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在社会中获得人的
规定性的；人与自然又是平等协调的，人的生存与自然的生存彼此关联，休戚与共；
生态伦理学视野中的人类观还要阐明共时性的人与历时性的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它们之间的生存与发展矛盾。
2、马克思主义人类观表明人类社会有五种存在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科学精神，包括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执著敬业的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以及自由探索的民主精神等等。科学精神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提倡良好的道德风范的理性精神。
科学的理性精神与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文精神相结合，并不断向社会辐射、扩散、渗透，成为极为重要的时代精神。把科学精神列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迎接新时代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相对而言，科学精神的培育比科学知识的普及难度更大，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一种精神境界，是需要长期培育的。科普工作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3）讲科学史、讲科学家的故事是普及宣传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讲科学史即可普及基础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也可以很好的宣传科学上提倡什么思想和作风，不提倡或反对什么思想和作风。
一、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念，注重中国
哲学思想的特殊价值。日本学者注释、解说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历来很多，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研究性的著作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如内田周平的《支那（中国）哲学史》（1888年版）、松平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1898年版）、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00年版）、《支那思想发达史》（1903年版）、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概论》（1926年版）、《中国哲学史》（1946年版）、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1953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凝聚了日本学者的多年心血，呈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成果，但它们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基础来梳理和评价中国哲学思想。况且，这种
研究模式一直影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日本学者对上述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学者的思考，如日本研究宋明理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指出：“随着西欧式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国哲学同传统的东方研究方法即以体认为宗旨的实践性的研究方法一样也衰落了。结果，虽然优秀的学者辈出，可是优秀的思想家却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课题。这三方面的课题，我想是没有古今东西之别的。对于个人不用说了，即使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它们也有着必须予以注意的原理；它们被认为是向世界人类提供创造新哲学和思想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三方面的课题就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现实主义、（道家的）超越主义和（
儒家的）理想主义。”已达95岁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在其近年的新著《儒教精神与现代》中还辟出专章详细论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现代意义”、“朱子学与现代”、“21世纪与阳明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诸问题，注意发掘中国哲学的特有价值和深远意义。
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曾任
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的金谷治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共出版有30余部著作，他指出：孔子明确地建立了人的原则，“这一人类自觉的建立，在孔子思想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论及中国古代的人类观觉醒这个问题时，自然不能单纯地以欧洲的人类观作为尺度，而首先应考察它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论语》里很少提及自然和神秘的东西，相反，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关于道德、政治方面的言论，占绝大多数。”
二、针对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采取
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哲学涵盖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思维与人生，内容十分丰富。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日本学者并没有将一种方法奉为至上的
原则，而是古今东西、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兼而用之。有的学者用范畴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某一方面的纵向研究，如小野精一等人在其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中，通过对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与佛教、宋明理学、近代革新思想的原始资料清理和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气论，全书40万字，涉及面广，蔚为大观。有的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讨了某一位哲学家，如山田庆儿利用所学理科的丰富知识在其《朱子的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发掘了朱熹思想中常人未注意到的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