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6年。

在这部人类文明通史中，汤因比试图根据《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叙述形式宏观描述整个人类的历史。他叙述了苏美尔一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等几大文明，并在最后论述了逐渐联结起来的人类文明。

这本书并没有使用较为细致的地理资料，而是从过去2500万年前人类的降生，以时间的次序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及因此而产生的生物圈。

汤因比把人类的诞生之地和生存环境的生物圈比喻为人类的大地母亲。他以人类和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为背景，描述了人类的降生、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文明类型的发展和相互交往的过程。全书以生物圈关系为背景，对人类历史作了一个气势恢弘的宏观鸟瞰。贯穿全书主题的是人和生物圈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最终结果已经构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并迫使人类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作出自己的选择。

时代背景

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顽固地坚信其支配自然的无限能力，而毫不节制地对生物圈疯狂开发，其结果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仅以美国的一些地方为例，西部残存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许多地区50%的居民住在空气污染超标的环境之中，99%的有毒垃圾正污染着供水源。另据联合国的报告，非洲至1950年以来已经丧失了23%的森林、喜玛拉雅山分水岭丧失了40%。1960年以来，中美洲有30%的森林遭到破坏。据报告，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占全国28%的河流已没有鱼类生存，70%的河流被严重污染。波兰政府已经宣布有5个位于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村庄由于污染已不适宜人们居住。正是对人类灾难的苦觉，迫使汤因比作出了严肃的思考：人类文明的性质怎样，人类将往何处去。从而创作了《人类与大地母亲》。

学术背景

以宏观的眼光对历史作整体考察，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态度。早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历史研究》的时候他就反对把历史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时代；在他看来，国别史和断代史的研究不可能真实的反映出人类历史的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研究的方法顺序颠倒过来。将仅仅罗列历史事实的编年体转变为将人类历史的各方面融合一体，然后逐一进行比较。

到了晚年，汤因比仍然抱着同样的态度，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时，就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他毫不犹豫地说：“到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的考察”，“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该书著于1973年。1976年，在汤因比逝世后不久，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汤因比的手稿出版，以表达对汤因比漫长学术生涯的纪念。

汤因比指出，生物圈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这颗行星——地球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人类和所有生物惟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的进化导致了一系列上升着的物种的出现。在人类出现之前，每一物种都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及合作关系中生存。人类之前的生物物种，没有哪一个能够获得推翻生物圈自我协调、巧妙平衡的力量，早在它们要去搅乱所有生命物种遵循的自然节奏之前，它们就已经被这种自然节奏的作用消灭了。生物圈比它的任何前人类的居民都更加强大有力。

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支，是大地母亲生育的孩子之一。他也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一样，其生存依赖于同生物圈血肉相依的联系，也必须服从自然法则。然而，人类是大地母亲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处就在于，人类是身心合一的生物。人类既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又具有精神世界的家园。因此，人类一方面追求控制环境，另一方面又希望在精神上掌握自身。人类由于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这种两栖动物的身份，使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从而导致了人在谋求财富和权力或者追求道德和精神完善方面的深刻矛盾。大地母亲产生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孩子，产生了母子之间新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有别于生物圈与其他生命物种的关系。

汤因比认为，人类和他的大地母亲的关系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是变化着的。在几百万年前，当一个人和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制成顺手工具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举动已经表明：总有那么一天，人类将不仅影响环境和改变生物圈，而且还要将它置于自己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但是，人类控制生物圈的潜在能力变为现实的发展却是很缓慢的。在距今七万或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才开始了速度不断加快的技术革命。这一时期，人类至少做出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的制造、绘画和仿制人类的形体。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磨制工具的“新石器时代”，通过驯化许多动植物而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同时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农业文明是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协调的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它为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许多伟大的地区文明奠定了基础。如苏美尔文明、法老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等。不过，人类在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不久，还发明了冶金术。冶金术被发明之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通过勘探、采掘、冶炼和锻造，开始了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榨取，并且随之而来还带来了环境污染。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已经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但限于那时的技术能力，人类对自然的损害还是局部的。在大规模地把非生物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的力量，人类还无法超越生物圈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汤因比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打破了生物圈力量的平衡，使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类开始真正成为生物圈的主宰。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的动机是贪欲。以贪欲为动机的西方国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增长的目的，系统地研究和动用科学技术，开展了全面征服自然界的战争。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的破坏性后果已经表明，他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尖锐对抗和剧烈冲突的战争状态，生物圈正处于人类弑母行为的威胁之中。但是，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将遭受这种命运。

作家高建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是一本叙述体的世界历史，作者以独特眼光，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把人类各主要文明版块的发生、发展，把那些互相碰撞，那些盛极而衰，都写出来了。此书问世已四十余年了，但书中那种开阔的视角，那种个性化极强的表述，相信会给人很多启发。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生于1889年4月14日，卒于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8）；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会（1919）；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二次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1943-1946）；后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