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使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离开土地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巧珍去县城看了好几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乡采访了，终于有一次他俩有机会见面了，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动，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单薄，就说下次去给他带去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城里人没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相称，他怕被别人笑话，而当巧珍给他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她脸上刷刷地淌着。

回到土地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难以承受的是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而此时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妇，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因为学生增多要新添一个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哭......）他褪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懊悔的扑倒在了地上。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譬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高加林

高加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高加林渴望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到更广阔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从乡村走出去，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应该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力。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力量，那就是富于理想，锐意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当高加林从黄土高原上那个闭塞的村子里考进县城高中以后．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新的知识诱惑着他，使他不满父辈们的那种为生活而生活的简单生活方式，他抛弃了农民固有的那种传统的狭隘观念，开始了对自身和社会的重新认知。在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面前憧憬着自己无数美好的梦想。他积极进取，不断地探索与付出，也获得了些许成功。农村中像高加林这种类型的人物尽管有时带有好胜虚荣的个人动机，并不是一种完人，但他们却是特定时代对农村落后惰性的一种冲击力量，是能推动这个时代变革的一个因子。正是都市文明和乡村的落后、愚昧对立中产生的矛盾才造就了高加林这样的边缘人物。

刘巧珍

巧珍美丽善良，爱情真诚。但她把自己置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理想之光幻灭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恰恰重陷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事实上，高加林对土地逃离与回归的人生历程，正揭示出路遥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更容易滋生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己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个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为群体，时时遭受生存环境和文明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弱化。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充斥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重演，要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正视民族文化心理的衍变。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个现在还无法解决但将来必然要解决的矛盾。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令人思绪纷纭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约地透出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悲剧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人生》中饱含的浓郁情感和对传统美学的赞美也是其艺术魅力的另一所在。文学作品的神力不仅在于晓之以理的理智，而且动之以情，掀起人们心灵中的震撼和激情。路遥作品中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深深共鸣，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表面上，路遥似乎在带领我们观察一座座陕北农村的现实村落和客观生活，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去体验隐藏在这些善良的普通民众身上的伟大情感和优良品德，肯定了传统美德为行为准则而不断进取的追求意识和奋斗精神。

《人生》是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中篇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路遥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学术争议，不仅因为它是理想童话和现实悲剧的矛盾结合，它所描述的爱情悲剧也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思索。

《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后被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

企业家马云：18岁时，我是蹬三轮车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导演贾樟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文学评论家李一鸣：《人生》叙写了城与乡存在二元对立、新与旧处于变迁的特殊时代境遇中，高加林们的生活场景、奋斗图景与精神困境，体现了作者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路向，关切中国人生存处境和“精神性气候”，揭示社会生活本相和时代特质，呼唤改革社会现状的责任和担承。小说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它对人生问题表达出来的丰富而沉重的思考，以及在审美艺术上所显示的着力追求和创造，使得这部长幅画卷般的小说具有了文学经典的品质。

2018年9月27日晚，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路遥的《人生》 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家贫7岁即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其间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书一年。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获茅盾文学奖。路遥的小说多为农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人和事。路遥和柳青、陈忠实同为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姐姐》、《风雪腊梅》等，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全部作品收集在《路遥文集》五卷。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