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体系中4个并列又相关联的伦理道德范畴，亦即儒家的“四德”。

在孔子那里，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并断言：“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何以如此，孔子并未详论。孟子循此继进，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为仁找到“人心”作为承载者。从此，儒家仁学进入一个以“心”释仁的新阶段。孟子还进一步发挥了孔子“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的思想，断言：“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把“义”和人的行为规范、方向、道路联系起来，拓宽了义的内涵。从西周以来，“礼”就是囊括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习惯准则，“礼”与“乐”构成了全部文化内涵。孔子认为礼应当是仁的外在体现。在孟子这里，礼是发于内而形于外的“敬心”。“恭敬之心，礼也。”（同上）“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孟子经常将仁与义联用，也将礼与义联用，把其看做一个自尊的人所必备的德行，如孟子所云：“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智”在孔子那里，一般是指明辨、善察、能“权”而言，智是德行，也是才能素质，所谓“知（智）者不惑”，“知者利仁”，“知者不失人”，“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等，都是在才能素质意义上使用知（智）字。在孟子思想体系中，智更多地与仁相连用，如孟子引孔子的话并发挥说：“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引子贡赞美孔子话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同上）

在《论语》一书中，仁与礼经常同列并提，智、仁、勇也曾连用，但并未将仁、义、礼、智并列连用。而在《孟子》一书中，仁、义、礼、智则多次相提并论连用，说明在孟子那里，儒家的“四德”观念已经比较明确。在对仁、义、礼、智的解释上，孟子一方面从儒家传统的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孝道观念出发，把仁、义、礼、智和“事亲”、“从兄”联系起来，如孟子所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孝悌”不仅是“仁之本”，而是义、礼、智之本。另一方面，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解释，又都带有其所开创的儒家心学的色彩，如所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另外，孟子不仅把仁、义等德行看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几希”所在，同时把“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看做“君子所以异于人者”（《孟子·离娄下》）的所在。仁与义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不仅适用于道德修养，也用于政治领域，不仅适用常人，也适用于君主。孟子十分激进的君臣关系论就以仁义为立论根据，即所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从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出发，要求臣事君、子事父。弟事兄都要“内怀仁义”以相接，而“怀仁义”就要“去利”，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国思想史上贯通古今的“义利之辨”，为儒家的重义轻利趋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仁义礼智，作为儒家传统的“四德”，从孟子以后，也基本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