仫佬族，民族语言为仫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字。

仫佬族族称，有自称与他称之别。

多数仫佬族人自称“伶”（音Ling），少部分地区自称“谨”（音Jin）或“本地人”。汉族称之为“仫佬”，壮族用壮语称他们为“布谨”。史书记载中写作“姆佬”或“木佬”。

仫佬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元代以前，史书往往将仫佬族与“伶”或“僚”并称，仫佬族的先民被归属于当时泛称的少数民族僚族之中。僚族的称呼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汉书·西南夷传》称夜郎境内的主体民族为“夷僚”。晋代以后，文献资料上到处可见类似的称呼，涉及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僚族，又出现了“僚民”、“僚子”、“土僚”、“夷僚”、“生僚”、“山僚”、“洞僚”等称谓。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边界的僚族，被称为“葛僚”、“守宫僚”、“夷子”等。关于“僚”，许多学者认为是“骆”的后裔，而“骆”则被认为是“越”的另一称谓。而“越”是中国南方民族的一个大族系，经春秋战国至秦汉，不断发生迁徙。

到了汉代，史籍不再见“骆”的称谓，而改称“僚”。由汉至唐、宋的一千多年间，僚族被当作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活动区域很广。仫佬族就属于这其中的一支。清嘉靖《广西通志》说：“天河僚在县东，又名姆佬。”《古今图书集成》载：“天河县色分四乡，县东八里咸伶种，名曰姆佬。”都指明了“僚”、“伶”与“姆佬”（仫佬）的直接关系。仫佬之名，元代史籍已明确记载，称“穆佬”、“木娄苗”、“木娄”等。明、清以后，相继以“木老”、“木佬”、“姆佬”等名称见于史册。

1956年，经过民族识别，国务院正式确认为仫佬族。

仫佬族远古祖先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旁的洞穴发掘出来一个缺下颌骨的完整的头骨和4个胸椎、5个腰椎、5段肋骨等，属于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即“柳江人”。从附近发现的与“柳江人”同期的文化遗物来看，当时的原始人群，居住在依山傍河的石洞里，以采集植物和捕获动物为生，已进入用火食熟食阶段。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过着以母系氏族为中心的原始公社的生活。1965年至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市南部的独山甑皮岩6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18具人体骨架，称甑皮岩人。葬式包括屈肢蹲葬、侧身屈肢葬、二次葬等。在厚达2.6米的文化堆积层内，有火塘、灰坑，石斧、石锛、石矛、穿孔石器、磨石，陶罐、陶釜、陶瓮，骨镖、骨镞、骨锥针等，还有大量的螺蚌陶片和兽骨。具有磨制石器的技术，说明甑皮岩人处于新时器时期。甑皮岩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拥有了陶器，能够更好地烹煮食物，有利于人的健康和长寿。已经有了家畜饲养，出土的猪骨有67个个体，从年龄的组合和牙齿磨蚀来看，这些猪是经过饲养后宰杀的。已经出现了原始的锄耕农业：石斧、石锛是耕作的工具；石刀、蚌刀是收割工具，石磨是谷物的加工工具。经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专家认为：甑皮岩人与柳江人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广西的土著民族包括仫佬族，其远古祖先是甑皮岩人，而甑皮岩人的祖先则是柳江人。

战国末年，居住在岭南西部一带的仫佬族先民，属于西瓯骆越民族一支。《汉书》载：“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面南称王。”又载：“骆越之人父子同江而浴，相习以鼻饮。”秦朝建立，统一岭南，仫佬族的祖先同岭南其他族群一道进入祖国民族大家庭，被统称为僚。汉代，大批汉族人进入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加速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隋唐时代，中央王朝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县，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吏。对这些长吏，中央王朝采取的政策是：只要他们承认中央王朝的政权，服从调遣，履行义务，就可以世代袭职，享受有关的待遇，而且还可以保留当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这一时期，仫佬族先民岭南“僚”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牛耕开始出现，稻作技术有了提高。手工业的冶炼、淘金、制陶、采铜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生产出一种作为农副产品交换的“僚”布。在晋代，仫佬族的祖先有被称作“濮僚”的；在南北朝，也有的被称为“木笼僚”。宋、元两代，是仫佬族从僚、伶等中分化成为单一民族的时期。据史载，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在桂州琳洞地置罗城县，先隶融州，后属庆远。并派汉官管辖，废除五代时的苛捐杂税。宋仁宗皇祐年间，中央王朝镇压侬智高的起义之后，在桂西广大地区普遍建立了土司机构，而伶僚族所居住的罗城、天河等地却设汉官制度。元代，有关仫佬族活动的记载就多了起来。史书中所记载的“木佬”、“木娄”、“木摇”以及“狇老”等等都是指的仫佬。明代，称仫佬为“木僚”、“木佬”和“狇佬”。民国《麻江县志》载：“《明一统志》称麻哈长官司，元为仡佬寨，乐平长官司为狇佬寨。”

根据历史记载与传说，可以推知，仫佬族至晚在元代或明初已居住在罗城一带地区。明朝继承宋元制度，在罗城、天河、宜山等仫佬族聚居区继续设立流官，社会基层设立里、甲。同时在县官之下增设土巡司、镇和寨堡等机构，让当地头人任职，把汉官与土官统治结合起来。当时农业已有一定水平，进入了封建社会，人民每年向朝廷交纳夏、秋两次的税米。清代将仫佬族地区县以下划分为“里”，在“里”下设“冬”。每“冬”约十余户，设立“冬头”，由大家推任，负责筹粮收款。“冬”原为缴纳粮款而划分的区域单位，由于仫佬族大都同姓聚居，一个村大都居住着同一姓氏有血缘关系的族人，因此后来“冬”以下又分“房”，实际上成了封建宗族制度下的姓、房组织。民国初年，设立了团总、保董、甲长等，国民党利用原来的“冬头”为保、甲长，统治仫佬族人民。1933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深入，建立了区、乡、村的保甲制度，乡长兼任民团队长及小学校长，实行所谓“三位一体”、“五户连保”的统治。仫佬族中的一些“乡老”、“族长”往往上通官府，下揽族权，群众遵守“乡约”、“族规”、“家训”，极力维护族权、夫权等封建宗法制度。

进入封建社会的仫佬族地区，土地已相当集中。地主、富农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约为中农的2至4倍，为贫农的5至6倍以至10余倍，而且都是良田好地。少量的庙产田、祠堂田、学田、柴山等公田、公山，也多为地主、富农所侵占。地主、富农通过雇佣长、短工、放高利贷、出租田地来剥削广大贫雇农。剥削雇工是仫佬族地区的主要剥削形式，而以雇短工最为普遍。沉重的高利贷是仫佬族地区地主、富农进行剥削的又一种手段，有些地主每年仅放高利贷一项的剥削，就达1万多斤谷子。借谷年利率一般为50%到100%，有的高达150%到200%。地租形式是实物地租，剥削率一般为收获量的60%左右。有些地区往往还要佃农负担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役。残酷的剥削，使广大农民长年累月陷于贫困挨饿的境地，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仫佬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曾多次掀起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先后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十九年（1421年）、正德六年（1511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七年（1742年）、道光元年（1821年），爆发了大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仫佬族人民组织秘密会党，奋起响应。咸丰七年（1857年），响应太平军革命并建立了“大成国”的农民起义军李文茂部，曾占领罗城县，建立过农民政权，得到仫佬族人民的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仫佬族地区的反抗斗争，逐渐汇入党的领导之下。1930年，红七军北上路过罗城、天河县等仫佬族地区，仫佬族人民受到革命的教育和鼓舞。他们热情为红军烧茶水、做饭菜、当向导。红军在四把附近的佛子坳遭到国民党韩彩凤、覃连芳部围攻时，仫佬族人民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送弹药、救伤员、送情报，有的还拿起枪杆子直接参加战斗，为红军赢得胜利贡献了力量。当红军继续北上之时，十多位仫佬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广大群众则为子弟兵带路、挑担，并掩护留下的伤员。在抗日战争中，仫佬族人民不仅参加了党组织的柳北抗日挺进队，而且还自动组织了武装队伍，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6年以后，仫佬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和抗税斗争，有的直接参加了柳北人民解放总队，这个游击队的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70%以上成员是仫佬族的子弟。他们与各族人民一起，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于在1949年11月，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罗城。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仫佬族总人口数为216257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仫佬族的人口数为277233人。

1950年，仫佬族地区获得解放，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

1952年初，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

1958年9月，仫佬族地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仫佬族农业生产经过长期发展，至新中国建立前已达到一定水平。耕作技术、作物种类和生产工具基本上与附近的汉、壮族相同。

农具有铁犁、铁耙、锄头、镰刀等。畜力以黄牛、水牛为主，也使用马匹。水田较多，约占耕地的60%。水稻收割后，部分土地种植麦类、油菜和蔬菜；部分冬闲休耕。山区以玉米为主，过去都是培垄种植，一年一季，双株稀植，间种豆类、花生、棉花、瓜类等。普遍使用农家肥。农田灌溉主要靠拦河筑坝和开渠引灌山溪泉水，但由于存在着地主、富农对溪河的分段霸占，各自拦河引水，限制了水源的合理使用，下游干旱往往无法抢救。个别山区，连人畜饮水都有困难。虫兽灾也比较严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依地区条件、耕作技术粗细和作物种类的不同而异，一般水稻亩产二、三百斤，玉米百余斤，红薯六百至一千斤。麦类、油类等作物因经营粗放，产量较低。

过去，生产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男女劳动分工不甚严格，一般说来，犁田、耕地、挑粪、打谷等由男子承担，妇女从事插秧、扯秧、割谷、种地和家务劳动。仫佬族地区由于田地较少，土特产资源比较丰富，因而采集药材、饲养家畜和兼营打铁、制缸瓦、纺织等副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

仫佬族地区的手工业，大都没有脱离农业生产。

打铁工具虽比较简单，但能加工制作各种农具、生活用品。缸瓦业所制造的“沙罐”，轻巧耐用，是仫佬族地区的特产。

罗城较大的东门与四把圩场，早在清代中叶以前即已形成。有些仫佬族人兼营商业，农闲时，不少农民也从事小商贩的活动。

历史上，在仫佬族地区，民间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道教和佛教也有较深的影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仫佬族地区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仅罗城县附近就建有各贲寺、开元寺、双福寺、万广寺等四大寺庙。城东还有迥龙寺、寿福寺等小寺庙。这些寺庙长年香烟缭绕，前来祈求赐福消灾的人络绎不绝，每年还要定期举行一次会期，附近村寨的人都要来参加祭祀。相对来说，道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人若生病或遇上灾难，都要请法师做法，敬神、驱邪、祈神保佑平安。

仫佬族的民间信仰处于较为原始阶段。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水、草、木、飞禽走兽以及古往今来的先贤圣哲、忠烈之士等都是崇拜的对象。仫佬族民间信仰是混杂无序的，不仅吸纳了道教、佛教的神灵，而且往往将神职张冠李戴，使得不少神灵往往兼有善恶两面。如雷王，为掌管雨水的神灵，既可降雨造福人类，也可放水淹没人间，毁灭人类，所以人们对其既崇拜又恐惧。婆王有时是专管小孩生死簿的凶神，有时则被说成是人伦始祖伏羲、女娲兄妹的母亲，是位大母神。白马娘娘有时是凶恶女神，有时则是善神，据说依饭节就是纪念她的。仫佬族民间信仰的活动频繁、种类繁多。婚丧嫁娶、良辰佳节、新屋上梁等都要举行祭祀祈求仪式。平时也有不少信仰活动，较为常见的有：

祭三界：在村外设两个神坛，一为三界公坛，一为雷王坛。在三界公坛前宰牛，在雷王坛前杀猪，对两位神灵实施血祭。

架接命桥：小孩生病，恐其夭折，就请法师作法。用一根木棍作桥，上书小孩父母姓名，小孩名及祈祷之语。将这根象征着桥的木棍放于婆王庙前，焚香烧纸，以祈除病消灾。

添花架桥：妇女久婚不育，便请法师作法。在水沟上架一块石板，让岳丈及族亲数人走过，谓之“踩桥”。然后在堂屋神龛上立“花婆”神灵。再将一竹编的小桥钉在求嗣者的房门上，盖上红、黄布各一块，用红、白、银纸剪成54个花童分别放在桥的两边，称为“架房门桥”，以表示引子来家。

埋天狗：妇女不育，被认为是天狗作祟。婴儿魂魄最惧怕天狗，所以未来投胎。所以要举行埋天狗仪式。在为求子而架的石桥边挖九个或七个坑，坑内点燃油灯，宰一小狗，将头斩下放入第一个坑内，然后填好所有的坑。称填九井或填七井，认为这样就驱除了天狗，妇女便可以怀孕生子了。

叫魂：又称“赎魂”。孩子生病，认为是魂魄四处游荡所至，要请法师叫魂，也有由病人母亲来担任的。用一小笸箩，内装一面镜子、一枚鸡蛋，一包白米、一件小孩的旧衣服，拿到十字路口焚香烧纸，呼唤小孩姓名。回家后，将叫魂的所用的衣服和白米放在病孩床头，用外婆家送的彩线缚在手腕上，并让小孩喝下一碗“符水”。添六马：年老多病，少气无力，被认为是六马已倒所致，要请法师“添六马”。法师剪6个纸马，然后祈祷请六马降临，并在老人睡床的四角以及头、脚等六处各放一匹纸马。俗信6匹马可以给老人带来生命的活力，让其恢复体力。

安龙位：仫佬族认为村寨有村寨的龙神，即所谓山水龙脉，家庭有家庭的龙神，它们分别主宰村寨和家庭的命运。如全村遭受不幸，被认为是破坏了龙脉，全寨要举行安龙活动。如家庭遭受不幸，则要在家里举行安龙活动。村寨的安龙在全村举行，由法师用盘装着煮沸的桐油，熏遍全村的每个角落。然后，祈请龙神降临，并宰1只鹅和30余只鸡献祭。安龙后三日内，禁止外村人入内。家庭的安龙与之类似，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打醮：也称打太平醮。村寨如遇灾难，就要全村集资打醮。由法师主持，为期3至5天。在村外空旷处搭棚设坛，献上三牲，法师念经，手舞足蹈请神降临驱鬼。然后送神，焚烧纸剪的元宝、衣箱、房屋和象征性的钱币，以为酬谢神灵。

添粮：老人多病，被认为是天上给他带到人间的粮食已经吃完。要使老人恢复健康，必须请法师为老人添粮。用一只公鸡、2斤猪肉供神。让嫁出去的女子带回一筒米和两根线。法师用米作法，用纸蒙住米筒口，再用线捆住，放在神龛上。第4日早上，打开竹筒，倒出其中的米煮给病人吃。亲戚拜望时，也带些米来，意为添粮。

仫佬族聚族而居，同一宗族的人往往居住在同一村寨内。只是在一些圩镇和大的村子里，才存在与别的民族和别的姓氏杂居的情况。

住房一般是泥墙瓦顶、三间并列的平房，茅屋较少。砖瓦楼房只属于地主、富农。屋宅建筑形式大都一个格式，一户住宅七个门，大门、中门、后门和四个房门。堂屋中间墙壁置“香火”。左侧门边挖地砌地炉，地炉烧煤，是仫佬人家特有的取暖、烧火的生活设备，挖地炉烧火已有悠久的历史。明代嘉靖年间的田汝成在其所著《炎徼纪闻》中就对仫佬人家的地炉有所记述。牲畜圈栏一般与住房分开，因而室内比较整洁。

仫佬族主食大米、玉米和薯类，以前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广大仫佬族人民每天都是两稀一干，甚至三餐都是稀粥。

喜爱酸辣，家家腌有酸荞头、酸豆角、酸芋蓬、酸刀豆、酸蒜头等作为佐食之用。

蔬菜种类主要有白菜、空心菜、苋菜、豆角、南瓜、芥菜和萝卜等。

肉类主要猪肉、鸡肉、鸭肉和鱼肉，忌吃猫、蛇肉。在过去，罗姓、姚姓不吃狗肉，传说这和罗姓祖先陷入火灾得狗救助有关。

姚姓不吃动物内脏，传说这和姚姓祖先有关。东汉姚期出兵，因煮猪心不熟，战士不得饱餐，当日不得出兵，从此姚姓不吃动物的内脏。

仫佬族的衣服，一般尚深青色。过去大都是自纺、自织、自染、自缝。据记载，在清代，妇女还有穿桶裙的习惯。地主豪绅穿有风领的衣服，这是一般农民所不许穿用的。

近代都已改装，与当地汉、壮族的衣服没有多大差别。男子穿的都是对襟上衣、长裤，年老的穿琵琶襟上衣；一般穿草鞋，跣足的不多。

过去姑娘梳辫，出嫁后结髻，现在多已剪发。饰物有银质的耳环、手镯、戒指等。

仫佬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由于仫佬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这就决定了仫佬族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诸如神话、传说、诗歌、故事、戏曲等。

仫佬族的神话形态丰富，包括创世神话与英雄神话。创世神话有讲述天地起源的神话，如《天是怎样升高起来的》，洪水泛滥与人类再生神话，如《伏曦兄妹的传说》，民族风俗形成神话，如《依饭节》等；英雄神话有《稼》、《恳王山》等。

民歌在仫佬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几乎家家有歌本，村村有老歌手，他们把教青年人唱歌当作自己的义务。唱歌活动多在“走坡”和喜庆节日期间举行。

走坡是青年男女的一种社交活动，是谈情说爱的方式。按照传统习惯，男女青年在郊外相逢时，不论相识与否，均可邀请对唱。拒绝别人的邀请，被认为是不礼貌。歌的种类有：“随口答”，歌词由唱者即兴创作，没有一定歌本，具有丰富的想象和比拟，包括情歌、劳动歌、苦歌、仪式歌、风俗歌等。

“古条”，是故事式歌谣，内容为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烂口风”，是一种讥讽性的歌谣，内容不拘，随唱随编。唱歌多用汉语唱，都是对唱的形式。走坡时以唱“随口答”为主，间或也唱“烂口风”。喜庆场合多唱“古条”歌，唱者多数是中年人。

20世纪后期，山歌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也流行唱革命歌曲。仫佬族民间戏剧最流行的是“彩调”。彩调是流行于广西北部桂林、柳州一带的汉语地方戏曲。约在1880年前后传入仫佬人聚居的罗城等地。仫佬山寨有不少业余彩调班子，四把乡大梧村在1940年前后就有两个小班子，过去吉门修建的一个彩调石头舞台，至今犹存。每年春节期间，为仫佬山乡演出彩调的高潮时期。

仫佬族有许多民间游戏和体育活动，极大地丰富过仫佬族人民的生活。

舞草龙：草龙用稻草编成，饰以彩纸。春节期间，仫佬族有挨家挨户舞草龙拜年的习俗。

象步虎掌：农闲时，在地上划一条线，参赛的人站在两边，双双以掌相对，待裁判发出号令，双方即可移步用力，目的是将对放推离原位，或是故意松弛，使对方身体前倾，脚掌超越界线。这种活动可以锻炼人的臂力、脚力和耐力。

凤凰护蛋：是仫佬族儿童游戏。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表示凤凰窝，放三、五块石头，表示凤凰蛋。一小孩扮母凤凰在圈内左脚着地呈俯卧状以护蛋。三、五小孩扮作天兵天将来夺蛋。胜负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完蛋来定。其中，夺蛋的小孩不能触及“母凤凰”的右腿，触及即被淘汰。这种游戏可以训练孩子的灵活性，培养机智、勇敢的性格。

抢花炮：是仫佬族与壮族共同的娱乐活动。于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用土炮将花环射向天空，参赛者争抢从天而降的花环，以得花环多者为胜。每届花炮节只放五炮，每炮只有一个花环。

群龙争珠：在水中投放一定数量的水果，参赛者潜入水中捞水果，以多者取胜。

仫佬族有着十分丰富的节日文化，一年之中有许多节日，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这是因为仫佬族除了拥有春节、元宵、春社、清明、端午、秋社、中秋、重阳、灶王节等当地壮族、汉族共同的节日外，还有不少带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在仫佬族，即便与各民族共享的节日，也别具民族风味。

春节，仫佬族称“年节”。在仫佬族地区的农历除夕之夜，仫佬族家庭全家人围坐地炉边，烧香供奉神灵。待正月初一雄鸡报晓，家庭主妇立即点上一束香火和火把，挑着水桶来到井、泉、河边，先插上香，向水中投几枚铜钱，祭祀水神，然后挑水回家。俗称“买新水”。全家大小早已等在大门边，抢着喝一碗新水。俗信人们喝了新水，能够健康长寿，牛喝了长得健壮，猪喝了膘肥体壮；用新水染布布发亮，用新水洗米，煮起饭来特别香；用新水酿酒，酒不酸；全村挑到第一担新水的人，最为吉利，能给家庭带来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社节，又称分肉串节，是祭祀社王的节日。分春秋二社，春季在二月，祈求社王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季在八月，报答社王赐予好收成。社节以村为单位集体举行。各户出资置办香烛牲口。届时，在社王庙供奉香烛，杀猪并按全村户数将猪肉分成相应的份数，以备祭祀完毕分给各户。肉串用竹子串起来，挂在竹竿上，放于庙的两旁。将煮熟的猪头、脚、尾和内脏置于祭台上。祭毕，大家饱食一餐，然后各户带回所分的社肉回家，祭祀祖先，全家过节。社节还有一种与生男有关的习俗。同一年生男的人家，要集资置办鸡、肉等祭品，于社日前夜祭祀社王，向社王报告家中添丁。

花婆节，又称“婆王诞”，俗称“小儿节”，在农历三月三举行。俗信“花婆”是掌管生育的神灵，她花园种的花都可以变成人，她送花给谁家，谁家就生小孩。人去世，又还原为她花园里的花。过花婆节时，各村要抬猪牵牛到花婆庙前宰杀献祭。祭时，由“冬头”（宗族下的分支头领）向花婆报告各户情况，感谢她送花赐子的恩德，并祈求她保佑小孩健康成长。祭毕共同进餐。新婚夫妇结婚时要向花婆许愿，如果生儿育女，就会报答她的恩德，希望她早日送子。生育后要在花婆节还愿，带上煮熟染红的鸡蛋和酒肉来祭祀花婆，完毕还要将红蛋分给各家，让各家分享福分。牛生日节，时为农历四月初八。当天家家要将牛栏打扫干净，并为牛擦身，喂给好的青草和饲料，让牛休息，不去耕田犁地。同时，人们备好酒肉、糯米饭祭祀牛神，祈求保佑耕牛平安。祭毕，先让牛吃一点糯米饭，然后才轮到人吃。

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仫佬族端午节除具有和当地壮族、汉族相同的内容外，还要抬纸船到田间，请师公念经巡游，驱除害虫。俗信以为可以使禾苗茁壮成长。银姓仫佬族人民还要祭祀真武神，这一天，银姓仫佬族无论老少，都要到真武庙参加祭祀真武的活动，祭祀用鸡鸭。这种端午节的祭祀活动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

驱虫保苗节，又称吃虫节，是专门驱除虫害的节日，在农历六月初二举行。出嫁的姑娘这一天要回娘家过节，途中要捉害虫到娘家去炒着吃。全村人来到田间的吃虫庙，首先举行祭祀活动，所祭为吃虫娘娘甲娘。显见这一节日民俗是在人们除灭害虫的农事活动基础上形成的。

接祖先节，时为农历七月七日至十四日。七月七日为接祖日，将祖先接回，每日每餐饭前先供奉祖先，然后全家才进餐，一直要供奉到十四日。

走坡节，在农历八月十五举行。在广西罗城等地，仫佬族青年男女要在节日前后的集日聚集“走坡”。他们在特定的山坡行走，互唱情歌寻偶。如果双方有意，便会约定下次走坡的时间，而且还会互赠礼物，男赠月饼女赠布鞋，有所谓“八月中秋哥送饼，九月重阳妹送鞋”的习俗。到夜晚，各村青年还要做“野敬”。在贵州，除了在正月初一走坡外，也要在八月十五走坡。届时，男子穿新衣，头扎毛巾，女子穿着鲜艳的花边上衣和百褶裙，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会场”。男子进行爬竿、斗雀、对雀（若干雀放在一起，比谁的雀叫得多叫得好）活动。女子则唱歌、对歌、跳舞。

仫佬年，时为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兔日。主要流行在贵州黔南、黔东南一带的仫佬族。年前，当地仫佬族人民要早早打糍粑、酿酒以备节日之需。届时，还要吃鸡、鸭、鱼等，富有的人家还要杀猪，有的是几户合起来杀一头猪。过年的头天，仫佬村寨要淘洗水井，灭火炉，包火种，过年的清晨要挑新水。过年这一天，家家户户放鞭炮，男女老少穿新衣，全家聚餐前祭祀祖先。仫佬族称木佬年为大年，春节为小年。过大年比过春节更为热闹、隆重。木佬年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相传仫佬族的祖先敬仰兔子的纯洁，曾以兔子作为定亲之物，成亲之日正好是农历十月第一个兔日，所以这一天就成为仫佬族的节日。过木佬年，具有怀念祖先，继承传统，保持纯洁，不做伤天害礼之事的意义；一是说秋收已过，十月过年，是为了欢庆丰收、感谢祖先赐福。木佬年在仫佬族是良辰吉日，常常有青年男女在这一天举行婚礼。

依饭节，是仫佬族十分隆重的节日。仫佬语称“喜乐愿”，“做依饭”、“敬依饭公爷”、“还祖先愿”等。主要流行于广西罗城东门、四把等地。逢辰丑未之年的冬至前后举行。依饭节是仫佬族敬神、娱神、祈神保佑五谷丰收、六畜兴旺的节日。依饭节以各宗族下的分支“冬”为单位轮流操办。依饭节一般在公共祠堂举行。祠堂门前搭彩台，堂中央摆一方桌，桌上放祭品。仪式由师公主持,有一整套程序。整个过程有群众配合，载歌载舞。活动从头天清晨至次日清晨结束。

仫佬族地区过去盛行父母包办的早婚，少数是自己通过“走坡”恋爱结婚的。

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结婚后女子不住在男方家，而是回到父母家，帮助生产劳动，服侍长辈，农忙和节日才回夫家住几天，等到怀孕生孩子后才长住夫家。

仫佬族早就与壮、汉族通婚。结婚礼仪繁，费用大。一般来说，从订婚到完婚，要经过择婿、聘媒、合命、下定、过礼、迎娶等仪式。男方要送给女方猪肉、酒米、银元、耳环、手镯、衣物等礼物，约相当于1500斤到2000斤稻谷的价值。

富家纳妾的较多，而贫苦农民则往往娶不起妻子。有些人家祖父结婚欠下的债，到孙子辈尚未还清。

女方家给男方家陪送的嫁妆耗资也相当大。

仫佬族家中老人去世，都要向亲戚报丧。如是年轻媳妇死去，则须得外家到场看过方能入殓。老死者入殓前，孝子要到河边取水为死者沐浴，俗称取水为买水，即取水前在河边焚香，表示答谢水神。沐浴完毕，要为死者穿上几层新衣。然后将死者抬到地上的草席上，表示“人死属土”。子孙们夹点肉和饭放在死者口中衔住，用毫银压上，然后抬入棺材中仰放，头向棺材窄的一方，脚向棺材宽的一方，意为“脚踏莲花”。一般都请“师公”为死者打斋超度。一般打道场一夜，也有打三夜以上的，视家庭财力而定。安葬墓穴要请风水先生测定，即所谓择“佳城吉地”。出殡要择“吉日良辰”。仫佬族多行一次葬，如果逢上家中不幸，就会举行二次葬，拾回遗骨，洗净，放入坛中再行安葬。

仫佬族人带孝时间很长。父母亡故，孝子戴孝三年。家中堂屋置灵牌，早晚奉茶供饭，以表孝敬。三年后，于农历七月十五烧灵牌，称为“脱孝”。对非正常死亡的人，要举行特殊的仪式。如凶死，则要举行火炼仪式。烧起火堆，法师举起作为死者替身的一个草人，口念经咒从火上走过，家属随后。俗信行过这种仪式之后，死者灵魂经过了火炼，驱除了邪魔，就可以“归宗”，与阴间的祖先在一起，而不会成为亡魂危及家人，家人就可避免同类的不幸。如果妻子先亡故，出殡时丈夫要左手拿刀，右手拿一双筷子，将筷子砍断，表示砍断“夫妻关系”，日后亡魂不得纠缠。这些葬俗，表现出了仫佬族与其他许多民族相同或相似的信仰和观念，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仫佬族过去的禁忌也很多：

大年初一不能扫地，认为扫地会把钱财扫出家。也不能洗衣服，认为洗衣服会把福气洗掉。不能劈柴，认为劈柴会把财神吓跑。

二月初一不进地。

六月初一不做工。播种忌火日，并在三天内不得剃头、洗发。下玉米种的最初9粒时要停止呼吸，不许讲话。外出经商忌讳煮饭不熟和打破碗碟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仫佬族的信仰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迷信色彩逐渐淡化，健康有益的成分则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