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的观点看》是美国哲学家蒯因著哲学著作，于1953年首次出版。

《从逻辑的观点看》收入论文共九篇，所涉方面广，全书内容涉及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论题主要是两个：意义问题和关于本体论的承诺。基本观点是逻辑分析与实用主义的结合。反对“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任何学说、理论或谈话方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了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反对现代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关于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分，关于意义证实的还原主义。提出“整体论”的知识论和验证论。逻辑分析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是贯穿《从逻辑的观点看》的一条基线。

据蒯因说：他在1950年时就考虑要写一部“较为广泛的哲学性质的书”，但是这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一蹴而就，于是决定先将过去的一些论文辑成集子出版，这便是《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

关于《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个书名的来历，还有一段小小的轶事。这个令人感到肃然的题目是作者在一次夜总会上偶然得之的。蒯因说：1952年，他和另一位美国哲学家亨利·艾肯一起同游格林尼治村夜总会时，他向后者谈了出版论文集的计划。当时歌星贝拉封特正在唱一支名为《从逻辑的观点看》的即兴小调，艾肯说这个曲名可以作为论文的书名，于是蒯因接受了这个建议。“从逻辑的观点看”一名虽得诸偶然，但作为该书的标题确是恰当的。此所谓“逻辑”乃指以现代数理逻辑为依据、为楷模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为弗雷格和罗素所肇始，为维也纳学派所发挥，为蒯因所继承。“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个标题鲜明地表现了蒯因哲学的渊源、路线和方向。

（一）《论何物存在》

“存在”问题是令哲学家困惑的难题，其表述却异常简单，四个字就足够了：何物存在。蒯因在这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独特而卓越的分析，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为了澄清关于这个深刻混乱的问题，蒯因虚构了两个论敌——麦克西和怀曼——作为批判的靶子。需要强调的是，这二人虽然是假想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却是在常识和哲学学说中相当流行的。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尤其是20世纪以前的哲学家）的观点与这二人非常接近。因此，蒯因着力分析麦克西和怀曼论证中的破绽。

1、反驳

假定麦克西和蒯因就某物是否存在发生分歧。以“飞马”为例，麦克西主张飞马存在，而蒯因否认飞马存在。在这里，有两个原因造成了麦克西的思维混乱。其一是“存在”与“观念”的混淆。毫无疑问，麦克西和蒯因都承认关于飞马的观念，但是飞马的观念存在不等于飞马存在。一个对象与关于此对象的观念是两回事儿，例如，巴特农神庙与关于巴特农神庙的观念截然不同，前者是可见的，后者是不可见的。麦克西在面对巴特农神庙这个例子时还没陷入混乱，但是在面对飞马的例子时就犯了错误。显然，麦克西把飞马的观念存在等同于飞马存在。这种错误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屡见不鲜。

麦克西的第二个混乱在于把“存在”与“意义”混为一谈。当蒯因断言“飞马不存在”时，麦克西可以构造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反驳：

假定飞马不存在，则“飞马”这个语词是没有意义的；既然“飞马”这个语词没有意义，而“飞马不存在”这个语句包含了“飞马”这个没有意义的语词，所以，“飞马不存在”这个语句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即使事实上飞马不存在，你也不能把“飞马不存在”这个事实说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论证并不仅限于“飞马”，对于一切被人们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人们都会感到这种尴尬：不能“说出”这个东西不存在。为了避免这种困境，蒯因诉诸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并对罗素的理论进行扩展和引申。

麦克西的要点在于，首先强调“飞马”这个语词是有意义的，而后从“意义”出发论证飞马存在。这种思路与传承自柏拉图的共相理论密切相关。人们见到红的房屋、红的玫瑰花、红的落日，于是很自然地认为，所有这些对象——房屋、玫瑰花、落日等等——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红”这个属性所表示的意义。作为共相的“红”由此而生——麦克西主张，共相是存在的。

蒯因对此的反驳是，“共相存在”的结论依赖于一个特定的概念系统。麦克西所采用的概念系统预设了共相的存在；而人们完全可以采用另一个概念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只承认红的房屋、红的玫瑰花、红的落日，但是拒绝承认在这些房屋、玫瑰花、落日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于是共相的存在并不成立。这里已经显示出蒯因在存在问题上的基本主张：何物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人们采用某个概念系统，相应地就假定了某些对象的存在。某物之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采用何种概念体系作为出发点。

不过麦克西还有另一种思路论证共相的存在：只要你承认“红”这个词的意义是存在的，就把这个意义称为这个词对应的共相，因此，意义之存在保证了共相之存在。蒯因要驳倒这种论证并不容易。从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出发，接受这种论证是很容易的。这是因为，在日常语言中“意义”是一个名词，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联想：既然名词是某个对象的名字，那么“意义”这个名词也一定为某个对象命名。于是，人们自然地要求在世界中存在—个对象（或实体），人们称之为“意义”。为了驳倒麦克西，蒯因必须破除这种思维方式。他的策略是，拒绝承认“意义”这个词指称世界中的一个存在物。他接受“……是有意义的”和“……与……是同义的”这样的表达方式，但是尽量避免单独地使用“意义”这个名词。蒯因与麦克西的根本分歧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使用“意义”一词的方式：麦克西单独地使用“意义”这个名词，而蒯因把“意义”嵌入“是有意义的”和“是同义的”这两个形容词中，这两个形容词被视为整体性的。

下面考察蒯因的另一个论敌——怀曼——的主张。同麦克西一样，怀曼从“飞马”一词是有意义的得出“飞马存在”的结论，但是他明知飞马与其他人们承认其存在的对象不同——在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没有“飞马”这种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怀曼拓宽了“存在”这个词的使用范围，即存在着两种对象：第一种是现实存在物；第二种是未现实化的可能事物。根据这种解释，“飞马”即一种作为可能事物而存在的对象。怀曼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坚持飞马存在。

蒯因试图以归谬法攻击怀曼。如果接受怀曼的假定（未现实化的可能事物是存在的），则要面对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在那个门口的可能的胖子，以及在那个门口的可能的秃子，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如何判断他们是否同一？他们是否遵循同一律？在那个门口究竟有多少个可能的人？等等。这些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是并非完全无法回答。事实上，蒯因无法彻底驳倒怀曼，只不过指出了怀曼的理论是不简洁、不方便的。蒯因用以攻击怀曼的全部基础不过是著名的奥康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设实体。

以上是通过驳论介绍蒯因的思想。从立论的角度阐释，蒯因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两个口号：“本体论承诺”；“存在就是可以成为约束变项的值”。

2、本体论承诺

由于这篇论文在哲学界的重大影响，“本体论承诺”已成为当代哲学家的惯用语。蒯因的重要贡献在于，把存在问题从本体论层次转移到语义学层次。

传统哲学深受一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影响，如果两个理论体系就“某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发生分歧，根据传统哲学的通常立场，其中至少有一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简言之，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存在就是存在，、木存在就是不存在，判决标准在于此物事实上是否存在。这种视角即属于本体论的层次。

从语义学层次考察存在问题，则某物是否存在取决于人们所采纳的理论体系。在一种理论体系中，某物存在，这不过是说，这种理论所依据的概念结构预先假定了此物存在——承诺就是假定；在另外一种理论体系中，此物不存在，这不过是说，这种理论所依据的概念结构没有预先假定此物存在（或者预先假定了此物不存在）。总之，此物是否存在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分歧的根源在于作为出发点的概念结构不同，而这种不同无非采用的预设不同。人们不能说此一种理论是真的，彼一种理论是假的。

如果人们一定要在两种竞争性的理论中评判优劣，则不可能在本体论的层次上取得立足点。在理论竞争中，通常采用“简单性”的原则。简单性原则是经济层次或美学层次的原则，但不是本体论层次的原则。人们可以说，某一种理论比其竞争对手更方便，某一种理论比其竞争对手更美，但是不能说某一种理论比其竞争对手更真。尤其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两种理论相竞争，在某一方面前者比后者更简单，而在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简单。

因此。在语义学层次上，“何物存在”的问题转化为：采用的理论（或使用的语言）假定了何物存在。

3、存在就是可以成为约束变项的值

显然，对“存在”一词的用法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存在”用来修饰一个专名，例如在“苏格拉底存在”中，“苏格拉底”是一个专名；其二，“存在”用来修饰一个摹状词，例如在“当今法国国王存在”中，“当今法国国王”是一个摹状词。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两种用法都是常见的；在怀曼和麦克西的理论中，则为第一种用法；而蒯因反对第一种用法，坚持第二种用法。蒯因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如果把“存在”用于一个专名，则断定此专名对应的对象不存在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苏格拉底不存在”这句话已然预先假定了苏格拉底是存在的，否则“苏格拉底”这个专名本身就是可疑的。事实上，前文介绍的麦克西的反驳就是这种思路。第二，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语言体系，其中不包含任何专名，而仅以量词反映专名的功能。具体地说，一个专名可以转化为一个摹状词，从而取消专名。显然，这种思路来自于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既然专名可以取消，那么把“存在”用于专名就是不必要的，深入分析“存在”用于摹状词的情况才可以揭示所谓的“存在之谜”。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要旨如下。“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这句话转化为一个等值的语句：“有一个东西是现任的法国国王；只有一个东西是现任的法国国王；这个东西是秃头”。类似地，“当今法国国王不存在”转化为“或者没有任何东西是现任的法国国王，或者不止一个东西是现任的法国国王”。罗素的要点在于，经过转化以后，“当今法国国王”不再作为一个名词出现，而是表现在谓词之中，而“存在”不再作为谓词出现。进一步说，语言中的专名都可以理解为伪装成专名的摹状词。

根据摹状词理论可以消解麦克西对“飞马不存在”的分析。“飞马”是一个伪装成专名的摹状词，应当还原为“被柯林斯勇士柏勒洛丰捕获的那匹有翼的马”，相应地，“飞马不存在”还原为“或者不存在一个东西，它是一匹马，并且有翼，并且被柯林斯勇士柏勒洛丰捕获；或者存在不止一个东西，它是一匹马，并且有翼，并且被柯林斯勇士柏勒洛丰捕获”。

“存在就是可以成为约束变项的值”的意思是说：断定某一对象存在，等价于断定，在某个包含约束变项的语句中，这个对象可以作为常项代入这个变项。例如，“有些人是秃头”可以用谓词逻辑的语句表示为（∃x）B（x），其中B（）表示“……是秃头”，而断定“当今法国国王”存在不过是说，在（∃x）B（x）中，把“当今法国国王”代入x会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语句。

蒯因的贡献在于，以往的哲学家在本体论的层次上讨论“何物存在”问题，而蒯因把问题转化为语义学层次的问题，即一种理论（或一种语言）预设了某物存在。从技术角度说，一种理论（或一种语言）是否预设了某物存在，表现为此物是否可以代入一个变项。需要注意的是，蒯因的理论需要一条关于世界的假设，即菜布尼兹所说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没有这条假设，他的理论恐怕行不通。蒯因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条假设是其理论所必需的，而这条假设其实是本体论性质的。

（二）《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这篇文章所批判的经验论主要指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组织，维也纳学派在二战以前解体；但是其影响在二战以后达到巅峰，在英语哲学界居主流地位。蒯因的文章对维也纳学派的核心原则进行了彻底批判，许多当代哲学家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研究纲领的没落由此而始。

蒯因认为，现代经验论根植于两个教条：其一是分析的真理与综合的真理有根本性的区别；其二是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可以还原为经验陈述。蒯因批判这两个教条的立足点是“整体论”。

1、分析性

由于《纯粹理性批判》的重大影响，“分析性”概念受到哲学家的普遍关注。根据康德的理解，如果在一个主谓判断中主词的含义已经包含了谓词的含义，则此判断为分析判断。例如，在“未婚的男人是未婚的”中，主词“未婚的男人”已经包含了谓词“是未婚的”的含义，这个语句明显为真——人们无须把这个判断与经验事实进行比照就可以知道它是真的。分析判断的特点在于，仅凭语意分析就可以知道其为真，无需诉诸经验。简言之，分析判断是根据语言为真的，而非根据事实为真的，分析判断的真不依赖于经验事实，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人们无法设想一个分析判断为假；反之，如果在一个主谓判断中主词的含义没有包含谓词的含义，则此判断为综合判断。人们不能仅仅凭借语意分析就知道一个综合判断的真假。例如，在“苏格拉底是雅典人”中，人们不能仅仅从主词“苏格拉底”中分析出“是雅典人”这个属性，这个判断的真假不能仅仅根据语言确定，必须参照于事实——如果经验事实表明苏格拉底是雅典人，则此判断为真；反之，如果经验事实表明苏格拉底并非雅典人，则此判断为假。

分析性与综合性的重要差别在于：分析判断在内容上是空洞的，因其无所言说而必然为真；而综合判断在内容上不是空洞的。简单地说，分析判断大致相当于日常语言所说的“同语反复”，是空洞的真理。直观地看，一个分析判断为假是不可设想，而一个综合判断为假是可以设想的。例如，虽然人们知道事实上苏格拉底是雅典人，但是苏格拉底不是雅典人是可以设想的；相反，“未婚的男人是未婚的”不仅事实上为真，人们甚至不能设想其为假。但是康德认为，有一类重要的综合判断，不仅事实上为真，而且必然为真，人们无法设想其为假，此即“先天综合判断”。例如，在康德看来，数学中的真命题和物理学（主要指牛顿力学）中的定律就属于先天综合判断。不过，维特根斯坦彻底推翻了康德的理论。维特根斯坦认为，在逻辑之外无必然性可言，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并不存在。于是，一切必然为真的命题都是在内容上空洞的，即逻辑重言式（同语反复）。

维也纳学派深受《逻辑哲学论》的影响，延承维特根斯坦，把全部有意义的命题分为两类——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于是，一切真命题要么是分析的真理（空洞的同语反复），要么是综合的真理（因经验而为真）。这是维也纳学派的核心主张，而蒯因正是要颠覆这种观点。这就是蒯因要批判的第一个“教条”。

维也纳学派与蒯因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维也纳学派相信综合陈述与分析陈述之间的截然分界（延续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前者之真依赖于语言之外的事实，后者之真依赖于语言。一个陈述的真理性可以分析为一个语言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在某些陈述中，事实成分等于零，于是此陈述即分析陈述。而蒯因根本否认这种截然的分界，虽然人们可以体察到综合陈述与分析陈述之间的差别，但是二者的区分是模糊的。在一个语句中，其事实成分与语言成分是混杂在一起的，人们难以断定这个语句仅仅依赖语言成分为真。

考虑两个例句：例句一，“没有一个未婚单身汉是已婚的”；例句二，“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例句一是明显的分析陈述，但是例句二是分析陈述吗？维也纳学派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必须提供一个严格的界定标准，使例句二成为无可争议的分析陈述。蒯因替论敌设想了三条出路：诉诸定义；诉诸可替换性；诉诸语义规则。蒯因表明这三条出路都行不通。

2、还原论

还原论与意义的证实说密切相关。所谓的“意义的证实说”是经验主义者广泛接受的一种意义理论，即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在经验上确证它或否证它的方法。证实说可以充当意义标准，把有意义的陈述与无意义的陈述加以区别。在维也纳学派看来，一切形而上学陈述都是无意义的陈述，因为这些陈述既不可经验地确证，也不可经验地否证。

如果接受意义的证实说，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一个陈述与确证（或否证）它的经验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导致了还原论。

根据蒯因的总结，还原论表现为两种样式。其一是彻底的还原论，即认为一个有意义的陈述可以翻译为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为了辩护这种立场，需要详细地规定一种感觉材料的语言，而后表明从这种语言出发可以建构起足够丰富的语言。另一种样式的还原论比较温和。这种主张认为，每一个综合陈述与一类感觉事件相关联，一个感觉事件的发生可以增加（或减损）这个陈述为真的概率。

显然，无论是彻底的还原论，还是温和的还原论，均依赖于一个假设：一个陈述可以孤立地与经验进行比照，即人们可以单独地确证（或否证）一个陈述——这正是蒯因所要批判的。蒯因的结论是，在讨论经验意义时，既不能以语词为单位（如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所主张的），也不能以陈述为单位（如现代经验主义所主张的），而应以整个科学为单位。这种视角充分显示了蒯因的“整体论”立场。人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理解蒯因的整体论：人们的知识或信念整体上构成一个网络结构，这张网的各个节点是诸陈述，而各个陈述在逻辑上相互联系。这张网中的每个陈述并非各自独立地与经验相关联，相反，这张网在整体上与经验相对应。这种网在边界之处与经验相比照，经验迫使某些陈述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凭借陈述之间的逻辑联系传播到整个网络。任何特殊的经验与网络内的任何特殊陈述都没有关联，经验与陈述之间的关联是经验之整体与陈述之整体之间的关联。

在批判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之后，蒯因自己依然以“经验论者”自命，不过他所坚持的经验论是“没有教条的经验论”。把整体论的视角融入经验论之后，产生了—个重要的哲学后果：蒯因不相信科学的概念系统与其他概念系统（例如神话传说的概念系统）相比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诚然，科学的解释系统比神话更优越，蒯因本人也更青睐科学的解释系统，但是这种优越性仅仅以实用为根据。就基本原则而言，蒯因是实用主义者。

（三）其他论文

1、《语言学中的意义问题》

在《论何物存在》中，蒯因已显示了一种用词方面的偏好：尽量避免使用名词性的“意义”，代之以形容词性的“是有意义的”和“是同义的”。“意义”一词的名词性用法会导致意义与指称的混淆，哲学家很容易把“意义”误解为一种实在的存在对象，而“意义”即此对象的名称。如果抛弃名词性的“意义”，转而诉诸“是有意义的”和“是同义的”，可以避免这种误解。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建立对“是有意义的”和“是同义的”这两个词的清晰理解。

语言学家对一种语言中的表达式（包括词和句）的理解包括语形学和语义学两个层次。简单地说，语形学层次的问题是如何对表达式进行分类——某些表达式被这种语言接受（被视为“是有意义的”），而另一些表达式不被接受；语义学层次的问题是语言中的表达式如何与语言之外的东西（世界或经验）相关联。蒯因刻意避免讨论语言之外的东西，因而集中讨论语言中两个表达式之间的“同义性”关系。

蒯因设想，语言中被接受的表达式（蒯因称为“有意思的序列”）构成的类可以用四个顺序递增的序列——H、I、J和K——刻画。H是语言学家通过经验观察建立起来的类，涵盖一切已经观察到的被接受的表达式，排除了一切不被接受的表达式，是一个已完成的记录；I是对H的拓广，涵盖一切已经观察到的被接受的表达式，同时也包括那些尚未被观察到但可能被观察到的被接受的表达式，是一个增长着的记录；J是对I的拓广，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切可接受的表达式，这个类不再以“记录”的形式展现；最后，K是对J的拓广，包括一切可能被说出的被接受的表达式。语言学家有可能形式化地构造K（例如借助递归方法），从而建立“是有意义的”这一概念，而无须涉及“意义”这个概念。类似地，“同义性”的概念可以通过定义一个类来建立，这个类的元素是由同义词构成的对子。

2、《同—性、实指和实在化》

这篇论文对“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进行了细腻、精致的分析。“实指”是一种活动，其功能是在语词和对象之间建立关联。例如，一个人指着一条河说：“这是卡斯特河。”说者通过这个动作向听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卡斯特河”这个语词用来指称眼前的这个对象。

同—性与实指的关系在于，如果没有同一性，会出现这种局面：说者面对卡斯特河做出n次实指，其实每一次实指的对象都不相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于是，“卡斯特河”这个语词并非指称一个对象，而是指称n个对象。如果假定了同一性，则问题得到解决：n次实指指称一个相同的对象，听者可以对n次实指进行归纳。从而猜测出这个对象。

当人们就一般语词——例如“红”“正方形”——进行实指时，会遇到实在化问题。这类语词不表示具体对象（某个红色的东西，某个正方形等等），而是指称共相。显然，人们无法面对抽象的“红”和“正方形”做出实指。一种蒯因反对的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红”和“正方形”之类的抽象对象，这就是对一般语词做了实在化理解。蒯因的解释是，人们首先面对具体的对象——例如某个具体的正方形——做出“这是正方形”的实指，而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正方形性”或“正方形的类”的概念，此时需要借助一个基本算子“……性”或“……的类”。

3、《数理逻辑的新基础》

蒯因在这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严谨而简洁的公理化系统。学习这个系统有利于深入理解本书所应用的技术手段。

4、《逻辑与共相的实物化》与《意义和存在推理》

这两篇论文延续了《论何物存在》中的主题，在技术方面进行了更加细腻、精微的讨论。

5、《略谈关于指称的理论》

蒯因区分了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根据蒯因的理解，意义理论主要涉及意义、同义性、具有意义、分析性、蕴涵式的分析性等概念。而指称理论主要涉及命名、真理、指谓、外延、变项的值等概念。为了说明指称理论的研究内容以及主要难题，蒯因概要地讨论了几个著名悖论，包括说谎者悖论、格雷林悖论、贝里悖论和蒯因悖论。这篇论文涉及复杂而艰深的逻辑技术。

6、《指称与模态》

这篇论文讨论了可替换性原理失效的情况。对于两个词“a”和“b”，如果a=b，则在一个包含a的真语句中把a替换为b，结果依然是一个真语句。这条原理在以下例子中失效：

例一：佐佐内=巴巴雷利；佐佐内由于身材高大而有此称呼；把“佐佐内”替换为“巴巴雷利”，得到“巴巴雷利由于身材高大而有此称呼”。

例二：西塞罗=图利；西塞罗包含三个字；把“西塞罗”替换为“图利”，得到“图利包含三个字”。

例三：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的首都；菲利普相信特古西加尔巴在尼加拉瓜；把“特古西加尔巴”替换为“洪都拉斯的首都”，得到“菲利普相信洪都拉斯的首都在尼加拉瓜”。

例四：行星的数目=9；9必然大于7；把“9”替换为“行星的数目”，得到“行星的数目必然大于7”。

弗雷格和罗素关注过可替换性原理失效的问题，弗雷格的解决方案是区分正常指称和间接指称，罗素的解决方案是区分摹状词的初现和再现。蒯因的解决方案是区分“纯指称性的出现”和“非纯指称性的出现”，后者被蒯因称为“指称不明”（referentially opaque）。蒯因的方法与弗雷格和罗素非常相似，但是蒯因对问题的理解更为深刻，讨论的领域也更加全面。

《从逻辑的观点看》出版以后引起较大反响，1980年时已有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德文、日文译本问世，1987年中文译文出版。其中头两篇论文——《论何物存在》和《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尤受瞩目，前者被辑入24本论文集，译为7种文字；后者被辑入25本论文集，译为6种文字。这两篇论文对当代西方哲学曾产生强烈的影响，蒯因提出的一些观点在西方哲学家中间曾引起长时间的反复的争论。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美国分析哲学和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08年6月25日生于俄亥俄州阿克伦。1933年6月被聘为刚刚成立的哈佛大学研究员社团的初级研究员；1936年担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1941年晋升副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2年9月蒯因加入美国海军，从事破译德国潜艇密码的工作，1945年退役。1946年他重回哈佛任教，1948年7月晋升正教授，兼任研究员社团高级研究员和兰德公司顾问。1978年退休，2000年12月25日逝世。蒯因是高产作家，出版数十部专著和大量论文，主要著作包括《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词与物》（1960）、《集合论及其逻辑》（1963）、《悖论的方式及其他论文》（1966）、《本体论的相对性》（1969）、《指称之根》（1974）、《理论和事物》（198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