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椿 (1928年～2005年8月31日) 原籍湖北当阳河溶镇，当代著名小说家、书画家、诗人。曾担任过《湖南文学》、《文艺生活》及大型文学丛刊《芙蓉》编辑部主任、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等职务。曾与谭谈、韩少功、水运宪等共同撑起“文学湘军”大旗，创作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五四洪波曲》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及书画作品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奖。2005年8月31日因心衰竭逝世，享年77岁。

任光椿 原籍湖北当阳河溶镇，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肄业，中南文艺学院美术系毕业。任光椿曾先后在《长江日报》，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湖南省委宣文艺处工作，担任过《工农兵文艺》、《文艺生活》及大型文学丛刊《芙蓉》编辑部主任，《文学月报》、《湖南文学》、《小溪流》、《楚风》主编，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之一，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曾参加以严文井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92、1996年曾先后在湖南和美国旧金山市举办文学美术展览，获美国ABI金奖，并入录英剑桥《世界名人录》和香港《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等。

《戊戌喋血记》（长篇历史小说，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辛亥风云录》（长篇历史小说，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四洪波曲》（长篇历史小说，1991年吉林时代文艺社出版）

《谭嗣同》（长篇传记小说，199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谭嗣同》（传记文学，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黄兴》（长篇传记文学，199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蔡锷》（传记文学，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将军行——蔡锷传》（传记文学，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

《火城》（长篇纪实文学，1995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同年台北日臻出版社出版，改名为《奔火大地》），《生命之恋》（散文集，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东瀛纪事》（散文集，1988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迷鸟集》（翻译诗集，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散文《狮·鹰·鹿》被选入香港新亚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选》（胡菊人主编）

诗《梦见母亲》，被选入美企鹅出版社与湖南音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美诗选《风中蝴蝶》（袁可嘉、Leon knight主编）

1992年，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湖南文联、作协曾在北京联合举办“任光椿历史小说研讨会”，《人民日报》等均有报导。另有大量中短篇小说、诗（新诗、旧体诗、散文诗）、散文、杂文、翻译作品和国画作品散见各报刊，湖南省图书馆湘籍文化名人文库有详细目录。

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获湖南文艺大奖，《辛亥风云录》1992年获孙中山基金会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五四洪波曲》获东北三省优秀文艺图书编辑奖，诗集《蔷薇集》获《诗刊》优秀诗集奖，另有书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获奖。

谢璞：任光椿一生的追求就是文学，他是多才多艺同时也很有成就的一位优秀老作家。

未央：鞠躬尽瘁，宏文留芳

谭谈：任光椿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谨慎且乐于扶持文学后人的高尚作家。为了创作，他对自己的身体很不注意，并且常常简朴到不带分文。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上成就很高，在他之后，只有唐浩明的《曾国藩》可以与之媲美。

唐浩明：任光椿的时代三部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作品，在当时堪称历史小说的样板之作。任光椿的作品我都读过，写《曾国藩》时受它们的影响很大。

林澎：任光椿一生正派，除了读书写书画画很少有其他是非。任光椿曾经对我说过，我要用全部的热情乃至生命，以小说的形式去再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那段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历史，我要用文字去召来新时代的仁人志士。进入晚年，任光椿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卧病在床数年，但即使这样，他仍没有放弃写作，他躺在病床上创作了许多新诗和旧体诗词，200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为《任光椿自选集》，全书80多万字，它们成为了任光椿绝笔。

任光椿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用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萧育轩的话说，他是“用生命在写作。” 萧育轩还说 “我觉得光椿不同于我等，无论读书与走访，他都在思索。”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这是湖南文艺圈子中的朋友们对任光椿的共识。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任光椿先后担任湖南几大文艺刊物的编辑部主任及主编，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办公条件简陋，四五个人一间办公室，家里是6口人所住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白天，任光椿要亲自编审许多稿件，还要接待全国各地不约而来的作者。晚上，在孩子们做完作业入睡后，任光椿才能坐到那张还留有孩子们余温的书桌上。在这样紧张、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可以说任光椿是争分夺秒的追赶着时间在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先后出版了《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五四洪波曲》、《迷鸟集》、《生命之恋》、《东瀛纪事》等约200万字的作品。1988年，花甲之年的任光椿搬进新居后，还制订了一个“双八百诗文”创作计划，欲与暮年争时光。

1994年3月25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湖南省文联主持在北京文采阁举办了任光椿长篇历史小说研讨会。湖南省委副书记储波、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潘贵玉，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玛拉沁夫、新华社副社长夏赞忠和一批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郑伯农、施勇祥、束沛德、杨子敏、邓友梅、张锲、冯立三、吴泰昌、严昭柱、谢永旺、唐达成、张炯、曾镇南、缪俊杰、王必胜、白烨、雷达等出席了研讨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诗刊》等报刊也派记者、编辑参加了研讨会。湖南省委副书记储波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讲话。储波说：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听取首都文艺界专家对任光椿作品的意见，进而听取大家对湖南文艺工作的意见，推动湖南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储波的话把任光椿的作品与湖南文学艺术发展繁荣连在一起，不能不说是湖南省政府对任光椿作品价值的肯定和作品地位的最高评价。

1995年，任光椿出版了《谭嗣同》、《黄兴》、《蔡锷》、《火城》等5种7本长篇作品，总字数约200万字，这一年是任光椿出书最多的一年。可以说任光椿的工作是日以继夜的，甚至以其生命作为代价。为了赶上出版时间，为了纪念那些反法西斯的英勇的抗日将士，他仅用3个月时间就创作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传记文学《火城》。当时，正值长沙酷夏，多次不停地擦汗，竟把右眼视网膜擦得脱落。1996年以后的作品，任光椿是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创作的。任光椿的夫人邱湘华讲起任光椿的创作，总是动情的说，“光椿太用功了，太勤奋了。”

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生动地展示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改革与革命的画卷，其厚重的历史感、生动的人物和情节描写，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亦为世界文坛所瞩目。1996年应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传记文学协会邀请，6月30日至7月7日，任光椿与夫人邱湘华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23届世界传记名人大会。会上获得了该学会1995年度杰出成就金奖。在美国期间，任光椿还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媒体的格外关注，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侨报》、《金山时报》对任光椿在美国的活动及创作经历作了专题报道。北美最具影响力的华文大报《世界日报》这样评价任光椿：“参加这次在旧金山举行的艺术与交流大会的世界名人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任光椿，是唯一同时展出文学创作和中国画的。他以丰富而具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创作被收录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美国传记协会把1995年金奖——20世纪最高荣誉奖颁赠给他，当人们观赏他的画时，又为他风格独特的作品而惊叹。”从美国回来不久，因多年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经医院抢救走出了死亡的边缘，但体质大不如前，一年到头离不开药，且经常住院。即使如此，任光椿也不愿停下手中的笔，无论是住在医院里，或是在家里，只要身体支撑得住，他不是读书就是写作。1999年至2004年间，任光椿又先后出版了古汉语体中短篇系列小说集《芙蓉王国秘史》、诗集《蔷薇集》、“爱晚文丛”《任光椿自选集》上、下卷。《芙蓉王国秘史》是中国第一部反映长沙王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也是“五四”以来第一部用古汉语体创作的中短篇历史小说集。

60岁以后，任光椿重操画笔。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武汉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上的美术系，与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周韶华、汤文选为同窗学友。40年搁笔后，他凭着天赋和勤奋，又一次的走进艺术的宫殿。仅三四年时间，任光椿创作了数百幅美术作品，部分作品先后在《美术》、《中国作家》、《湖南画报》、《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1992年2月13日，他以90幅书画佳作，在长沙湖南省书画研究室举行了《作家任光椿书画展》，中顾委常委、老革命家王首道和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琦题写了展名。展期8天。开幕式那天，湖南省委副书记杨正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副主任黄道奇、省政协主席刘正和、杨第甫、谷子元、袁学之、纪照青等老领导以及省委宣传部部长周特新、文学美术界的领导和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展仪式。书画展充分展示出任光椿与众不同的风采。而后任光椿的书画作品在国内国外重大艺术活动中多次展出并获奖。还出版了书画作品集《中国书画百杰·任光椿作品选》。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林澎说：这是任光椿“天才的显现，勤奋的结晶”。

任光椿一生出版了16部文学作品，可谓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不仅量多，而且质优。1981年《戊戌喋血记》获湖南文艺大奖，1991年《五四洪波曲》获东北三省优秀文艺图书编辑奖，1993年《辛亥风云录》获孙中山基金会中国大陆1949-1992孙中山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和湖南省突出贡献奖，2001年《蔷薇集》获诗刊社2001年优秀诗歌奖。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那就是任光椿的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1982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中，6部获奖作品就有两个湖南作家的作品，即古华的《芙蓉镇》和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是任光椿辅导过的作者，莫应丰与任光椿同为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理论家冯放在事隔10多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中国作家协会举办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为评奖做准备组织的长篇小说读书会，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阅读、讨论了各省市向中国作协推荐的100多部长篇小说；并为中国作协评奖委员会准备了3个给奖方案。一个方案奖10部作品，一个方案奖7部作品，一个方案奖5部作品。在奖7部作品方案中有两部历史小说，即《李自成》和《戊戌喋血记》。”最后，“只奖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喋血记》落选了。”虽然，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没有评上茅盾文学奖，但他的作品创造了“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并重的系列文学经典”62。

任光椿，1928年8月14日出生在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当阳县改为当阳市。河溶镇北郊任家槽坊老屋，祖辈务农。父亲任孙达少年时在河溶镇当学徒，后独立经商，商号“任克昌”。母亲杨永秀，家里赤贫如洗，7岁便到任家做了童养媳。任光椿6岁到河溶小学读书，8岁时，因成绩优异从初小二年级跳入高小五年级续读。他曾回忆道：读初小二年级时，被老师和同学推选在全校游艺会上表演儿童歌舞《泥娃娃》及小型魔术“墨水变鱼”，受到奖励，并被年长的同学簇拥着送回家。少年时就显示出了他文艺上的天赋。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了当阳，12岁的任光椿便到河溶镇附近的朝阳山63学校读书。这是赵春珊创办的坚持用汉语教学的补习学校。赵春珊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926年国共合作时，当过汉口市公安局政治部秘书，又在山东曲阜师范任过教员，建国后当选为宜昌市政协副主席。在朝阳山学校，任光椿师从赵春珊学历史和音韵学。赵春珊在他的《麦城办学记》中说道：“我教会学生认识平仄，作诗押韵一百首。这是在任何地方学不到的。”当时，赵春珊所使用的一部教材叫《新韵便学》，这是赵春珊的老师李纯青的荆门朋友戴有岩没有外传的新著。我想任光椿娴熟的历史知识和超凡的古韵文能力，无不与在沮漳河畔的这所学校有关。

1943年，任光椿进入当阳县县立初级中学。这所学校是当阳沦陷后，国民政府在后方开办的学校。也是当阳一中的前身。在学校里他参加演出了《表》、《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很成功的扮演了剧中的女主角。小小年龄，又一次地展示了艺术才气。

1945年，日军投降。任光椿离开家乡，考入湖北省立汉阳高中。3年后毕业，考入中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就在这一年，母亲病故，任光椿忙完考试，匆匆忙忙赶回家，家人已经安葬了母亲。一片孝心的任光椿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一直心存自责。在他1980年自撰的一份年谱中这样写道：“母亲病重时，未能亲侍汤药，晨昏伺候；去世时又未能哭泣送终，尽哀尽礼，不孝何似！每思及此，终生遗恨。”为此，他常常在梦中与母亲说话，并由此促成了他《梦见母亲》诗歌创作的冲动。他写道：“昨夜，我又梦见了/您，忧伤的眼神//您给予我的是生命/我给予您的是酸辛/少年时我一无所有/您只能带着/渺茫的期望逝去/而今当我有了一切时/却一滴水也献不到坟茔//妈妈/一个梦，一个忧伤的梦/永远揪痛着我的心……”这首诗与老诗人卞之琳及北岛、公刘、袁可嘉等的诗作一起，被选入中美诗歌年鉴《风中蝴蝶》一书。

此后，异乡工作数十载，心中总是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任光椿常常无不自豪地说：“我是吃长江母亲乳汁长大的。我的故乡就在离长江三峡不远的当阳县河溶镇，这里‘临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那长江的两条小小支流，漳水与沮水，就日日夜夜地从我的故乡流过，从我童年的梦里流过，涓涓地流向长江。”所以，他渴望着饱览故乡的三峡之壮美。1986年10月中旬，他终于如愿以偿。应湖北省作家协会邀请，任光椿回湖北参加首届长江笔会。事后，他在《三峡·诗的圣土·我的故乡》一文中深情地写道：“长江！三峡，我故乡的河，就像我的生命，那只是你伟大胴体的一脉小小的支流，可是，如今我已深深地流入你的怀抱了。如果说你的支流，漳水与沮水，曾经日日夜夜地流过我童年的梦；那么，从今以后，长江啊，三峡啊，你将挟着无数美丽的诗篇，日日夜夜地永远流过我暮年的梦境！三峡，诗的圣土，我的故乡，你的游子，永远怀念着你！”浓浓的亲情乡情溢于言表。2000年，他根据自己的梦景，画了一幅国画，取名《祖屋写真图》。在这幅画上用484个字的篇幅作了题跋，写出了自己对故乡眷恋之情。

1992年4月，当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孙侃，曾赴湖南拜访了家乡文学界人士仰慕的文学大师任光椿。这次见面给孙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光椿的和蔼、朴实以及对家乡文学艺术发展的希望，一直萦绕在孙侃的脑海里。在任光椿病故后，孙侃的一篇悼念文章说出了当阳文学艺术界所有人的心情：“得悉任光椿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惊呆了。”“任光椿的童年是喝沮漳水长大的，他虽长年工作在外，但对故乡一往情深。”“任光椿先生已经作古，这对故乡，对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一大损失，但先生为人的平和善良，对事业殚精竭虑，对故乡无私奉献，对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满腔热情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的确，任光椿对家乡是情意浓浓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版“时代三部曲”后，就寄给自己家乡的河溶文化站，在当时各类文艺作品匮乏的情况下，他寄来的作品如甘霖滋润了无数有理想、有追求的文学青年。1985年12月，当阳职工文学作者协会成立时，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赠送了文学书刊。1993年，当阳市政协编辑《麦城今昔》一书，他寄来了对家乡厚重历史文化感悟之深、爱之真切的散文《漫话麦城与一个美丽的梦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们或许能亲眼看到，在我的故乡，古当阳（麦城）的旧址上，能够再次矗立起一座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孙武子和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最广泛的古代英雄关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麦城；能够重新矗立起一座与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王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仲宣楼。让它同黄鹤楼、岳阳楼、浔阳楼、滕王阁等一些脍炙人口的古名楼一样媲美生辉。”最后，他无限深情地说：“故乡，我的故乡，腾飞吧，我深信在你的这一代勤劳智慧的父老兄弟们的手中，你一定会建设得更加光辉，更加美丽。”

1959年，任光椿在《湖南文学》上发表了长诗《兰香与小虎》。这是一部宣传新《婚姻法》的长诗。作品刚一发表，立即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喜爱。5月，《湖南文学》发表《关于长诗〈兰香与小虎〉座谈纪要》，对长诗作了高度评价。然而，事隔两月，风云突变：在同一刊物《湖南文学》上，开始发表批判《兰香与小虎》的文章。紧接着，上级采取了组织措施，对任光椿实施车轮战术，日夜进行批斗，时达半年之久。最后定为右倾反党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到矿山服苦役。先在郴州永兴马田煤矿劳动改造；后转到省办洪山殿煤矿修铁路、建煤仓。由于营养严重不足，任光椿患上急性肝炎，几次昏倒后被矿里的同事送回长沙治疗。愈后，仍被遣送到省委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即使在受到批判时，任光椿也依旧埋头创作。其间，他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煤城风云》的创作。不久，又以任蜎为笔名在《光明日报·哲学版》和《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孔子礼运大同思想》、《孔子·礼运·大同思想答古棣同志》、《老庄的无为而治》和《〈大学〉伦理思想浅探》等理论文章。

噩运总是追逐着那些善良而执着的人。1968年，那是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高校红卫兵成立了《煤城风云》专案组，浩浩荡荡闯进了湖南省文联机关，一时“批任”小报在群众中流传并上了墙报。省文联大院墙上贴着“在呼啸中前进，将歌颂刘少奇的黑手揪出来示众！”的大幅标语。任光椿不屈服强权上访到了北京，中央接待处给湖南驻军去信说明了情况：认为《煤城风云》是1954年创作，1959年油印，当时刘少奇为国家领导人，作品描写了他，不算问题。虽然躲过了一个小劫，迎面又来了一个大劫。1969年春节前两天，湖南省文联一位专干领着工宣队人员来到任光椿家里，勒令任光椿必须第二天离开城市，到农村接受教育改造。腊月二十九，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寒气袭人，这是典型的湖南严寒岁尾时节，任光椿却不得不带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的两个孩子和几大箱书，凄凄惶惶离开了文联大院，而此时，他的妻子因在学习班学习，还带着两个更小的孩子羁留在长沙。新春佳节，团圆的日子，留给任光椿的却是“佳节凄凉，恨无双飞翼”（任光椿自咏词）。就这样，一个即将在文学艺术界崭露头角的作家，来到湖南郴州耒阳县穷山僻壤的东湖公社东风6队当了农民。

任光椿总是遇到倒霉的事。1954年，他原工作的单位中南局撤销，他调至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兼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干事，他有心挖掘弘扬湖湘文化，于1958年组织老画家画了《潇湘八景》，结果被批评为搞封建主义。1962年在《湖南文学》上发表了《睡着的孩子》的美术作品，又被扣上了一顶鼓吹和平、忽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后来写了一个反映知识青年发明插秧机的小说《月亮湾的故事》，只因为把一个副大队长写成了对立面，也挨了批。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终于吐出了压在心中的闷气，不幸的是，任光椿又过了一个月的囹圄生活。有人检举说：任光椿评价毛主席，不该搞文化大革命。

蒙受如此的灾难，任光椿没有倒下，也没有消沉。相反更增强他“此心百炼已如铁，富贵犹如风中蝶。”（任光椿自咏词）的人生理念，更坚定他将“道德、业绩、文章书写在文学艺术的史册上”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语。为社会服务的人生价值观。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在《风云喋血待惊雷》一文这样评价任光椿：“逆境容易使人消沉。然而，任光椿却在逆境中崛起。”

晚年，任光椿在自画像旁写了一首诗：“一滴潇湘四十春，三批三斗劫后身；晚年重溺书画业，依旧诗艺一狂人。”诚哉斯言，这就是任光椿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

2005年9月4日，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罗成琰在任光椿追悼会上说：“任光椿先生既是成就卓著的文艺工作者，又是优秀的文艺生产管理者和领导者。在漫长的编辑生涯，他凭借丰厚的学养和锐敏的目光，发现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作者，为文艺湘军输送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他为整个湖南文艺的繁荣、为文艺湘军的振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盏耗尽了油的灯，他是一支燃烧完了的烛，然而他发出了熠熠光辉，将永远照亮在我们心中。”的确，任光椿不仅自己出版了很多作品，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至今仍活跃在湖南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

20世纪70年代初，在郴州耒阳县当农民的任光椿被借调到地区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工作。与省城下放的文化名人黄起衰、张永如等“笔杆子”组成宣传组的“写作班子”。宣传组长是个扛过枪、跨过江的老革命，他不管你“臭老九”不“臭老九”，有才就用。于是，任光椿的人生坐标又找回到原点。湖南郴州日报原总编、高级记者郭垂辉在《当年曾是离乱人》一文中回忆说：任光椿“先生很少出门，每当忙完工作后总是守候在那间木板房里，或是自己看书，或是接待业余作者。自从先生调入宣传组后，城区的、工厂矿山的、县里的一些业余作者经常找上门来，他们中有萧育轩、古华、唐春健、袁伯霖、陈第雄、罗宪敏、龚笃清、苏家澍、邓存键、薛豪卓、李绿森、郭英忠、萧伯崇、欧植竹、李日贤、张式成、黄子光等。先生对来访的业余作者总是满腔热忱，有带了作品来的，他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有未动笔写而只是谈构思的，他认真听，尽心出点子；有的作者对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感到茫然、困惑与苦恼，他便耐心地开导说，目前文学创作虽说是处于低潮时期，但只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不要文学，一个民族不可能不要文学，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即使在当前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不应该灰心丧气，而是更要加强学习，深入生活，磨炼笔力，做好迎接新时代文学创作高潮到来的各种准备。”任光椿在郴州这块土地上播撒着“文学”的“种子”，换来了郴州誉满全国的“小说之乡”之名的“果实”。“文革”结束后，郴州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全省全国陆续打响。后来古华的《芙蓉镇》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古华最早的处女作《杏妹》就是经任光椿之手编辑发表在《湖南文学》杂志上的。

1977年，任光椿任省群艺馆《湖南群众文艺》编辑部副主任时，从废纸篓里捡起的一篇文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夏季的一天，任光椿在废纸篓中找纸解大手，稿纸上有一篇小说叫《丁大鼻就餐》，他便顺便读了一遍，没有想到丁大鼻这个人物吸引了他。他找到阅读小说的初选编辑，认真地分析了这篇小说，认为稍作修改就是一篇较好的作品。他对这个编辑说：“对业余作者的稿子，只要稍有一点可取之处，就要给人家选上来。” 《丁大鼻就餐》经任光椿润色后很快就在《湖南群众文艺》上发表了。《丁大鼻就餐》的作者覃章显当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这篇小说是他的处女作。作品的发表给覃章显极大的鼓舞，之后，他更加勤奋创作，前几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世纪末迷案》，并加入了省作协，成了湖南为数不多的警察作家。

2006年9月21日，《郴州日报》发表了记者刘莹碧、廖晋文的文章《冯之和“乡里三部曲”》，文章记述了郴州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现为郴州市文联副主席、郴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编剧冯之的创作经历。冯之，真名冯志国。1964年，冯之下乡到了耒阳农村当知识青年，在那里，他做过会计，也担任过农村的赤脚医生。197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冯之为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部小话剧《老两口学毛选》。此时，任光椿、王明诗（著名作家康濯之妻）、于沙和朱力士等一批被划为“牛鬼蛇神”的文化名人正在耒阳文化馆改造。任光椿他们读了冯之的剧本后认为，这是个潜质很高的人。于是任光椿和朱力士来到冯之下乡的大队，鼓励冯之大胆创作。在任光椿等人的鼓励下，冯之成了专业编剧。他的轻喜剧《乡里警察》获中国戏剧艺术最高奖——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和文化部文华剧作奖、中国田汉戏剧奖一等奖，《乡里法官》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戏剧奖，《乡里大亨》在第八届中国映山红艺术节上获“优秀演出奖”。

任光椿培养了很多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他总是自制精美的贺年片寄给业余作者，鼓励业余作者“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虽然是一张小小的贺年片，但鼓起许多业余作者的创作勇气。所以，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说：“任光椿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谨慎且乐于扶持文学后人的高尚作家。”连续两届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唐浩明表示：“任光椿的‘时代三部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作品，在当时堪称历史小说的样板之作。任光椿的作品我都读过，写《曾国藩》时受它们的影响很大。”

1965年，湖南鲤鱼江电厂工人萧育轩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迎冰曲》，引起了反响，北京某大报一位记者采访他，他把一部名叫《和平友谊岛》的电影剧本拿出来让记者指教，记者匆匆看完就离开了电厂。旋及，这位记者赶到省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电影剧本《和平友谊岛》的政治问题：“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省里领导极为重视，决定派恢复工作不久的任光椿去实地调查。任光椿以了解工人队伍里创作情况的名义来到郴州，他看了萧育轩的电影剧本后，很婉转地说：“萧师傅！你那电影大作，是6年前的习作，以后就不要给别人看了吧！”第二天，任光椿赶回长沙，向领导作了汇报。他说：“《和平友谊岛》没有什么问题，即使作品有问题，也是好几年前的习作，没有发表过，连我算在内，还只有两个读者，根本谈不上社会影响。”事隔多年后，萧育轩在《狂歌纵泪壮君行》一文中写道：“不论历史时期，还是当代世界，文人整人，文人更会整文人，已成为当代文人的共识。但是也有有骨气的文人，抱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美德信条，哪怕钢刀加颈，也誓不屈膝，决不会踩着同类的尸骨，爬上登云梯。光椿先生就是这种人——一个大写的人。”

1982年，任光椿参加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后来司马辽太郎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台湾属于中国感到悲哀。”任光椿看见这篇文章后义愤填膺，立即进行驳斥。他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信史可证，早已成为定论……史载隋以前台湾就已属于中国夷州境。”最后强调：“我还要赘述上一句：中国人民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也必将有辉煌的未来，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远看，台湾同胞有中国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文化悠久的祖国，是一点儿也用不着悲哀的。”

为人正义，为事正气，这就是任光椿的禀性。他从不抱怨人家对他的过失，却为自己的过失常常自责。即使在自己的年谱中，也不掩饰自己的不足。他写道：“1957年，奉组织之命，撰写反右派文章，发表了一批左气十足，简单粗暴，不实事求是的文字；有的经报刊编者增改，更为恶劣，至今思之，犹令人汗颜，此亦余内心数十年不可磨灭之一大遗憾也。”字里行间，他把忏悔和遗憾糅在了一起。

作家的性格无不体现在作品中。任光椿在他的长篇小说《五四洪波曲》里多处强调：“流血只会带来流血，暴力只会带来暴力。以暴易暴，何能止暴？恶性循环，只不过是害苦国家、民族与人民而已。”（该书第257页）从1958年起，任光椿花了20多年功夫，研究中外历史，他既希望在历史的进程中能有一种力量革除旧制度的弊端，但又反对“暴力决定论”和“惟暴力论”。这样在1978年8 月，他就完成了写改良主义并肯定这一运动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可称得上在这一领域里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是任光椿的勇气和胆识所在。美国华人报纸《世界日报》的记者戴铭康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一篇专访中说：《戊戌喋血记》起了“为大陆的改革鸣锣吹号”的作用。文学评论家何孔周说：“作家的思想照亮了‘戊戌变法’这个陈旧的历史题材。”

任光椿就历史小说创作动机曾说过：“从谭嗣同、孙中山、黄兴、蔡锷到章太炎、鲁迅，再到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这些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行身世，深深地感动着我，推动着我。正是这种铭心的感动，才促使我不能不废寝忘食地去把这些具有真正崇高精神的前辈人物写好，为天地间留一股正气，为后辈们留一群楷模，为万千已经或将要沉沦在金钱与物欲浊流，沉沦在醉生梦死庸俗生活中的年轻子弟们留下一点清新的空气和几阵催人振作的晨钟。”2007年第4期《文学界》杂志在悼念湖南3位著名作家莫应丰、任光椿和叶蔚林的“清明专号”上，编辑前言这样评价任光椿，他“开拓了历史小说崭新领域”。

从当今崇尚“和谐社会”的角度看，任光椿的确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一个灵魂闪耀着正义光辉的编辑、学者和文艺家。

任光椿把书当作人生“唯一的钟爱”，这是一种灵魂冲撞升华的极点。他在《我爱读书》这篇散文中说：“我觉得，书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它为我们展开了无限广阔、深邃、神奇、瑰丽的又一世界，它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伴侣。”“如果我能够再活一辈子，我也仍然愿意维持我这唯一的钟爱。”这篇文章既记录了他人生的四个关键时刻，又对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是什么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说任光椿的一生，是书帮助了他、呵护了他、支撑了他、成就了他。十一二岁时，他碰上了抗日战争，国家破碎，家乡沦陷，初中是在大山深处的茅草房度过的，但民间收藏流传的书成了他别有一番风味的食粮。十六七岁时，在纸醉金迷的罪恶的大都市里，他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躲避了各种“罪恶之薮”的诱惑。刚刚开始有所“自我”发展时，又被“扫地出门”。一贫如洗的家，没有一口衣柜，却有几木箱没有烧完卖完的书，伴他熬过了无数风晨月夕、寂寞黄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活了他的心芽，他用书展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任光椿说：“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愿贡献给后辈青少年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努力工作、学习，注意锻炼身体的前提下，多读书、多读好书吧，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任光椿给业余作者讲课时，总是强调要扎扎实实“多读书，多读经典名著，陶冶和塑造自己的灵魂”。现为国家一级作家的刘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任光椿到株洲给青年文学爱好者授课后，自己单独与任光椿对话的内容。当时刘强说：“光椿老师，向你学习，你就是学者型作家。”任光椿却谦虚地笑了笑说：“我还不够，要向王蒙等作家学习。”随后又说：“做学者型作家，多读中外经典名著，以提高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层次。”任光椿把读书与创作的关系，用简练的话道出深刻内涵，能给人以豁然开朗的启示。

任光椿的国画和书法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有朋友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艺术需要有灵气。人类的艺术实践早已证明了，艺术的灵气并非来自天赋，而是主要地来自生活，来自学习、阅历所形成的素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神，就是灵气，它说明灵气是可以从多读书中得来的。”艺术灵气的诠释，还是落在“读书”两个字上。这就是任光椿的学者形象。

任光椿爱读书的习惯也影响了儿孙，他常带着孙子逛书店，要求孙子学唐诗，并耐心地作讲解，使之能融会贯通。即使给孙辈购买的书籍，他也会写上精美赠言。在给孙子任文广的一本书上，他这样写道：“儿、媳、小孙留念：珍惜家学，履行正道，做高尚的人，对人际社会有利的人。”然后工工整整签上“任光椿”三个字后，又慎重地盖上印章。一个典型的传统文化映照下的书儒，不忘记在任何情况下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

可以说任光椿对书的痴迷程度达到了极致。1993年12月25日，任光椿一家离开了30多平方米的宿舍搬进了省文联分配的一套新住房，任光椿的那些藏书也终于不再压在木箱衣柜里面了。虽然新居布置的书房只有14平方米，但他却有乐不思蜀的感觉，他说这里就是他的精神乐园。因此，他便给这小小的书房取了一个冗长而又有点古怪的斋名：双八百诗文书画室。何谓“双八百”？其实是任光椿向晚年再贾余勇的一个人生计划。第一个八百是，除已完成的长篇三部曲之外，再努力写好一百首新诗与旧体诗词，写好一百篇散文与杂文，写好一百篇中短篇小说，翻译好一百篇外国文学作品，画好一幅祖国山水画，画好一百幅历代人物画，画好一百幅鳞毛花鸟小品杂画，写好一百幅真、行、草、隶、篆字；第二个八百是精选收藏至精至美有益心灵的书八百本。

曾受他多年影响的妻子的表弟，在任光椿逝世后写了一篇文章《思念与回忆》，文章说：“光椿哥一生不喝酒不抽烟，无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就是读书。”

任光椿的妻子邱湘华接待我时，也谈到任光椿读书。邱湘华说：“我常劝他多休息，他总说，看书、写作是一种兴趣与爱好，不会劳累的。”邱湘华的话表示出的是一种无奈，隐约流露出对任光椿离去的遗憾。

任光椿为什么如此喜爱读书？他说：“在阅读中去‘神游’整个世界，去与古今中外的名人学者、作家、艺术家作心灵之交流，坐‘密室而谈心’，去探索任何你自己想获得的新的知识和你不了解的领域，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他把书的作用上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书之美赞》一文中他发出感叹：“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好的书更美好的东西。”

湖南少了一个“三湘四水文学和艺术的领头人”（林澎语），湖北当阳少了一个心系故乡的游子。任光椿走了？任光椿没有走！在结束采访时，任光椿夫人邱湘华的话吻合了我们心中的感叹：“他留给我和我后人的，不是金钱财产，而是永恒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