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conformity）是指群体成员在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下其行为或信念上的改变，及其伴随的行为方式。

从众（conformity）是指群体成员在真实的或现象的群体压力下其行为或信念上的改变，及其伴随的行为方式。这个定义的实质是群体压力使得个体改变其行为，并以某种方式来行动，这种行为方式在没有群体压力时，个体是不会这样做的。群体的压力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含糊的，也就是在定义中所说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明确的压力是指，如果个体不从众，群体会采取威胁或惩罚等进一步的行为；含糊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指的是，个体认为如果他不从众的话，群体可能会惩罚他，即使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威胁或惩罚他。

群体中个人行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从众和非从众。

从众已诚如前述。非从众至少又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反模仿”，指的是个体观察了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后，采取了一种与他们对立的行为，或者相反或者极端的行为。“反模仿”又称为“反从众”。二是“非模仿”，指个体对如何行动会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不是简单地对群体压力作出反应。“非模仿”又称为“独立”。

应该注意到，“反从众”者，实际像从众者一样，也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不过，他们不是服从群体的压力，而是反对它们。这种人的行为是群体要这样做，他偏要那样做。例如，每个人在晚宴中都穿得整整齐齐，而他偏要穿得邋里邋遢，人家都说地球是圆的，他硬要说地球是方的。“非模仿者”或独立者则经过对群体行为考查来决定这种行为是正确还是错误，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服从或不服从群体的决定。这种人的行为受群体压力的影响较少。

从众可以是表面的，也可以是深入内心的。换言之，一个人的公开行为表现可以是服从群体，但内心却仍然坚持与群体不一致的信念；也可以不仅仅表现在公开的行为中，而且在内心的信念方面也与群体的行为和信念相一致。

迈尔斯（D.G. Myers，1993）认为，同一种从众行为从心理上可以划分为“简单服从”和“内心接受”两种形式。

个体保留他的个人观念而仅仅改变其公开行为，这种从众形式叫做“简单的服从”；个体既在公开行为中又在私下态度上与群体保持一致，这种从众形式叫做“内心接受”。“简单服从”和“内心接受”．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预测群体压力撤销之后个体的行为。“简单服从”的个体在群体压力撤销之后，仍然保留着与群体不一致的信念，人们没有把握肯定他以后会按群体的规范行动；但对于“内心接受”的个体而言，人们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把握就较大。

凯尔曼（H. C. Kelman，1958）提出了了其他分类法，他集中考虑的是个体选择从众的原因。他认为，为了受到群体的奖励或者为了避免惩罚，个体表现出与群体相一致的行为，这时简单服从就会产生；当个体相信信群体的观点或行为是正确的时候，内心接受（或内在化）更有可能产生。然而，柯尔曼提出了第三个范畴，称为认同。当个体为了维持与一个他认为是重要的他人或群体的关系，而模仿这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时，便会发生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个体继续认为这种关系是有价值的，这种形式的从众便会长期继续下去。

在许多情境中，人们由于缺乏进行适当行为的知识，必须从其他途径来获得行为引导。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在情境不确定的时候，其他人的行为最具有参照价值。而从众所指向的是多数人的行为，自然就成了最可靠的参照系统。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遇到不明确情境时，对于多数人的行为会尤为信任。在不了解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更愿意到人多的商店购物，到人多的地点去旅行。在常识上，人们会自然地假定，那么多人的出现自有他们的理由，而在这些理由中，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也包括在其中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人数较少的时候。

不法商人雇佣“托儿”来进行不正当促销所以能奏效，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从众心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一格言提醒人们，对于群体一般状况的偏离，会面临群体的强大压力乃至严厉制裁。研究证明，任何群体都有维持群体一致性的显著倾向和执行机制。对于同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喜欢、接受和优待，对于偏离者，群体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和制裁。因此，任何人对于群体的偏离都有很大冒险。

群体的凝聚力（cohesiveness）指群体对其成员的总吸引力水平。高凝聚力群体的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与群体有密切的情感联系，有对群体作出贡献和履行义务的要求。

克拉奇菲尔德研究了在行政职位上的一些商业者和军事人员的从众行为。他发现，实验中，经常从众的人一般说来智力较差，缺乏领导能力，有较高的自卑感；而那些有较多专制独裁特性的人常常不从众。克拉奇菲尔德描述从众者具有较少的自我力量，较少忍耐自己冲动的能力以及忍耐模糊性的能力，不愿意接受责任和委托，较少自省，较少创造性，而具有较多的偏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有偏见的个体比不具有偏见的个体更容易从众。

解释从众行为的个性理论有两个问题必须考虑。

第一，上述描述从众者个性特征的理论似乎表明从众者是一个不良适应的、神经质的人，好像从众是一种消极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如果个体存在从众个性的话，那么，许多情景下它必然持续地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具有从众个性的人必然在许多情景下表现出一致性的从众行为。但有人研究了四个不同形式任务中被试对待群体观点的从众行为后发现，在不同情景下，从众的倾向只具有微弱至中等强度。

群体压力理论注重群体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压力，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群体压力（group pressure），即群体对其成员形成的约束力与影响力，包括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两种。代表人物是阿希和凯利等人，他们认为存在两种信息来源，当个体长大之后，可以根据这两种信息来源来体验现实及学习正确的行为。一个孩子如果手碰了烧热的炉子，知道了手因此会被灼伤。人们称这种信息为“个人的信息”，因为这来自于“尝试错误”的学习。一般说来，个人信息是来自环境中直接获得的物理现实。人们的第二种信息来源不是根据物理现实或个人的体验，而是来自于社会现实，这种信息被称为“社会的信息”，因为它是由其他人或其他群体提供的。社会信息也有可能涉及有关物理现实的知识。例如，因为父母告诉了他，所以孩子知道了炉子是热的，不能碰；长大后，懂得了世界并非由绝对物理现实构成的。

费斯廷格和凯利指出，当人们依赖于他人获得社会信息时，他人就获得一种权力，来影响人们的行动或态度。这些他人对人们具有信息性压力，因为人们需要他们提供信息，所以人们才会服从他们。

每一个群体都有它的规范，这就叫做群体规范。群体规范指的是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这些行为标准。但群体规范不是规定成员的一举一动，而是规范行为可以被接受和容忍的范围，群体规范可能是明文规定的，但大部分规范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的。所以，群体除了具有信息性影响力外，群体还能够利用“规范性社会压力”来说服个体从众。规范性社会压力指的是“服从其他人积极期望的一种影响力”。处在某个群体中的个人，想继续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都会了解如果被该群体拒绝所激起的那种焦虑，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害怕，这种拒绝是令人痛苦和烦恼的。群体可以用拒绝或否定的强化来惩罚不愿从众的人。

一般说来，群体对个体施加压力使其从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群体的信息性压力，就是提供有关个体应该如何行动，把事情办好的信息；另一种是来自群体规范性社会压力，就是如果个体不从众的话，群体拥有拒绝（嘲笑、打击、排斥等）该个体的可能性。绝大多数场合，两种影响的形式式同时作用于个体。某些特定场合下，一种形式可能比另一种形式更强烈。并且，某些个体可能对一种形式要比对另一种形式更敏感。一般来说，两种形式是共存的。

研究从众有几种主要的经验方法，其中最早的是谢利夫（M. Sherif，1935）的研究，他的兴趣在于考查群体是怎样形成规范的。他利用自主运动效应，认为群体将会建立起成员愿意服从的规范。

让被试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给被试看一个发光点，要求他判断光点移动的距离。事实上，光点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于在黑房间里，注视着光点的被试来说，光点似乎在移动，这种运动叫做自主运动效应（autokinetic effect），又称游动效应或似动错觉。被试所看到的运动距离因人而异，但对于一个特定的人来说则是一致的。

当个体报告了光点移动的估计距离之后，他同一个或两个新的被试再进入黑暗房间，继续估计光点移动距离，并大声报告估计距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其他群体成员都能听到。很有意思的是，群体成员的估计数逐渐接近，一段时间后，第一个个报告说，他看到了同其他组员一样的移动距离。这样，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组员对所知觉的移动距离判断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研究结束时，全体成员所报告的运动距离，已经很接近了。

谢利夫的研究发现，后来再要求被试单独在黑暗房间里判断运动道离时，他的估计与群体的最后估计距离基本相同。谢利夫认为，这些研究表明，在模糊的情景中，群体会逐步建立规范邢标准，并且各个群体成员会形成适合于群体信息影响或群体信息压力的观点。

阿希认为，谢利夫实验中的被试之所以从众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要判断的刺激是模糊的。为此，阿希（S.E，Asch，1951）设计了一个研究从众的独特方法，即将人们置于其他群体成员的意见之中，称为阿希实验。

当被试走进实验室时，已经有六个其他被试坐在那里了，他们都是实验助手。因为其他人都是围着桌子坐的，真正被试也就挑了张桌子旁边的空位置坐下来。实验者进来告诉所有被试，这个实验是有关精确性和视知觉的。他向被试们显示了两张卡片。怎其中70张卡片上只有，P条线，另一张卡片有A、B、C三条线。单条线实际上是25.40厘米，A线段是22.23厘米，B线段是25.40厘米，C线段是20.32厘米。实验者告诉被试说，他们的任务是要从三条线中找出与单线相匹配的长度相同的线段。倒数第二个回答的人是真正的被试。实验者要求每个被试轮着讲出匹配线条的字母，第一个被试讲“B”，第二个被试也认为B是正确的回答，下面四个被试都讲B，轮到那个真正的被试了真正的被试也说B。下一次尝试以同样的程序开始，实验者向被试显示了，5.08厘米的标准线条。在真正的被试之前的其他人都将5.08厘米的线条与标准线条相匹配。真正的被试也这样做。下一次尝试中，实验者显示了一条7.62厘米的标准线条。其余三条线分别是，A=9.53厘米，B=10.80厘米，C=7.62厘米：真正的被试认为7.62厘米是正确的回答，然后第一个被试报告说正确的答案是A线。真正的被试正在怀疑第一个被试哪儿出了毛病，因为明显c是正确回答。真正的被试可能正要嘲笑第一个被试时，第二个被试十分仔细地看了看线条，说，“A线是正确的”。真正的被试惊讶地摇着椅背。接着，在真正的被试前面的所有被试都坚定地报告说A线条是正确的答案，此时轮到真正的被试。

这就是阿希设计研究从众的实验程序。实际上开头五个被试是都实验的“助手”，主试早就告诉他们该如何回答。在18次尝试中，有12次他们都一致地给出错误的回答。倒数第二个被试才是真正的被试。

阿希之所以采取线条判断的任务，因为他发现，当要求人们单独判断线条时，即没有群体影响时，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错误地就能完成任务。这个情景与谢利夫的情景是不同的。在谢利夫的研究中没有正确的答案：一个人所知觉的光点运动距离与另一个人所知觉的距离本身差别就很大。然而，阿希发现他的被试三分之一以上时间附和了群体不正确的观点，即使当他们知道群体是错误的，也会这样做。当面对群体一致的不正确观点时，绝大多数被试至少从众一次，只有四分之一被试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对阿希实验研究范式改进最有影响的当数克拉奇菲尔德。这个改进是针对阿希从众研究范式中不经济这一弊病的。在克拉奇菲尔德技术所设实验情景中，被试进入一个小的可关闭的房间，房间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块控制板，上面有一排开关，以及四只排成一排的灯。开关是让被试用来表示反应的，四只灯是用来表明其他四个被试的反应，主试告诉被试说，其他被试会看到他作出反应之后，他们才反应。同，样也告诉他说，其他被试会看到他所作出的反应。实际上，一共有五间房间，五间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是真正的被试，每个被试都认为他是第5个被试，也就是最后一个作出反应的人。实验者问了一个问题，从控制室里操作了1一4个被试的反应，于是，真正的被试就相信，他们看到了其他4个被试的反应，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实验者操纵的反应。在4个“被试”作了反应后，真正的被试才反应，实验者则加以记录。这个技术被用来完成像阿希实验中的线条判断，以及态度和观点的叙述等任务。

（一）个体的处境

当个体期望将来还需要与该群体交往，与个体认为将来不会再与该群体交往相比，前者更会从众。当个人认为该群体对他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与个体认为该群体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相比，前者更会从众。个体在群体中所处地位相对较低，与个体在群体中处于较高地位相比，前者更会从众。另外，权威人士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力（Driskell& Mullen，1990）。并且，当个体感觉到群体对他没有完接受时更会从众。这类个体主要是从众于群体的规范性压力，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群体是否能接纳他们，而不是为了从群体那里得到信息。阿希（1956）的研究也发现，自尊水平较低的被试从众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担心受到群体的拒绝和惩罚。

（二）个体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他就不大可能去从众。例如，罗森伯格的实验（1961）中，让一半被试得到结果反馈，这些反馈表明，他们对于判断线条的长度有较高的能力；而另一半被试听到的反馈说，他们的判断能力较差。然后，让被试处于阿希式的实验情景中，那些认为他们有能力完成任务的被试，比那些认为无能力完成任务的被试从众程度要低。虽然在罗森伯格的研究中，规范性压力可能影响被试的反应，但是信息性压力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个体认为他在完成某个任务方面能力低下，他就倾向于从群体那里获得信息，而认为自己能力较高的被试这种倾向就比较微弱。

（三）性别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不同性别的从众行为在各个国家略有不同，但基本一致，女性比男性更易从众。这种在从众方面的性别差异被认为是由“社会化过程”引起的（Eagly，1987）。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往往教育男孩要“成为一个独立思考者”，“凡事要依靠自己”，而在培养女性时却不强调这些内容。

（四）文化差异

个体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从众行为。一些跨文化研究发现，某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易产生从众行为。举例来说，米尔格拉姆（1961，1971）对挪威和法国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社会化影响了从众行为。与法国被试相比，挪威被试频率很高地一致从众，这些结果指出，从众行为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影响。

（一）群体的规模

阿希（1951）对群体的规模如何影响从众十分感兴趣。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改变了真正的被试所处的群体人数，用1，2，3，4，……，8和15个“助手”来进行实验。阿希发现，当群体规模增加至由4个“助手”组成时，从众程度增加了。在要求对线段进行比较的实验中，当被试只受到一个人的反对时，他的意见基本上不受影响；当面临着两个以上的反对者时，他的从众性会大大增加，并倾向于对群体的压力让步，有将近13%的次数，被试的回答是错误的；当面临3个人的多数时，实验对象的错误接近33%；在面临4个人的多数时，实验对象的错误最多达到35%，随后的从众量就持平了。所以，人数是15人组成的群体，从众的程度与3人或4人组成的群体相差无几。

这些发现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用我们前述的信息性和规范性群体压力来考察，就一目了然。如果个体是对群体规范性压力作出反应的话，他们主要关心群体是如何反应的，然后模仿这种反应。当五个人的群体中其余四人都以一致的方式做出某种行为，他就很容易了解规范是什么。‘对他来说，群体规模的增加另没有使辨别群体规范变得更困难。所以，从规范性影响角度上，当群体的规模增加到4人以上，人们不能期望从众程度也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个体主要关心的是从群体那里获得信息的话，给出肯定回答的人数越多，，真正的被试对这个答案的正确性信心也越足。所以，当信息的影响发挥作用时，我们认为群体规范与从众有着线性的关系，群体规模越大，从众的程度也越大。而阿希用的是十分简单的实验任务，为了找到正确答案，个体不需要从群体处获得许多信息。因为四个左右成员的回答，就足以使他知道规范是什么了。

（二）群体的一致性

一般情况下，群体一致性水平越高，群体的凝聚力越大，从众的压力也越大，人们的从众行为就越有可能发生（M. M. Hogg，1992）。相反，群体的分歧有损于群体的力量，同样有损于迫使成员从众的力量。

三、任务的特点

为了回答被试对某些任务要比另一些任务是否更易产生从众行为这个问题，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模糊的、困难的任务与较容易的、较清楚的任务相比，人们在完成前者时表现出更多的从众行为。

当任务是困难的或者是模糊的时候，被试就把群体作为信息的来源；当任务比较容易或者清楚时，较容易或者清楚时，在从众中，群体的规范性压力应起着主要作用，因为此时，被试不再需要答案是否正确的信息。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任务的性质不仅决定了从众程度，而且也影响了个体将要对之反应的群体压力的形式。

其次，当任务要求个体在听到其他群体成员反应之前，私下记录自己最初的反应时，从众减弱了。

再次。当问题涉及说出对图画的个人偏爱，与任务是要在观点中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相比，前一种情况下，被试表现出较少；少的从众。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在观点项目方面比视觉刺激方面，被试表现出更多的从众行为。个人的偏爱和视觉刺激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两种形式都不需要社会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