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指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以影响他国国民价值观为核心的外交手段。此为冷战时期盛行的处理国际政治的方法，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柏林墙倒塌后仍有一些国家使用。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联合记者会，阐明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安倍表示要扩大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推进“价值观外交”。针对中国在海上活动日趋频繁，首相呼吁依照“法治”解决海洋争端，以牵制中国。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处于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人，会产生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都有一些共同认可的普遍的价值标准，从而发现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为定势，或曰社会行为模式。价值观外交指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以影响他国国民价值观为核心的外交手段。

2013年1月18日，安倍晋三首相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联合记者会，阐明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安倍表示要扩大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推进“价值观外交”。针对中国在海上活动日趋频繁，首相呼吁依照“法治”解决海洋争端，以牵制中国。

作为五项原则中的第一项，首相强调要“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第二项是“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全力使之成为公共财富”。此外，他还提到了促进贸易和投资、保持文化和传统的多样化、加强下一代之间的交流等原则。

首相在记者会上指出：“崛起的中国在经济上无疑对日本是有利的，但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采取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行动。”苏西洛总统在会上也附和说：“决不能靠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上的关系正在不断加深。东盟并不希望刺激中国，还有人担心日中之间的摩擦会扩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1月访问东盟3国期间发表了“东南亚外交五原则”，这可被视为今后一段时间日本东南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五原则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价值观外交”，即日本要与东盟共同巩固并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

接受记者采访的东南亚多国学者认为，所谓“价值观外交”不仅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奉行的“福田主义”，而且有明显的排他性，因而在东南亚国家很难行得通。

安倍在东南亚推行“价值观外交”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日本媒体对此并不讳言。日本《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2013年初先后发表评论称，日本应该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外交专家塞盖·提帕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日本希望在东南亚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价值观外交”是政治规则的一部分，但东南亚人对外来势力的介入持谨慎态度。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戴尚志2013年4月9日在泰国《民族报》上撰文说，日本对东南亚兴趣大增有中国因素的推动。戴尚志告诫说，日本对东南亚政府和企业界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可以帮助其在东南亚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但是不要针对中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跟着日本起舞，一些东盟成员国都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东南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在下降，而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

东南亚学术界对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印象也不好，不少学者认为“价值观外交”是政治工具。“东南亚既需要来自日本的投资，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中日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或许能使东南亚国家获益，但东南亚国家不愿意卷入中日在政治领域的竞争，这不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所以价值观外交在东南亚不受欢迎。”塞盖·提帕昆认为，中国在东南亚比日本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以泰国为例，很多泰国人的祖先都来自中国，泰国人对中国更容易产生认同感，而东南亚和日本的关系容易局限在商业领域，无法深入下去。

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5国，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即“福田主义”，成为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核心。“福田主义”有三个要点：一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为世界和平及繁荣作出贡献；二是日本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与其它亚洲国家加强交流，作真正的朋友，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关系；三是日本要站在对等合作者的立场上，努力促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许多日本学者认为，福田赳夫承诺日本决不会再度成为军事大国，并表示愿意将力量集中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上，是真正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合作的推手。今天日本很多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在享受“福田主义”的红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本报记者说，“福田主义”打消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重走军事大国道路的疑虑，有助于日本企业进军东南亚。福田赳夫是为了修补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提出不做军事大国。而安倍晋三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则有拉拢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制衡中国的意图。

日本有学者认为，“福田主义”的推出，与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5国时遭遇大规模反日示威有直接关系。曾参与起草福田赳夫在马尼拉讲话的日本前驻印尼大使枝村纯郎撰文说，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遭遇的反日示威让日本人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福田主义”是在丰田车被焚烧的洗礼中产生的。

日本国内对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历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解放史观”，认为日本帮助东南亚国家赶走了西方殖民者；另一种是“赎罪史观”，认为日本侵略东南亚有罪。东京大学副教授保城广至认为，在田中角荣1974年访问东南亚之前，“解放史观”占主流。比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和菲律宾谈战争赔款问题时，坚持认为赔款不是赎罪，而是为了日本经济发展所做的投资。保城广至认为，“田中角荣在东南亚的遭遇刺激了日本，让日本看到了东南亚国家强烈的反日情绪。”这之后，日本在制定东南亚政策时，赎罪感产生了巨大影响。

赵洪认为，日本正在背离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主义”。“福田主义”不具排他性，而安倍提出的“东南亚外交五原则”具有攻击性。“如果日本能回归‘福田主义’的话，对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日本在东南亚的发展都有好处。”赵洪表示，安倍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大困难。“东南亚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不是用价值观就能拉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