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寺出自《长安志》卷第十。《长安志》卷第十，于金城坊中前后两次出现“西南隅”。其一是：“西南隅匤道府即汉思园”。另一是：“西南隅会昌寺”。在该书中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事例。究竟西南隅是汉思后园抑或是会昌寺？要么两者同处西南隅，一东一西，或一南一北；要么，两者之中必有一误。现存记述唐两京坊里最早的是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该书残第三卷金城坊西南隅仅记载会昌寺。那么《长安志》中西南隅的汉思后园根据从何而来呢？汉思后园是汉孝武帝卫皇后的陵园。

卫皇后字子夫，是西汉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曾为平阳公主的歌女，汉武帝纳入宫，不久立为皇后，生三女一子，子即戾太子刘据。因刘据遭巫蛊之祸，卫皇后调动了车马兵器卫队支持太子起兵诛杀江充，而被武帝没收玺绶，皇后自杀，葬于长安城南五里的桐柏亭附近。汉宣帝即位后，将其曾祖母卫皇后改葬于长安城覆盎门外南北大道之东。覆盎门又称杜门，杜门南直对古杜城，故又称杜门外大道东，追卫皇后为“思后”，其陵墓称“思后园”。又“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也许因为卫子夫年轻时为歌女，所以又迁徙了“倡优杂伎千人”于陵园，“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文选》卷十潘安仁《西征赋》）。思后园因迁倡优杂伎千人，故又称“千人聚”（《水经注》卷十九，误以为戾园。以倡优千人乐思后园庙，故亦曰“千乡”）。思后园在汉长安城杜门外大道以东。唐颜师古注《汉书》“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汉书•外戚传》上）。由此看来《长安志》将思后园置于金城坊西南隅是错误的，应为金城坊西北隅。

思后园在金城坊的西北隅。金城坊西南隅就应该是会昌寺了。《两京新记》所记应该是无误的。其实唐武德元年（618年）于金城坊建造的会昌寺，原本是隋海陵王贺若谊的宅第，也不在金城坊西南隅。《法苑珠林》卷四六“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熲之玄孙。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参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城内逢两骑马逐后。既出城已，渐近逼之。出城门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语骑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门，勿令此人入寺，恐难捉得。此人依语，驰走守门。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复至西街金城坊。南门道西，有会昌寺。复加四马骑，更语前二乘马人云：急守会昌寺门，此人依语，走捉寺门。法眼怕，急便语乘马人云：汝是何人？敦逼于我。乘马人云：王遣我来取汝。法眼语云：何王遣来？乘马人云：阎罗王遣来。法眼既闻阎罗王使来，审知是鬼。”唐•道宣《集神州塔寺感通录》（宋碛砂藏经464册）中所记一则高表仁之孙乘马从顺义门出遇鬼追赶与此应是一件事，记述略有不同。

高法眼行经与追赶高法眼者，沿途城门、坊里、道路、寺院与唐长安城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同。高法眼去中台参选，中台就是尚书省，唐龙朔二年及长安初皆称尚书省为中台。唐尚书省在今西安市西大街以此钟楼至北广济街之间，顺义门即唐皇城西门，今西安城西门。出顺义门西道北是颁正坊，颁正坊南门之东是唐贞观五年（631年）太子承乾所立的普光寺，后改为中兴寺，又改龙兴寺。再向西道北是金城坊，金城坊南门道西是唐武德元年（618年）所立会昌寺。会昌寺不在金城坊西南隅。因此，唐•韦述《两京新记》所记会昌寺在金城坊的西南隅误。

唐代传奇小说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宣室志》及宗教著述等记载了许多仙鬼灵怪的奇异故事，杂有宗教迷信的神鬼妖怪，但所记长安城内坊市、街道、寺观、达官贵人宅第等都是写实的。这是研究唐长安风貌极其宝贵的史料，其中不仅保存了许多历史异闻和民间传说，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这些传奇故事大多有头有尾，结构完整，情节委婉曲折，语言明快，有很高的艺术价值。