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家政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代的教育制度，源自于法家的教育主张。

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继前丞相王绾之后，再次建议始皇遵从古道，分封子弟，以对付万一出现的功臣篡权。丞相李斯反驳说，不注重现实问题，却去倡导学习古人，定会使人心浮动。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除秦国以外的列国史书，都应焚毁；除博士官外，私藏百家之书、私议百家学说者，都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性的，与政治无关的书可以保存。想学习法律的人，只能以吏为师，在实践中掌握。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

以吏为师即整个社会除文吏外，没有具备文字能力的人，人们要学习文字，只能向政府官员学习。政府官吏承担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职责。（学习的内容是朝廷的法令，参见此条以法为教）

早在西周时期，古代典章文物，俱掌于官府；礼、乐、射、舞器，都藏于宗庙。民间无书无器，学术专为官有，教育非官莫属，非官莫能。当时也是学在官府，官师合一。至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教育冲破了“以吏为师”的局限。至秦朝，为了统制舆论，钳制思想，又在全国确立了“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在思想领域杜绝“异端”。

私学起于孔子，但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活的时代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却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没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主义”。何况那时诸侯割据，各怀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学，买家既多，卖家亦夥，谁也没有力量一家独鸣，于是形成了两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争鸣”。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嚣，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用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派之争归结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除了当权的主流学派，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然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的思想一统。

但思想的非物质性，使它不能靠一纸禁令或兵火加以灭绝，各种所谓“异端”，仍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思想的纯正，必须要有裁决正误的威权。谁有资格？李斯的发明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一个“可其议”，使这一发明成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统制的不二法门。

1.设置法官：天子设置三个方面的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御史府设置一个法官、一个法吏，丞相府设置一个法官。诸侯和郡县也为他们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原文：《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

2.选择法官：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原文：《商君书·定分》：“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

3.制定法条的标准：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原文：《商君书·定分》：“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

4.管理法条：法令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有锁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原文：《商君书·定分》：“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

5.高效普法：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原文：《商君书·定分》：“诸官吏及民……以券书从事。”）

6.依法办事：官吏和百姓想知晓法令的，都询问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没有不知晓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也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对待官吏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原文：《商君书·定分》：“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民又不敢犯法。”）

7.法制目标：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亲近什么。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原文：“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荀子·强国篇》原文：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李斯发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为师”，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官吏的尺子只有一把，就是现成的法度律令，但新的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能产生，一切新的思想在守法的刻板的官吏眼中就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以吏为师”的结果，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李斯整肃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头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的欢心，也成了被铲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