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以诗为词”即以写
诗的态度来填词，将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并使之扩展，开拓新词境，提高词的格调。
苏轼“以诗为词”，是对词的狭隘题材的解放，是对词的表现功能的开拓，是对词境的大力拓展，给当时内容狭窄柔软乏力的软绵绵的词风，注入了诸多新的血液，使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艺术表现力增强，艺术风格焕然一新，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词的活力。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
苏轼变革词风主要武器，即是把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此说出于自
陈师道《后山诗话》：“《世语》言：……苏子瞻词如诗，
秦少游诗如词”，陈师道站在尊体的立场，以非本色否定苏词，但却恰恰道出了苏词的贡献。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
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苏词的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
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本文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
满江红》(忧喜相寻)、《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
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苏轼对词的革新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动，使词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北宋词坛。其意义在于改变了词的旧传统，增加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体式，促使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式样。这种对词的革新，在词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也毋庸讳言，“以诗为词”对词的艺术个性有所削弱、消减，对唐五代宋初词的体格特征有所异化，是词向诗的特征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然它终竟代表了词的一种发展的新趋向。与他同时的
黄庭坚、
晁补之、
李之仪、
贺铸等人，其词都有某种程度的诗化倾向，是他词体革新的同盟军。其后
朱敦儒、
张元干、
张孝祥等词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以诗为词”得到了继续与承传。到了
陆游所处的时代，“以诗为词”已成为词的主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