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与南朝士风》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杨赛。
内容简介
任昉是宋、齐、梁三朝著名的文学家、地理学家、小说家、目录学家、政治家，学问家，他对南朝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任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相信此书之出，将为南朝任昉与士风研究，树立起一座界碑。（曹旭）
本书精彩地做了以下六方面的工作：
一是，利用上海图书馆珍贵家谱文献，排比正史相关资料，考订了任昉的世系、称号及其与当时士大夫文化的关系。任昉出身清显，祖上是山东乐安郡博昌县的世族。晋东渡以后，在南兖州侨置了博昌县，即今天的扬州。任昉的母亲为闻喜县裴氏，也是山东巨族，他与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裴子野等是从中表。任昉从小就受到贵族们的赏识，有很高的声誉；
二是，以任昉本传和文章为线索，结合其他相关历史记载，采用文史互证的办法，考订了任昉的仕履；并以任昉的交游活动为线索，考订当时文人集团交往的情况，对绝交论提出新解。揭示任昉利用自己的影响，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出身低微的后进文士，这些文士对梁代的
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任昉一生的交游，促进了南北家族的融和；加强了名教与隐伦间的沟通；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推动了诗体的革新，这是很有新意的。
三是，作者考述了任昉与目录学的关系。任昉是很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他从十六岁就做了学官，开始抄录书籍，一生搜集了一万多册书籍。任昉钻研了大量目录。梁建国初期，他受命搜罗书籍，并编写了《天监五年秘阁四部书目》。指出任昉对后代书目的开创之功。
四是，对《文章缘起》的考订。任昉的《文章缘起》，总结了汉代以来文章别集和总集的编纂学成果，吸收了佛教的缘起思想，归纳了八十四种文体，并一一道出其本原。对清人认为它是伪作的四条证据，作者考察了“文章”、“缘起”、“始”的含义，并举出六条证据，说明今本《文章缘起》大抵是任昉当年所作的原貌。
五是，清理了任昉的诗系。作为齐梁诗坛一个代表性的诗人，任昉诗的显著特征是用事。根据《诗品》和《南齐书·文学传论》提供的线索，考出齐梁时期深受任昉影响的一个诗派，包括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王融、刘绘、丘迟、刘苞、刘孝绰、王僧孺等人。揭示沈约和任昉所代表的，是自宋以来五言诗革新的两种思潮，和六朝文学革新的两种趋势遥相呼应。至梁代后期，这两股思潮合二为一，终于引发了宫体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崭新革命。研究任昉诗系在今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六是，系统地探索了“任笔”。“笔”的概念，在南朝用得很广，但意义却含混不清。作者将笔放到言笔、刀笔、诗笔和文笔中加以厘辨，知道笔是指书面语言、历史与公文、诗以外的一切文字。结论是，任笔是与任诗相对的概念，它涵括了任昉作品中除诗歌以外的所有文体。任笔的叙事和说理功能很强，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使事用典形式丰富、恰当自然，行文缜密、委婉自如。任笔的风格受到傅咸、王俭的直接启发，并对北齐魏收、陈代的庾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骈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笔是由宋代过分追求对偶用典的骈文发展到陈代的徐庾体的转折点，对推动骈文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采用考论并举、文史互证的办法，以《梁书》、《南史》任昉本传为基本线索，对史志、类书、总集、别集、家谱中的相关史料进行分级和分类，先根据可信度较高的史料理出史料的先后顺序，编订出任昉年谱，然后将史料分类编排，在比较史料异同之中考订史料的真伪，纠正史料的错讹，并说明它们为什么会相同，为什么会不同。作者善于抓住任昉研究所涉及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层层开掘，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考订与严密的论证之上，令人信服。不少地方，填补了任昉研究的空白。
相信此书之出，将为南朝任昉与士风研究，树立起一座界碑。
Using the method ofjuxtaposition and mutual proof of texts, the author makes Ren Fang’s biographyin the “Liangshu” (History of theLiang Dynasty) and the “Nanshi”(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s the fundamental thread. With respect to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historical essays, encyclopaedia orreference books (leishu), generalcompilations (zongji) and separatecompilations (bieji), as well as genealogies,he develops a classification and ordering. First, basing himself on historicalmaterial of which the trustworthiness is high, he makes up a chronology in thematerials, and compiles a Chronicle of Ren Fang. Thereafter, he decides on the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rough making a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and dissimilarities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respect to the layout of thehistorical materials. He sorts out the writing errors in the historicalmaterials t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orrect themistakes in them. He also explains the causes of these similarities anddissimilarities. The author succeeds in grasping the difficulties, doubts, andessential questions that developed within the research on Ren Fang. Digging outthe material layer by layer, each conclusion is established on solidinvestigations and tight argumentations that are convincing. In many places, hefills up the existing lacks in our research of Ren Fang.
By prof. dr. Bart Dessein
Eastern Languages andCultures - Sinology Department
Faculty of Arts andPhilosophy
Gent University
Belgium
透过任昉看南朝
任昉是一扇窗，透过任昉，我们月亮般地观照到南朝士人心灵深处。
任昉的父辈，本是兖州乐安博昌的世族，随晋文帝过了长江，侨迁到南兖州扬州，从风尘漫漫的北国移居烟水葱郁的江南里。一个侨字，浓缩了北族数百年的辛酸。一个南字，装点着骨子里的辛酸。他们把内心深处的情节，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名字当中。任昉，字彦升，小字阿堆。“昉”是齐语，寄寓着北地氏族柳絮般弥漫的乡愁。“彦”是美士，寄托着南朝士子对魏晋名士风流的追慕。“堆”是南方俗字，饱含着家人对晚辈一鸣惊人的厚望。
任昉，身材修长，面容清瘦，孝友纯至，幼而好学，在长辈们的期待与期许中成长。十六岁即步入茫茫仕途，做地方官的主簿，做朝廷的见习生，做将军府的文书，上太学，考秀才，判刑狱，校典籍，在刘秉、刘景素、王俭、萧子良、萧衍等人的幕府里流转，在刘宋、萧齐、萧梁的政治漩涡里浮沉。他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南朝士人辗转错乱的车辙里。
任昉一生贫困，耕不能饱，禄不代耕，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聚书万余卷。终其一生，任昉都在聚书、抄书、编书、校书、研书。书，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书，把他和刘孺、徐勉、刘之遴、江革、张绾、殷钧、萧琛、何宪、崔慰祖、沈约、孔休源、王僧孺、吴中陆氏等众多同道聚集到一起，在充满江南意蕴的山水间，吟诗诵文，疗饥疗俗。
任昉研习了刘向、班固、挚虞、荀勖、王俭等人的书目，四部七略，烂熟于心。他受命搜集遗书，将散落的齐、梁故籍抄在秘阁，继而进行编目和整理。他在目录学上的功绩，屡屡被后人提起。
任昉在陆澄的基础上，编就《地理书》、《地记》两部书，将南朝地记搜罗完备，是南朝地记的集大成者。任昉将地方人物传记辑录起来，是杂传的专家。
任昉的《文章缘起》，是南朝三部代表性文章学著作之一。钟嵘一味品诗，刘勰精于说理，任昉热心考原。文章学是南朝士人最热心的事业。《文章缘起》就是在南朝文章学兴盛的基础上写成的。任昉总结了汉代以来编纂别集和总集的经验，吸收了佛教与经学的缘起思想，归纳了当时常见的84种文体，并一一道出其本原。他将大部分文体都推源于汉代，与那些将文体源于六经或战国的论述相比，更符合南朝文章学发展的情况，很好地体现了文章从经术中独立的总趋势。《文章缘起》在著述体例上保留了南朝文章别集命名时的原有信息，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别集提供了新线索。《文章缘起》的分类主要是从便于编纂总集的角度来考虑的，对《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文体学可分为五类：释名学、文原学、文类学、文选学、文体评论学。释名学以刘熙的《释名》为代表，文体评论学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文原学和文类学以《文章缘起》为代表。《文章缘起》的文原思想一直影响到清代。
文学史上常讲“沈诗任笔”，任昉是齐梁的大手笔，冠绝南朝。先秦的笔，是言笔。笔，只一种代言的工具。秦汉的笔，是刀笔。是非功过、生死荣辱，都维系在这刀笔里。刀笔吏，每每被公卿们唾弃。南朝的笔，是文笔，是诗笔。笔头里有文，笔头里有诗，笔头里有感情，就是大手笔。这枝笔，包含天地，融会古今。南朝士人，都看重笔。笔里头有学业、有家业，也有事业。他们借笔，超乎私利，弥合分歧，洞穿时空，把零零散散的历史，缝成一件百衲袈裟，温暖着苦难深重的黎民百姓。由刀笔到文笔，文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由文笔到诗笔，文人走到心灵的安放之所。任昉把王俭府里的辛酸写到《王文宪集序》里，把萧子良府里的沉浮写到《齐宣竟陵王行状》里，把萧衍帐下的荣辱写在一篇篇禅让文告里。他的笔，琢词自工，用事圆润，委婉周密，情与气偕。
萧统精挑细选地将任昉的笔拾掇在《文选》里，作为千百年来文人们的教材，供人去读，去思考，去模仿。甚至，它还越过了长江，越过了黄河，越过了沙漠与绿洲。北朝的士人，在谈论任昉的笔。在敦煌的《文选》写本里，就有任昉的笔。任昉笔，是文章的大宪法。历朝历代的皇帝要登基，发布第一号文件，都要参阅任昉笔。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都熟读过它。伟大散文家的笔端浸润着任昉精磨过的南朝烟水。整个中国文学，都在南朝烟水里墨色生香。
南朝，是一个诗的时代。敬神要作诗，送别要作诗，丧葬要作诗，上学要作诗，吃饭要作诗，饮酒要作诗。有释奠诗，有送别诗，有燕飨诗，有游仙诗，有挽诗，有奉和诗，还有赠答诗。把苦难与幸福、平淡与隽永、相聚与离散都酿成诗。诗是南朝士族盛宴的就餐券。南朝的诗，是案头的诗，文士的诗。南朝人品人、品棋、品书、品画，也品诗斗诗。有人说任昉早年的诗不如沈约，任昉便将一生的才情化到诗里。他的诗，善铨事理，拓体渊雅，竞须新事，词不贵奇。他的诗，与沈约一起，同居中品。沈约的诗有鲍照的逸气，讲究声韵流利。任昉化笔为诗，以笔为诗，诗中散发著理致与才气。
任昉终老新安，即今徽州的歙县，曾经到处都是他生命的遗迹。富资河的两条支流，一曰昉溪，一曰升溪，溪旁有石曰任公钓台，溪上有杠曰任公桥，溪头有岭曰昉岭，岭上有亭曰升亭，亭下有寺曰任公寺，寺外有坟曰昉坑。任昉和他的子嗣，在新安山水里诗意地栖居。
那，就让我们乘着一叶扁舟从古徽州顺江回溯，一路倾听南朝士人纵横跌宕、丧乱离合的交响。
回顾与前瞻
第一章 任昉身世考
第一节 任昉的父族
一 史书中的世系
二 家谱中的世系
第二节 任昉的母族
一 河东裴氏
二 母族与表亲
第三节 任昉的占籍
一 乐安博昌
二 世居广陵
第四节 任昉的名号
一 昉
二 彦升
三 阿堆
四 任中丞
五 任敬子
第二章 任昉仕履考
第一节 南朝士族的识鉴
一 孝友
二 好学
三 魁伟
第二节 仕刘宋
第三节 仕萧齐
第四节 仕萧梁
第三章 任昉与南朝文士集团
第一节 任昉与王俭文士集团
一 悼恩
二 怀愧
第二节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
一 行状文体的发展
二 文宣竟陵王行状
三 任昉与萧子良集团文士
第三节 任昉与萧衍文士集团
一 骑兵与记室
二 龙门游与兰台聚
三 任昉与梁初文士
四 任昉交游的意义
第四章 任昉与南朝地记
第一节 陆澄的地记
第二节 任昉的地记
第五章 任昉与南朝文献
第一节 任昉与南朝聚书之风
一 聚书风气
二 聚书方式
三 书籍整理
四 聚书成因
五 聚书与文学
第二节 任昉与南朝目录学
一 任昉与七录体目录
二 任昉与四部体目录
三 任昉与萧梁目录学
第六章 《文章缘起》与南朝文章学
第一节 《文章缘起》的真伪问题
一 《隋志》未著录问题
二 张绩续补问题
三 《太平御览》未收问题
四 洪适跋与版本问题
五 缘始不当问题
第二节 《文章缘起》与南朝文章学
一 《文章缘起》题名
二 文章
三 缘起、缘始、原始
第三节 《文章缘起》与南朝文原论
一 《文章缘起》误序
二 《文章缘起》与南朝文原论
三 《文章缘起》的著录体例
第四节 《文章缘起》与南朝文体分类
一 别集与文体
二 总集与文体
三 文章学与文体
第五节 《文章缘起》的影响
第七章 任昉之笔
第一节 南朝文笔之辨
一 文与笔
二 言笔与刀笔
三 文笔与诗笔
四 文与笔的相互影响
五 文笔之辨
第二节 任笔的体裁
一 诏、策、九锡文、玺书、教、令
二 表
三 启、议、策文、弹文
四 书、笺、序
五 哀策文、碑、墓志铭、吊文、行状
第三节 任笔的特点
一 琢词自工
二 用事圆润
三 行文婉密
四 情与气偕
第四节 任笔的影响
第八章 任昉之诗
第一节 任昉的诗型
一 赠答诗
二 闲适诗
三 咏物诗
四 送别诗
五 释奠诗
六 奉和诗
第二节 任昉的诗风
一 拓体渊雅
二 善铨事理
三 竞须新事
四 词不贵奇
第三节 任昉诗派
一 任昉诗派诗人
二 任昉诗派批评
社会影响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的士文化已经延续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不息。从时间上看，南朝处于中国士文化史的中间，是中国士文化的大转折时期。然而，学术界的关注点集中在魏晋士文化。鲁迅先生《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只论魏晋文人与文风。余英时先生的《
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于先秦，两汉，魏晋，宋元明清的士风，都有论述，而对于南朝的士，却是空白。王瑶先生《
中古文学史论》对于中古文人的生活讨论，也断限在魏晋以前，不涉及到南朝。范子烨《
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都没有涉及南朝士风。罗宗强先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是从文学思想角度而论，也没有论到到南朝的士风。南朝士风，仿佛沉寂烟雨楼台之中了，渺无踪迹。《任昉与南朝士风》2011年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南朝文学与士风的寻踪之作。
任昉（460-508）是生活在宋、齐、梁三朝的任昉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地理学家、小说家、目录学家、政治家，对南朝士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一生是南朝士文化的一个缩影。《任昉与南朝士风》广泛涉及地理、历史、文献、文学、学术、政治，艺术等领域，将史志、类书、总集、别集、碑志、家谱、经注中的南朝士族相关史料分类考察，经史子集互证，纸面文献与地下文献互证，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学互证，中西学理互证，考论并举，较宏观地反映南朝士族的生活状况。该着在材料运用上有三点经验可借鉴：一是以任昉为线索全面搜集南朝士族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将有规律性质的方面发掘出来；三是对材料中所体现的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该着对
南朝文学及士风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杨赛，男，1976年生，湖南湘阴人。2000年毕业于
湖南师范大学，获
文学学士学位，并于2003年获古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
上海师范大学，获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
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起在复旦大学文艺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访问学者，
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上海市迎世博教授专家志愿者，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理事。现为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文艺理论、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学领域的研究。曾获得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论文近60篇。
相关成果
（1） 杨赛： 《先唐文集与文体》，《国学研究》第29卷，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版。
（2） 杨赛： 《偏安的风流：南朝士风》，《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17日。
（3） 杨赛： 《南朝任昉诗派》，《中国诗歌研究》第18卷，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12年。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博士生、博士后论坛，上海大学，2011年10月22日。
（4） 杨赛：《论任昉笔》，《
郑州师范教育》2012年第1期。
（5） 杨赛： 《任昉身世考》，《郑州师范教育》2012年第2期。
（6） 杨赛：《南朝文笔之辨》，《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7） 杨赛： 《南朝文体学》，首届江南文化论坛，
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7月。
（8） 杨赛： 《任昉与南朝目录学》，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程章灿主编，《古典文献研究》2011年第14辑。
（9） 杨赛：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0）杨赛：《任昉与南朝聚书之风》，徐中玉郭豫适主编：《中国文论的方与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1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5-276页。
（11） 杨赛：《任昉与梁初文坛》，《
中国文论的方与圆》第31辑，第277-291页。
（12） 杨赛：《六朝文笔之辨》，上海市第八届社科年会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13） 杨赛：《南朝士族的识鉴》，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研讨会，
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12月。
（14） 杨赛：《论任昉诗风》，香港浸会大学
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人文中国学报》第1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4-117页。
（15） 杨赛： 《说行状》，《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11期。
（16） 杨赛： 《南朝烟水中的任昉》，《宜兴日报》2010年9月6日版。
（17） 杨赛： 《任昉仕履考》，上海市第七届社会科学年会优秀论文，《
中国的立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8页。
（18） 杨赛： 《王俭解选》，《文史知识》2009年第1期。
（19） 杨赛：《王俭与任昉的神交》，《文史知识》2009年第11期。
（20） 杨赛：《文章缘起的真伪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
（21） 杨赛：《文章缘起与南朝文章学》，《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
（22） 杨赛： 《任昉年谱》，《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3） 杨赛：《任昉研究综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
主要学术观点
任昉的身世
任昉出身清显，为山东乐安郡博昌县的世族。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任氏家谱》记载，乐安任氏以孔子弟子任不齐为第一世。汉初御史大夫广阿侯任敖，东汉有大将军、东阿侯任光。晋东渡以后，举族迁于南兖州博昌县，即今天的扬州。任昉伯父曾任遐为御史大夫，任昉父亲任遥曾任散骑常侍闲职，奉禄微薄，任昉家中十分贫困。任姓门第较高，交往对象为当年的贵族。任昉从小就受到贵族们的赏识，有很高的声誉。任昉，字彦升，小名阿堆。“昉”是齐语，暗寓了任昉是山东高门。“升”是“升”的俗语，表明了与南方俗族融合之意。“昉”和“升”都是开始的意思，穷极其源，这与任家信奉佛教有关。“彦”是美貌的男士。六朝的时候，文士们十分讲究风流倜傥，有许人都取字为“彦”。“堆”是“阜”的俗字，这里面暗寓了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典故，寄托了家人对任昉的期望。
任昉的母族为闻喜县裴氏，亦为山东巨族。裴氏高明有德行，有一次白天睡觉，她梦见有一个四角悬铃的五色采旗自天而坠，其中一个铃落入怀中，因而有以身娠。这个梦说明裴氏希望任昉长大后成为文坛盟主。任昉在品行和学识方面深受母亲影响。他与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裴子野等是从中表。任昉的仕途，部分得益于其母族的大力提携。
任昉的仕履
任昉从小孝友纯至，幼而好学，容貌甚伟被族中长辈、交好贵族所称道，16岁，任宋丹阳尹刘秉主簿，旋即转任奉朝请，举南兖州秀才第一，除征北行参军，结识江淹。17岁，拜太学博士，19岁，为王俭所赏，入王俭幕府。25岁，辟卫将军王俭丹阳尹主簿。26岁，辟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与宗夬同接魏使，以父忧去职。除父忧服，复遭母忧。31岁，除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为仪曹郎。32岁，除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39岁除齐明帝朝中书侍郎，除仪曹郎，与刘沨共掌秘阁四部。41岁，除齐废帝东昏侯中书郎。42岁为骠骑大将军晋安王宝义司徒右长史，除萧衍骠骑记室，与沈约同掌霸府文笔。43岁，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除大司马记室参军，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掌著作郎。44岁，除御史中丞，出为义兴太守。45岁，重除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除御史中丞，秘书监。47岁，除御史中丞，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48岁至49岁，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
任昉与王俭文士集团
任昉之父任遥长期在王俭府任幕僚。任昉“尝以笔札见知”，王俭十分赏识任昉的文章：“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他自己写了文章，请任昉指正。任昉更改了几个，王俭拍着茶几赞叹道：“后世谁知子定吾文!”[1]齐武帝永明元年（483），王俭重掌选部，进号卫军将军，将任昉提拔为丹阳尹主簿。任昉与王俭府的文士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在王俭府上结识了萧琛、何宪、谢朓、萧衍等人，与刘沨共同执掌秘阁四部书。任昉还从王俭那里习得了诸多学问。王俭为宋、齐儒宗，著述颇丰，对《尚书》、礼、《春秋》、《孝经》、谱谍、目录学等都有研究。[2]在这些学问中，任昉最受益是目录之学。王俭撰有《今书七志》。[3]王俭失势后，任昉和其门下大部分文士一起转投到萧子良门下。齐武帝永明七年（489），王俭薨，当时尚正在家中守服的任昉，拾掇王俭一生的遗文，编成《齐太尉王俭集》六十卷[4]，并持笔为该集作序。在序文中，任昉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王俭的悼恩与愧疚之情。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
任昉与萧子良同年，与萧子良是从表亲。有间接证据表明，他们应该在12岁前就已经结识。建元元年(479)，任昉被萧子良辟为记室参军正式入幕。建武元年（494），萧子良薨，任昉撰写了《文宣竟陵王行状》，评价萧子良忠孝两全，救济贫困，乐善好施，广泛涉及礼学、易学、乐学、诗学和文献学，知识渊博，广泛涉及礼学、易学、乐学、诗学和文献学，知识渊博，政绩良好，西坻环境优美，所招士既有皇室成员，又有一般文人，包容性很强。《文宣竟陵王行状》所述与萧子良生平基本相符，所评代表了当时士林的普遍意见，应该作为我们评价萧子良的主要依据。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在当时诸藩王中皆为翘楚，深孚众望。萧子良在身边聚集了大批文士。任昉与萧子良文集团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均有交往。萧子良文士集团解体后，旗下士子，王亮一派成为宦官势力的帮闲，任昉、王僧孺一派依然保持了清流本色。萧梁建国后，以任昉为中兴的新兴文士集团继承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清流之风，对整个南朝的政治、文学、文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任昉与萧衍文士集团
任昉与萧衍本是王俭府上的旧交。后来又同到竟陵王府任职。萧衍得势后，原萧子良文士帐下的失意文人都逐渐集聚集起来，成为萧衍篡齐的支柱力量。萧衍登上大位后，自然对这些人十分倚重，除吏部侍郎的任昉乐于提携人才，实际上是梁初萧衍文士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梁书·任昉传》：“时人慕之，号曰任君，言如汉之三君也。”刘孝标《广绝交论》描述了任昉交流的盛况：“（任昉）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轊，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奥隅，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盼增其倍价，翦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南史·陆倕传》：“梁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昉友，为感知己赋以赠昉，昉因此名以报之。及昉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燕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梁书·任昉传》：“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5]今可考者有：到溉、到洽、张率、刘孝绰、司马褧、刘显、刘之遴、刘杳、谢举、周兴嗣、王籍、臧严、伏挺、伏暅、陆厥、殷钧、殷芸、刘苞、吴均等。昉在梁初的交游，更是发扬了这个的传统，其意义有三。其一、任昉一系将王俭这一思想带到了萧子良文学集团和萧衍文学集团中间，士人精神终于转化为最高意志，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其二、提携了大批寒门士子进入仕途。其三、任昉所提拔的这些年轻文士，一洗齐末吏治昏乱之风，给梁初的政坛带来清正廉明的风气，获得好评。
任昉与南朝士人的交游风气
作为齐梁文士交游的典型代表，任昉受到时人的褒贬。刘孝标甚至还为此写了一篇十分出名的《广绝交论》。任昉一生的交游，至少产生了以下效果：其一，促进了南北家族的融和；其二，加强了名教与隐伦间的沟通；其三，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其四，推动了诗体的革新。
任昉与南朝目录学
任昉为梁代聚书大家，与沈约、王僧孺齐名。《梁书·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6]任昉从十六岁就做了学官，开始抄录书籍，直到他死在新安任上，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搜集了一万多册书籍。任昉又研习刘向、班固、挚虞、荀勖诸人书目，与王俭、王亮、谢谢等人颇有交往，对于齐梁藏在秘阁的书籍尽都渔猎。在霸府初开之时，秘阁篇卷淆乱之际，任昉奉梁武帝之命令，广征天下坟典，用四部的方法编目校理，写出《天监六年秘阁四部书目》，其后殷钧《梁天监六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祖暅《术数书目录》、《华林园释典书目录》，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刘杳《古今四部书目》等书目都是在任昉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任昉与南朝地记
任昉将王俭《七志·图籍志》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土地部》中所录的地理书目与吴郡陆澄的地理书搜罗起来，整理为《地理书》、《地记》[7]，集汉、晋、宋、齐，南方与北方地理学之大成。现多佚，历来学者都难考其详，清人王漠所集《
汉唐地理书钞》辑成一卷。
任昉与南朝文章学
任昉的《文章缘起》条列了八十四种文体的渊源。该书在陈代有人续写，唐代有人补辑，自宋代起就有刻本流传，明代陈懋仁为之作注并续写，清代方熊作了补注。至今尚存四个版本系统共十五种刻本，被四库全书收印了两遍。《文选》的文体归类，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宋人严羽写《沧浪诗话》，诗体部分沿用自该书。《文章始》的出现，标志着在齐梁时代，文章兴盛，文章总集别集发达，文章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任昉刻意将其摆到了与经学、史学、佛学同等的高度。从理论上讲，文章就不应该原始到经术上去了。
任昉诗风
任诗现存23首，根据诗型来分，有赠答诗8首、闲适诗4首、咏物诗3首、送别诗3首、释奠诗1首和奉和诗2首等，另有《柏梁台联句》、《厉吏人讲学诗》各1首。钟嵘论任昉诗风特点有四：一曰拓体渊雅，二曰善铨事理，三曰竞须新事，四曰词不贵奇。拓体渊雅，是指文体和正，声调雅致，这要以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儒学修养作为基础。钟嵘说任昉孝友淳厚、品德高尚、垂范士林、有国士之风，称赞其人品的同时，也肯定其文风。善铨事理，是指文章必须与事理相合，前后贯通。它本是对历史散文、政论散文的要求，后又应用到连珠、七体等韵文。任昉将这种写作方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促进了南朝诗歌的“笔化”与“文化”。指事是五言诗发展的必由之路。建安诗人，已经开指事之风。晋宋以来，指事之风愈盛，以傅咸、应璩为代表。刘宋朝后，喜用指事的诗人有颜延之、谢灵运、谢庄、刘骏等人。任昉作诗喜引新典故，不论外家内家、正史别史。渊雅出于儒家，直致出于道家。渊雅的诗风，从指事中出；奇格的诗风，自直致中来。钟嵘说任昉诗“词不贵奇”、“诗不得奇”，是批评其遣词立意过于平实，这正是由善铨事理、竞须新事有写作方法导致的。齐梁诗坛的任昉诗派受到当时的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贬斥，到齐梁一代，则有任昉诗派，我们以批评家与史学家的评论为线索，考出其成员有：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王融、刘绘、丘迟、刘苞、刘孝绰、王僧孺等。
论任昉笔
任笔现存赋2篇、诏10篇、策2篇、玺书1篇、册1篇、令4篇、教1篇、表12篇、奏请1篇、弹文4篇、启5篇、笺3篇、书5篇、策文1篇、序2篇、议1篇、哀策1篇、碑1篇、墓铭2篇、行状2篇、吊文1篇，共21种体裁61篇作品任昉笔长，是南朝文论家的通共识。《南史·任昉传》载：“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陆倕《感知己赋赠任昉》：“轸工迟于长卿，逾巧速于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坚，何论孔璋而与公干。”[3]刘孝标《广绝交论》：“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萧绎《金楼子·立言》说：“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梁书·文学传序》：“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南史·沈约传》：“时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萧纲《与湘东王书》说：“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任笔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被大量选入《文选》中，形成了所谓的任昉现象。任昉少年时期以善写文章受到长辈的称许，青年时期又以笔札受到王俭的看重，齐梁之际，主掌萧衍霸府文笔，创作了大量禅代文章。任昉之笔，用词工巧骈丽，用典圆润，委婉周密，情与气偕。任昉以笔著称于世，笔是任昉的代表文体，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跋
研究背景
终于到了写跋的时候。跋就是跋山涉水，快要到目的地，不必再一本正经，可以松松衣带，把一路上的闲话、闲情都拿出来，当风扬其灰。跋里往往别有一番风景在。升之师说：跋记是论文的点睛之笔。看来，不“飞扬跋扈”一番，还真对不起这一路上的风尘。
投考博士之前，我就给升之师寄了一份行卷，说我想作一篇文体学的博士论文。那时候，我看过一些文体学方面的论文，但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什么是文体学，要怎样做文体学研究。我只是觉得，那么多人在作家、作品的圈子里打转，难道就不能换一种做法？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我把历年古代文学的博士论文都浏览了一下，还是找不到突破点。只得把艺苑一类的丛书搬出来读。翻开一看，最先三本：一本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本是钟嵘的《诗品》，一本是任昉的《文章缘起》。前两本书，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只有任昉的《文章缘起》,一时还无人问津。我推想了一下原因，一是《文章缘起》太单薄了，写不出什么大文章，二是《文章缘起》曾被四库馆臣说成是伪书，近两百年来还没有人翻过案。
那我就从四库馆臣的结论开始做起。读了一些书，找了一些材料，总觉得他们的说法理由不是很充分。顺着四库馆臣的线索去找，找来找去，发现他们的证据都是靠不住的。我就想知道任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又去翻看近年发表的两篇专论任昉的文章，依旧也没有解开我心中的一些迷惑。只好拿任昉的传记来读。读来读去，就想起升之师对我说，做学问要按杨明照先生的方法。杨明照先生曾两次作过刘勰传笺注，为何不照杨先生的方法来作一个任昉传笺注呢？没想到，这一做就是半年，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要将任昉的一生行事和文章都得弄清楚，任昉身边发生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也得弄清楚，任昉的诗、任昉的笔也得很清楚。我又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去探索这些问题，任昉笺注做出来了，副产品便是任昉年谱。但现在的博士论文没有笺注这种体例，于是拆散开来，就成了任昉身世考、任昉仕履考、任昉与南朝文士集团、任昉与南朝地记，任昉与南朝文献学等5章。
弄楚了这些问题，我知道了任昉写《文章缘起》的背景，就开始写《论文章缘起》了。首先要解决的,是《文章缘起》的真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答以下五个问题：《隋志》为何没有著录？张绩怎样续补？《太平御览》何以为收？洪适跋从何而来？缘始为何不当？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四库馆臣的意见也就要存疑了。
第二步，我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在南朝出现这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与整个南朝的文学有何关系？释名以章义，我通过考察《文章缘起》的书名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从两条体例入手，来研究六朝文章学的情况，再从编纂学的角度来阐述任昉的文体分类问题。这样一来，我对文体学的发生、文体学内的分类等问题都有了一些调查和思考。任昉认为文体源于秦汉，是有文章集作为依据的，《文章缘起》是一部指导文章集编纂的纲要，不仅对刘勰和萧统的文原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代文原说也有开创之功。我们完全可以说，任昉是文体文原学的开拓者。
接下来，是讨论任昉的笔与诗。任昉笔在南朝广受赞誉，任昉诗却饱受批评。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文笔之辨，这个争论与任昉的几条材料密切相关。从言笔之分到刀笔之贬，再到诗笑与大手笔，笔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要。任昉笔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以琢词自工、用事圆润、委婉周密、情与气偕而受到时人的肯定。任昉诗歌尽管拓体渊雅、善铨事理，但由于竞须新事、词不贵奇而受到当时的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贬斥。任昉诗派诗人也因此不显。
沈玉成先生说，南北朝文学史，不像某些领域一样有什么“珍密材料”和忽然冒出来的“重要文物”，所能见到的都是人所常见之书。卞孝萱先生说，做六朝文学研究，难就难在找新材料，主张在材料的基础上走一步。陈尚君先生说，这个时期还有大量史料藏在家谱、地方志中有待挖掘。我作《任昉身世考》，新材料都是从《任氏族谱》中找到的，家谱中的世系，比起史书中的世系来，要准确得多、丰富得多。其实，旧材料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成为新材料，也能说明问题。我们得顺着某一线索去广泛搜集，尽量搜得细一点，搜得全面一点，再把这些材料按问题归类，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然后再去想它们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会相同。逐字逐句地去理解原文，一层一层地拔开字里行间的迷雾。有些地方难免证据不足，就要进行合情合理地推测，在没字的地方找字，把事实还原出来。古人在写书的时候，都一个字一个字地炼过的。我们今天读书，就要一个字个一字地拆开来读。我读《任昉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读的。任昉的姓字、仕宦、学识都与南朝的士风息息相关，任昉的诗与笔，也与《诗品》、《文心雕龙》、《文选》关系密切。把千丝万缕的关系理清楚，找出规律，论证这个规律。能拆得开，又能合得拢，旧材料就变成了新材料——纳米材料。它有很强的可塑性，能组装在论文的各个部位，起到各种奇妙的作用。做研究，其实是在做材料活，做工匠活。搜得各种各样的材料，知道了材料的特性，多花一点工夫裁定它，放到合适的地方，做出精致的成品，然后就搬到展览会上去展览。这是升之师启发我的。他的《诗品》三书，做工精巧，款式考究，用的都是古红木，搬到汉字文化圈展览会上，反响很好。我想着把《任昉与南朝士风》及其系列研究也扛到国际展览会上去。
材料之外，就是方法了。老实说，我并不认为时下流行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法对中古文学的研究会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东拉西扯的报章式引用，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曹道衡先生的治学方法始终是管用的：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结论。材料掌握得越绵密，得出来的结论就越准确。如果研究者能对中国文化做些亲身体验与调查，那就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理解之同情”了。
方法之外，还有视野。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随着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学正在成为全球的显学，中国经验也成为全球经验。中国文学研究要在国际展览会上出彩，应当要参与五种对话。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和技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期待，同时，又不要失去自己的内涵和深度，这就需要古今对话。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较早地、较持久地参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贵借鉴，这就需要在汉字文化圈内进行对话。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文化的全球化交流与共享已是必然，这就需要我们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对话。文化研究要具备较好的交流品格，不能再拘守于象牙塔，必然要和一定的物质和制度相结合，因此，意识形态研究与物质产品开发、制度体系制订之间的对话也成为必然。无论是工科、理科、医科、农科还是文科，研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揭示一个规律。工科、理科、医科、农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统计、图表、实验等方法，对文科研究也同样适用，同时，文科注重想象与情感、生命体验与文字张力，对其他学科也有启示意义。文科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的跨学科对话，是拓宽研究思路的绝好方式。做文史研究的人，都讲究文史互证。有文学的史料，有史学的史料。前者是限知的，后者是全知的。将作家的生平、作品以及相关批评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间，比较容易把握。诚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知，但完全可以将尽量多的限知联系起来，接近于全知。闭区间内的规律研究得越透彻，就越接近开区间中的普遍规律。我把自己对做学问的认识总结为16个字，叫做：极目天下，搜炼古今；学穷书府，思极人文。
跋到最后，是感谢。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曹升之老师：谢谢您要我写毛笔字，要我背诗写诗，要我练普通话，要我学唱歌；谢谢您要我照着大家的气势和格局来写字、写诗、做人、做事、作论文；谢谢您一直指引我、期待我做一个有学究气、有才子气、有文人气的文人，做一个研究专门之学的学人，做一个能翻译、能写作、能研究、能出全集的通人。我要感谢我的师母陈启纯老师：三年前，要不是您将我的考博行卷转寄给远在台湾的升之师，我恐怕要失去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
我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诸位先生们：王水照先生、黄霖先生、骆玉明先生、杨明先生、刘永翔先生、萧华荣先生、胡晓明先生、黄宝华先生等，还有两位通讯评委：夏锦乾先生、高克勤先生，谢谢你们给我的论文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要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郭建勋老师：谢谢您的严厉与宽容，谢谢您的批评与赞美。我要感谢沪上的蒋凡老师、汪涌豪老师、朱立元老师、黄仁生先生，湘中的王毅老师、陈戍国老师、蔡镇楚老师、李生龙老师、陈松青老师、王健老师、赵晓岚先生，澳门的邓国光先生：诸位有的不计名利地为了提供了许多指导，有的虽未曾谋面，却对我大加鼓励。我要感谢台湾大学的张蓓蓓教授：谢谢您把大作寄给我。我要感谢李申教授：谢谢您对我哲学方面的小文字做了指导。
我要感谢吉定学长、邱美琼学长，还有那些同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讨论的学长们，我从你们的身上受益良多。我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戴建国博士等十二分尽职尽责的馆员们。
我要感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谢谢你们给刚刚起步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宝贵的资助，让我们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仍能投身于学术事业。
我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先生、李保民先生和黄亚卓先生，谢谢你们对青年学人的扶持，为这本小书的出版提供了指导与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要感谢
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和同事，谢谢你们给青年教师创造了宽松的科研环境。我要感谢这本书的读者，谢谢你们抽出时间，与我一同分享十多年来我读书、思考所得，书中肯定有不少错讹之处，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谢谢你们一直都相信我，期待我，祝福我，生怕麻烦我。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谢谢你坚守在我的身边，怀着光荣与梦想，一直那么坚韧和坚强。当然，还有我们那可爱的儿子：拙着草成的时候，你尚在孕育中。拙着脱稿，你已经过了四周岁。每当我在
经史子集里苦苦考索的时候，你总是不请自来，跑到我的书桌前，报告你又在动画片里发现了捣蛋鬼狐狸的踪迹。
杨赛
2010年8月18日修订于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