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观淇(1886一1952) 原名冠球，字庸伯，番禺江高人。两广高等学堂肄业，广东将弁学堂第3期及北京陆军大学第1期毕业。历任清广东新军管带，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第三科上校科长，陆军大学教官及南苑航空教练所督察。1917年任广东军政府军警督察处少将总参议。1921年任大本营参军处参军。1922年6月任粤军第3师参谋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少将参议。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及第八路军总部办公厅中将主任、总参谋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筹赈处长、代理省政府主席，兼任广东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席及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所所长。1931年任第1集团第2军及广东中区绥靖公署顾问。后辞军职，任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席，返乡创办农村合作社。

伍观淇，字庸伯，曾用名冠球，1886年生于广东番禺县南浦村（今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南浦村）。伍观淇6岁入私塾读书，16岁考入两广高等学堂（今广雅中学的前身）。后因涉嫌反清的学潮，被校方除名。稍后，伍考入广州将弁学堂，又以优等毕业生资格被委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任职3年后，于1909年秋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更名为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三载有余。其后他对年轻时信奉的“强兵救国”理论产生动摇，决定辞去教官职务，专心读书，从1916年秋至1921年夏，他先后涉猎了佛学、道学、洋教、马列主义等书籍，最后专攻儒学，视之为立身之本。

1912年仲夏，伍观淇携眷回到广东。应粤军长官叶举之邀出任军警督察处总参议，后来看到陈炯明正一步步走上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道路，便辞职回到南浦村。他在乡间致力于帮助地方平息械斗、肃清匪盗。还在高塘办起一间民团养成所，训练一支乡民自己的武装队伍，以对付持枪的匪盗。并在南浦村办起第一间小学——慎修学校。

1926年，国民政府决定挥师北伐。留守广东的总参谋长李济深亲临南浦村，邀伍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少将总参议。翌年，李济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推荐伍观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并兼任全省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在李济深离粤入京期间，伍曾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

1929年广东省政府改组，伍观淇退出政坛。1936年，黄慕松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诚邀伍观淇复出。伍观淇出任新成立的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番禺鱼窝头、细沥、 尾等地创办农村合作社，试图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抗战初期，伍观淇受命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率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三水等地区的民众武装工作。广州沦陷后，这支民众武装奉令改编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伍观淇任纵队司令。广州沦陷当日，伍观淇立即从广州奔回禺北，召集一批青壮年扛起枪杆，与侵略者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

1938年10月23日，即广州沦陷第3天，气焰嚣张的日军占领了广州城外的石井圩，企图渡过流溪河向北进犯。伍观淇指挥游击队沿流溪河北岸布防，顽强抗击日军，战斗持续了11天。史称“江高之战”。此役击沉日军橡皮艇30多艘，击伤飞机1架，消灭日军200余人。游击队有61名队员为国捐躯，38名队员负伤。继江高之战后，伍观淇部还在赤坭、白坭、良田、鱼窝头、清远等地与日军打仗。这支抗日游击队还派出别动队深入敌后惩治汉奸、扰敌运输线、破坏电话通讯。从江高之战到抗战胜利的7年间，伍观淇率领他的游击队转战广东各地，与日、伪军展开大小游击战三、四百次，除歼敌外，还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及军马，俘掳敌官兵30余人。抗战结束，伍观淇热心乡梓之初衷不改，仅接受番禺县临时议会参议长及番禺县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职。在任期间禁赌、禁鸦片、兴办教育，热心乡治，深得百姓拥戴。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翌年冬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进北京。伍观淇到北京后，暂寓李济深家中。这段期间，其应梁漱溟、黄良庸诸友请求，系统介绍《大学》《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畅谈个人读书心得。后梁漱溟编纂出版的《大学礼记篇伍严两家学说》中关于伍氏的部分，就是根据几位友人当时的笔记整理而成的。1952年冬，伍观淇因胃病恶化，引起全身功能衰竭而谢世，葬于北京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