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的核心。按《说文》的解释，其字从人二，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孔子运用这一范畴时有多层次的含义，构成完整体系与丰富内容。

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的思想基调。应用到家庭伦理方面，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家能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是做到仁的根本。推广到社会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孔子认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对仁的需要非常迫切，但君子先要做出榜样，才能带动群众。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反面来说，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既要推己及人，又不能对自己不愿做的强加给别人，才符合爱人本旨。

孔子对仁赋与丰富的内涵。当他回答子张问仁时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为人自身要庄重，办事要敏捷，待人要宽厚、守信用和给人以恩惠，能做到这五方面才算得是仁人。正因为对仁的标准有很高要求，所以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里不是指阶级分野，而是从道德立论，儒家徒众亦有君子、小人之分。孔子认为君子之中也有不能做到仁的，他也曾自歉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说明要达到仁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孔子所论成仁条件很高，所以一般不容易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他的学生宰我曾认为“三年之丧”太长，孔子就说他“不仁”。对子路、冉有、公西赤等弟子，虽承认他们各有才干，但却说“不知其仁”。对楚令尹子文、齐大夫陈文子，孔子称赞他们是“忠矣”、“清矣”，却仍然说是“未知，焉得仁”，即成仁还未够格。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仁人必须守礼，但管仲是个“不知礼”的人，却由于相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立下了大功，故孔子终于表态说：“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就勉强算是仁吧！这可以说是降格以求了。

孔子对达到仁虽然提出高标准，但仍然鼓励人们要有信心。为此他坚定地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还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能否做到仁并非高不可攀，只要下决心就能达到。孔子又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儒家讲礼治，能约束自己，遵守礼教，经常这样做到，广大群众就会归顺仁德，由个人推广到社会。

孔子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还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不怕牺牲精神，他说：“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刚、毅、木、讷近仁。”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认为经过修养和锻炼，具有勇敢和坚强的意志及广博的学问，并能对自己进行省察，就可以接近成为仁人。孔子还说：“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即要先做艰苦努力，才能获得收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仁德高于生命，这是孔子对成仁的更高要求。他对历史人物，对“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的事例，称赞为“殷有三仁焉”。相反则“巧言令色，鲜矣仁”。只会讲花言巧语，装成和颜悦色来迎合世俗，这种人就很少有仁德了。孔子这样对比，态度是很鲜明的。

孔子对仁人十分尊重，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是说一个人如果能立志行仁德，就不会干出罪恶行为。同时也只有仁德的人，才做到爱憎分明，尊敬谁、憎恨谁分辨得很清楚。至于对有仁德的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必需持之以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下去。所以孔子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同上）无论在非常紧迫的时刻，或是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都要按仁德的标准办事，而不能须臾违背。对这样的仁人，就应该要以接近为荣，即所谓“里仁为美”；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择不处仁”，不和仁人在一起，“焉得知”，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以上所述，反映出孔子如何达到仁的思想。

在《论语》中孔子讲到仁的地方很多，大体偏重在人生道德方面立论。仁本来是属于先验的道德范畴，是天赋的道德精神；但孔子又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可以达到仁的自觉，这就上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孔子仁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具有二重性，积极方面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和重视事在人为的思想，天神崇拜的传统意识相对削弱了，这是时代进步思想的反映。但当人的主观精神不能改变客观现实时，对其道不行不能不发出“命也”的嗟叹。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他只能既从仁，又从命，这个消极面使他难以摆脱世界观的矛盾。

孔子提出的仁学思想，被其后儒家所继承和发挥。孔子以仁为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的核心，孟子则把仁和义统一起来，以仁义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孔子提倡杀身成仁，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把仁义提到了道德修养的极高境界。孟子给仁义所做的界说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是人人具有的仁爱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义是人人应走的正道，义有合理、适宜的意思。孟子把仁应用于政治，提出仁政说，对后世影响巨大。

汉代董仲舒基本上承袭孔孟的仁义学说，而以人我来区别仁义。他说：“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仁是对待他人的态度，义是对于自己的要求。

唐代韩愈第一次明确以“博爱”解释仁。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他主张：“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原人》）韩愈力主攘斥佛老，提出一个以仁义为内容的儒家之道的承传系统，以此来抬高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

宋明理学家将仁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仁不仅是道德规范，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程颢、程颐区分仁和爱，以仁为性，以爱为情。又以仁为体，以义为用。认为仁包括义、礼、智、信“全体”，且仁与天地万物“同体”。朱熹则认为，仁既是三纲五常的本体，又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近代康有为释仁为“爱力”，谭嗣同释仁为“通”。他们赋予仁以西方博爱、自由、平等的新内容，具有不同于以往的近代思想特色。

仁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仁即生生之德。《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肯定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生生不息。后世儒家不少人本此观点，谓仁即生育万物之德。董仲舒说：“夫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以成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白虎通义》也说：“仁者好生。”宋儒对此多有发挥。如周敦颐说：“生，仁也。”（《通书》）朱熹更进一步把仁德从社会人伦推广到宇宙万化，认为：“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说》）这仁包括宇宙生生之德，人类怜生之心，以及天人一体之爱。明清之际，王夫之也大倡“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体，故见到同类危难而有恻隐之心，见到鸟兽哀鸣而有不忍之心，见到草木摧折而有悯恤之心，见到瓦石毁坏而有顾惜之心。清代戴震继承此说，明确主张：“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这种解释，丰富了仁的内涵，扩展了仁的对象，使人道之仁变成为天道之仁。其特征是尊重一切生命和自然物，尤其是重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爱惜生命，保护自然。这一仁学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学观点颇为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