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的一课》是现代作家艾芜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初载于1932年12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南行记》。

“我”是一个知识青年，为争得生存与读书的权利，徒步三千里来到昆明，孤苦穷愁，无依无靠，像被人遗弃一样；但“我”依然顽强地挣扎，奋斗。 “我”在漂泊途中用尽最后一文钱，被鸡毛店老板安排与一个浑身长满恶疮的人同睡一铺。 “我”虽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但为了不被人识破，只好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老道的生意人的架式，拿自己惟一的一双草鞋与车夫小贩讨价还价，以换点钱救急。“我” 想去做黄包车夫，工厂学徒，但因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和担保人，因而，连这种变牛变马儿求生存的资格也无法获得。最后，“我” 仅有的一双旧布鞋被人偷走了， 于是，借机与店老板大吵大闹， 索赔到一双不合脚的布鞋，之后，倒拖着继续南行流浪。“我” 已经在漂泊流浪的挤轧与挣扎中上了一堂人生哲学课，明白生活就是磨难，在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 也要钢铁一般坚强地生存，在苦难中坚忍地前行，而决不能屈服。

《人生哲学的一课》是《南行记》的开篇之作，是艾芜根据自己1925年漂泊流浪到云南昆明时的所见所闻而创作的。1925年，艾芜受留法勤工俭学热潮影响，加上反对包办婚姻，于是与一位同学一起，从成都到了昆明，开始第一次南行。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漂泊于中国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在社会底层过着自食其力的贫困生活。艾芜富有传奇色彩的南行经历无疑是作品的主要现实素材和情感基础。这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者自传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篇带有若干自传体成分的流浪者手记。

“我”

在受压迫愈重，积愤愈深的时候，这种扭曲了的挣扎，就变成了惯怒的反抗：“我”不愿当剥削者的奴隶，“半夜起来服侍太太老爷”，断然拒绝了即将到手的工作，表现了一个压迫者不甘忍受屈辱的凛然正气。“我”无法压抑的不平和忿怒，最后倾泄到店老板身上，“我”的“顽强的态度和咆睁的声音”使店老板也不得不屈服。

社会的课堂也教给“我”鲜明的爱与僧。他憎恶、痛恨那些剥削者，对同命运的下层人民则满怀同情。“我”为“旧同伴”被赶出客伐而悲哀，也为“新同伴”的穷困而“加倍同情”。这种萌发着的阶级意识，使他看到了整个社会的不合理，并且产生了把黑暗的世界“弄来翻个身”，换一个“新的天地”的朦胧的革命理想，并发出了“老子非革命不可”的叛逆的呼叫。

“处世须要奋斗”，是“我”在那个社会里学到的最深刻的“人生哲学”。不怕碰壁，顽强奋斗。“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

“我”的形象，分明留有作者的影子在“我”身上，体现着作者的悲与怒，爱与憎。“我”的遭遇，留下了黑暗社会一幅悲惨的图画。

《人生哲学的一课》形象地展示了一幅旧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黑暗社会的真实图景，给“我”上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就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拜金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弱小者只能与饥饿为伴的悲剧命运。

《人生哲学的一课》通过对“我”不幸遭遇的描写，表现了人物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的生活意志、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坚定的生活信念。

《人生哲学的一课》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如朋友一般向读者直抒胸臆，带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刻画了一个克服苦难、砥砺自我、直面人生、苦志劳形的主体形象，这个自我主体形象是一个漂泊的平凡人，又是一个坚韧的苦行者，毫无无病呻吟之态，多有承受苦难的生命意志。

擅于描摹人物的内心活动，敏锐地捕捉特定情境中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真实地表现人物心灵的复杂性，从而深化人物性格，推动事件的发展。《人生哲学的一课》中，在异乡穷愁无依的“我”四处寻找混口饭吃的职业而不可得：因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赶出客栈，连个栖身之处也将失去。命运已经将“我”逼到了绝路，但仍然执拗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也使“我”更加明白了“奋斗的意义”，即使在饿得头昏眼花，气息奄奄的时候，内心燃烧的仍然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秋空。”这种昂扬的生命哲学，不只是对生的依恋，更是对那个悲惨世界的深刻认知。所以“我”才会有那样坚定的信念。这是掷地有声的人生宣言！这是辛酸沉着的生命的抒情诗！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深深地刻画在人物形象里面。

作品熔写景、叙事、抒情等多种表现方式和刻画人物于一炉，凸现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对昆明秋景的描摹增加了此文浓重的浪漫气息，笼罩着抒情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使人物的心理描写与自然风情交融为一体。

艾芜善于将抒情、叙事、写人三者结合起来。在他笔下的下层人民，包括那些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盗贼，虽然性格巳经不同程度地被社会扭曲了，沾染上许多恶习，但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善良诚挚的品质。当周围是那么黑暗和污浊，命运对于他们又是那么残酷和不公正的时候，这些品质就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增强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和斗争下去的勇气。洋溢于整个作品中的明朗氛围和乐观精神，使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战斗的思想艺术力量。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红春：他（艾芜）用饱含深情的笔叙写了一个流浪者的不幸遭遇，更通过“我”的眼睛，对其他广大劳动人民作了深刻的透视，通过不幸人同情不幸人的思想，达到了歌颂和激发伟大的同情心与善良品格的艺术效果。当然，小说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还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既是故事中人的，又是作者的，有真切感人之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艾芜（1904—1992），现代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四川新繁人。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