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粮和副食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以玉米和小麦根粉、玉米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等各种代食品补充口粮的不足，没有加粗的就是代
食品。
庐山会议开展所谓反右倾后，“跃进”要求重新提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使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受到更严重的破坏。从1959年起，我国农业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的袭击；加上苏联撤走专家，停止经济技术援助的影响，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粮食紧张早在号称大丰收的1958年冬季已经露出苗头。1958年12月7日，国家粮食部党组的报告指出：当年7月到10月粮食征购数量减少44亿公斤，销售和出口数量增加26亿公斤。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1959年初，粮、棉、油供应均出现了紧张形势。全国食粮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25亿公斤，油料库存在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为此不得不减少农村销售量以保证城市供应。同年4、5月间，城乡粮食销量继续增加（比上一年度多销90亿公斤）。粮食库存在4月中旬已较上年同期减少33亿公斤。食用油也出现了四处告急的严重情况。“国家无法面面兼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决定5月至9月除个别地区外，停止对农村供应食油。6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减少到难以周转的地步，小麦登场后仍然是现收购、现调运、现供应的局面。尽管对粮食产区实行定产、定购、定销，对超出定产部分国家只增购40%，以便鼓励
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1959年在反右倾的风浪中，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更加发展，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严重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成灾面积达2亿亩，农业歉收已无法改变。1959年农业总产值完成475亿元，比上年下降13.6%。粮食产量仅为1 700亿公斤，比上年减少300亿公斤（15%）。棉花、红黄麻、烤烟、油料、糖料和生猪产量，也分别比上年减产13%至22%，而当年的粮食征购却高达674亿公斤，使农村留粮仅为1 026亿公斤，农村人均口粮不到183公斤原粮，农民吃不饱饭的现象到处发生。
1960年，不论灾区还是没有受灾的农村均发生了春荒，严重影响了粮食与
经济作物的播种。同年棉花收购只有3 075万担，比原定计划收购量减少1 044万担。为此，不得不两次削减居民棉布定量。夏粮产量只有313亿公斤。1至7月，国家只征得粮食122亿公斤，比上年减少26%，5月底各粮食调出省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致使京、津、沪和辽宁省粮食告急，库存几乎已被挖空，到了随到随销的地步。为克服粮食严重缺乏的困难，中共中央号召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并于9月区别不同地区降低城乡居民口粮和食油的定量。
在口粮和副食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以玉米和小麦根粉、玉米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等各种代食品补充口粮的不足，即实行所谓：“低标准”“瓜菜代”，克服困难，渡过灾荒。
尽管全国人民千方百计，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与经济衰退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60年经济状况仍极度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比歉收的1959年又减少265亿公斤，仅为1 435亿公斤。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上年减产1 292万担。粮食降到了1951年水平，国家收购原粮512亿公斤，比1959年稍有减少，但供求矛盾依然很尖锐，当年粮食销售量大于购进量62亿公斤。库存比1957年减少118亿公斤。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按人口平均的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猪肉全国人均消费量下降69.9%，其中城镇下降69.8%，农村下降72%，棉布更为突出，1957年到1961年人均下降58.6%。许多人饥饿瘦弱，不能正常出勤，疾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剧增，仅1960年，全国人口净较上年减少1 000万人。大批农用役畜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