育质量。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随着城乡相对生育率降低，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一直在提高，甚至快于城市，拉动了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上升，城乡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导致“人口逆淘汰”。

前提条件不复存在

“人口逆淘汰”论者的观点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的。一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素质现状维持不变，二是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但现实数据揭示的事实却是农村人口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都在上升，农村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甚至迅速变化的世界，提出人口逆淘汰结论的两个基本前提不存在，人口逆淘汰的结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人口素质上升

人口逆淘汰论者的逻辑是，有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由于农村人口低素质的状况，农村人口比例上升的结果就是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不断下降，甚至这种下降“几成雪崩之势”。但数据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在它的实施期间，不仅没有扩大城乡和地域生育率差别，反而缩小了这种差别；由于中国城市化的迅猛进程，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一直在上升，很多指标的上升幅度大于城市，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上升是拉动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上升的重要力量。20几年来，农村人口素质的状况的变化从来没有导致过全国人口素质的下降。“人口逆淘汰”现象并没有出现。

我们承认并正视“人口逆淘汰”效应的存在，并非是要否认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人口逆淘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还远远不足以达到需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程度，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完全可以补救和缓解的。比如，在农村推行社会养老制度，就可以淡化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从而避免为了生男孩而生育多胎的现象；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完善贫困生的助学制度，则是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后代素质、避免“人口逆淘汰”效应的一条重要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