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1891年―1949年4月11日），原名纬坤，河南新蔡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早年与李大钊拜于白雅雨门下。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活动。1913年与孙炳文结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到延安，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派到四川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后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图书馆工作。同年冬回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1949年4月11日在天津逝世。

任锐，1891年出生于河南新蔡，16岁入河南女子师范读书，3年后转北京女子师范学习。1911年加入同盟会，往来京津之间，运输炸弹，参加了攻打天津署衙门的战斗。她经常装扮成达官显贵的“闺秀”，带着外表华丽、内装炸弹的箱子，昂然坐上黄包车，来往于大街小巷。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任锐退出同盟会返校读书。当时，校长关鼎昌以任锐曾参加革命，丧失了妇女“道德”，表示轻视。同时，因他的昏庸使整个学校陷于不良状态。任锐为了自己和同学们的前途，联合其他同学向教育部控告吴鼎昌。教育部与吴鼎昌臭味相投，仇视革命，以“学生嚣张之风不可长”的罪名，将任锐等7名学生开除出校。教育部的决定，引起舆论界的愤慨，各报纷纷揭露吴鼎昌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吴鼎昌被迫辞职。学校恢复了任锐的学籍，但由于经济困难，她无力再进校读书了。

1913年春，任锐与孙炳文结婚。当时形势紧张，袁世凯到处捕杀革命党人。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回到了孙炳文的家乡——四川省南溪县。

1916年，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孙炳文与朱德结成莫逆之交。

1922年9月，朱德、孙炳文结伴出国留学。任锐坚决支持丈夫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在北京，一面抚养子女、一面继续学习。1922年11月，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孙炳文回国。经孙炳文介绍任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任锐参加了北平青年抗议北洋军伐段祺瑞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在和反动军警搏斗时受伤。同年6月，北伐开始，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任锐也到了广州，任孙炳文的秘书。

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4月中旬，孙炳文在上海遇难。任锐强忍悲痛，逃到武汉，挥泪写文，痛斥蒋介石的罪行。她亲自将文章印成传单，到街头散发。

大革命失败后，任锐和中共失掉了联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回到南溪县，劣绅忌恨她，告她搞暴动，要逮捕她。为了抚孤成人，她带着子女至安徽，任浮山中学图书馆主任。不久，有人以安排“共党家属”攻击董事长，任锐被迫去上海。她在上海贫病交加，几陷绝境。1930年，由邓演达资助，先在上海办起了明清小学，后在北京办起了北辰中学。

1934年，重返上海找到党组织。次年春任党组织的“外围交通”。后因负责人被捕叛变，任锐又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1936年返回新蔡任教，屡受国民党县党部的迫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锐在郑州组织妇女救护队。后加入郑州各界抗敌后援会，任慰劳队长。年底，考入山西民大学习，始与朱德取得联系。1938年2月，经朱德介绍到延安。到延安以后，任锐和女儿孙维世同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由于任锐年龄大，同学们亲切地称她为“妈妈同志”。毛主席在给她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

1939年9月，任锐被分配到壁山儿童保育院工作。是年冬，又调重庆办事处搞图书馆工作。

1941年初，因形势紧张，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又把她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

1943年，在大生产运动中，任锐和青年们一齐开荒种地，喂猪纺线，组织上照顾她年老体弱，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她用这些钱买来白糖和鸡蛋，分给有吃奶孩子的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同志。她自己的生活艰苦朴素，衣服补了又补，把发给她的新衣服送给前线的同志。

1945年秋，任锐的三儿子孙名世由前线归来探望老母，组织上打算把名世留下来照顾她，她又毅然把儿子送回前线。

1949年4月11日，任锐在天津病逝，安葬于北京香山公墓。墓碑上隽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任锐同志之墓。”

任锐15岁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在北京女师学习期间，正值孙中山倡导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任锐积极拥护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喜欢阅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及其它进步刊物，深受其影响。1911年，任锐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简称京津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活动中，结识了北京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学生孙炳文等，深受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不久，任芝铭从奉天昌图入关天津，适逢彭家珍、黄复生、孙炳文等人组织革命党人暗杀团，遂命任锐加入。她在这一活动中，担任保藏和运输炸药的任务。为了防止敌人的搜查，她经常扮装成豪门闺秀，携带着装有炸药的皮箱来往于京津间，并参加了攻击天津督署门卫和刺杀杨一德的活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惨遭镇压，孙炳文等人组织的革命党人暗杀团相继败露。任锐回校学习，因参加了革命活动，遭到校长吴鼎昌的迫害。为申张正义，倡导新思想，抨击旧礼教，她联合进步同学与校长吴鼎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向教育部控告校长迫害学生的罪行。教育部不仅不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反以“嚣张之风不可长”为由，指令学校开除了任锐等7名学生。一时引起社会公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被迫下台。

1912年夏，孙炳文担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任锐等3位女同志应邀担任妇女版的编辑工作，积极宣传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强调妇女在改革社会中的作用，在当时的反封建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13年春，经邹吉庵介绍，任锐和孙炳文在北京叙馆结婚。不久，“铁血团”暗杀袁世凯败露，孙炳文是缉捕的对象之一。为避开反动势力的追捕，在同学胡金祖的资助下，任锐夫妇离京返回孙炳文的家乡四川南溪。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军舰两艘进驻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奋起还击。日本帝国主义便以此为借口，联合英、美、法等国于3月l 3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谍，无理要求国民军停止津沽之间的军事行动，撤销防务，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前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的任锐，怀着身孕参加集会和游行。当爱国群众结队游行示威，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政府下令卫队向徒手请愿的群众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砍杀追打革命群众，刘和珍等47名爱国群众当场牺牲，150多人受伤，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任锐在这场与荷枪实弹的敌人搏斗中，被手持铁棍的卫队打倒，腹部受重伤，血染北京街头，仍然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为祖国尊严不怕流血牺牲的铮铮铁骨。 “三·一八”惨案后，孙炳文去北京接任锐及子女宁世、维世、名世到广州。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任锐尽力协助孙炳文工作。

任锐在山西临汾民大学习时，于1938年2月，收到了在山西抗日前线戎马倥偬的朱总司令来函，介绍任锐到延安抗大学习。是年秋，她的六妹任均也由父亲任芝铭亲自送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合家抗日战士欢聚一堂。

任锐到达延安时，女儿维世已在那里学习。母女同窗，分砚裁诗，一时传为佳话。在学员中，任锐的年龄最大，有较深的阅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学习和生活中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起模范带头作用，她语重心长地说： “过去那有这样好的条件呀！看一本马列主义的书要克服多少困难，一不小心被发现就要坐牢。现在党给了这样好的条件，可要认真学习啊！”任锐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亲身体会，生动地在小组会上发言，很受大家欢迎。因为她是革命队伍里一位老同志，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维世喊妈妈，其他学员也都亲切地喊“妈妈同志”。延水河滨，宝塔山下，人人都知道有个年龄虽大，斗志弥坚的“妈妈同志”。连毛主席在给任锐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周恩来副主席，在赠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后面写着： “代送给任锐同志妈妈。”

1938年5月，任锐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经李士扬、吕英（均是抗大指导员）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锐从马列学院毕业后，组织分配她到四川壁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那里有500多个孩子，都是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抢救出来的。任锐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视孤儿们如亲生儿女，从学习到生活无不关怀备至，孤儿们被分成若干中队，其中有病的孩子编在一起，任锐特别关心病队中的孩子，她亲自照顾他们大小便，送水给他们服药。为浸孩子们尽快恢复健康，他用自己的生活津贴费买来白糖等营养品分给孩子们。她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讲抗日救国道理，讲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让孩子们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让革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扎根，后来这些孤儿中有不少人走向革命道路。

任锐同志的—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在腥风血雨的逆境中，不改忠贞之志，生死存亡关头，不失报国之心，表现了一位女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1950年4月11日， 《人民日报》在纪念任锐逝世周年特刊上， 刊登了中共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老人写的《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作》三首诗：“五十年来变故多， 人生甘苦味如何？ 夫死毒谋儿战殁， 身逢胜利染沉疴。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即今此事初如愿，况复芝兰秀有春。革命儿童爱不赊，群呼孙母老妈妈。慈祥恺悌流风远，春日坟前共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